加文·弗朗西斯是苏格兰一位全科医生，他在《人体历险记》中把人体从头写到了脚。全书18章依次写了大脑、头部（眼睛、面部、内耳）、胸部（肺、心脏、乳房）、上肢、腹部（肾、肝、肠）、骨盆、下肢(臀部、脚和脚趾)。这本书既能满足我们头脑的好奇，又能让人在感情上受到触动。
弗朗西斯在叙述中结合了大量的医学史和文学着作。在介绍肺部时，他说：“如果张开嘴往手上吹气，你会感觉呼出的气温暖、潮湿。如果你撅起嘴唇再吹气，呼出的气会觉得有些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这是因为人的灵魂主要附着在嘴唇上，毕竟那里是呼吸进出身体的地方。只要改变口型，呼吸的温度会发生变化，这证明了灵魂的活力。但真相是：撅起嘴唇使空气受到压缩，重新膨胀起来的空气会从你的手上吸热，所以会感觉有些凉。”
他认为，视觉在诸感官中比较特殊，“我们可以品尝到我们口中的东西，摸到够得着的东西，闻到几百米内的气味，听到几十英里范围内的声音。但只有通过视觉我们才能接通日月星辰。”
确认病人是否死亡时，只需记住三个任务：用手电筒照眼睛，看瞳孔受到光的刺激后是否收缩，检查颈动脉，看能否感觉到跳动，把听诊器放在胸部听是否还有呼吸，教科书建议要听一分钟。对于判断病人的生死，呼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医生会在病人嘴唇上放一根羽毛，看肺部是否还在吸气、呼气。
肺是身体中最不紧实的器官，因为它们几乎全部由空气组成。英语中的lung一词源于德语中的lungen，它又源于印欧语系中的“轻”。肺的组织又薄又纤细。里面的膜的排列要使它们对呼吸的接触最大化，就像树叶要最大程度地接触空气。如果把一个成年人肺部的膜全部拉平，其面积会达到1000平方英尺，相当于一棵15到20年树龄的橡树的叶子的表面积。
《伊利亚特》第八卷中说：“赫克托尔击中透克罗斯肩膀旁边连接脖子和胸膛的锁骨，那是非常要害的地方；他急于用粗糙的石头击打他那个地方，还砸断了他的弓弦，那人手腕麻木，倒在膝头上，他的弯弓从手里滑落。”弗朗西斯指出，荷马对人体解剖的观察非常准确。有些懂医学的荷马爱好者甚至提出，荷马是早期的战地医生。
《伊利亚特》中反复仔细记录了长枪、箭和剑造成的创伤，不仅描述了身体受伤的部位，还描写了这些伤口的生理影响，有时还写到了治疗方法：“阿特柔斯之子一枪投中了赫勒诺斯握亮弓的手腕，铜尖笔直地穿过手掌扎进弓把里。阿革诺尔帮他从手上拔出那支枪，再用精织的羊毛长带把伤手包扎。”“墨里奥涅斯一枪击中安提洛科斯的阴部和肚脐的半中间，那里是不幸的凡人遭打击最痛的地方。”
赫克托尔击中透克罗斯的锁骨，导致他手臂瘫痪，这是如今的武术专家也会使用的技巧，叫“手臂眩晕（Brachial Stun）”。击打这一位置可能不仅会造成手臂暂时瘫痪，还能压迫颈动脉，导致心脏变慢从而使人失去意识。网上有许多这类视频，海军陆战队队员相互练习，或者警察用这招击打嫌犯。
军事医学史专家亚当森说，在特洛伊战争时期，长枪是最致命的*器武**，而到罗马时期，剑有优势。石头是杀人时成功率最低的*器武**，41%的被击中的人会死亡。做弓箭手的人都有些怯懦，因为它是远距离进攻，准确率也较低，死亡率是74%，剑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长枪是97%。在古代跟今天一样，盔甲会鼓励更激烈的交战，因为前胸得到强化，但后背较弱。在战场上转身往后跑的话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枪出现后，随着*器武**变得更强大，战争中死亡人数却开始降低。亚当森比较了古代文本中的伤亡率和19、20世纪的伤亡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25万英军中，只有60万人因为受伤而死亡。炮弹和*弹炸**的死亡率最高只有29%，还不如《伊利亚特》中描写的石头厉害。
亚当森注意到，头、脖子和四肢是击打目标。在《伊利亚特》中，当上肢受伤时，通常是因为手臂被举起来防守。今天在急诊室仍经常能遇到这种伤情：医生检查家庭*力暴**的受害者时，通常会检查女性的前臂，因为是前臂在承受攻击者的击打。
他在介绍髋部时说，我们身体上有许多地方的血液供应大于实际所需——通往胃、手、头皮和膝盖的动脉塞住其中一个并不会有什幺严重的后果。但髋部跟眼睛、大脑和心脏一样，其血液供应很容易受阻。脑部供血受阻会中风，眼睛供血受阻会失明，髋部失血的后果也很严重。75岁以上老人重重地摔倒髋部的话，有10%的概率会摔断骨头。髋部断裂通常会切断关节内球状物的血液供应，造成其中的骨头坏死。
弗朗西斯说：“一般来说，医生并不是冷漠，而是善于摆脱他人的痛苦的重负。临床的语言不带感情，是为了跟病人的痛苦、失望和苦闷保持距离。而保持同情和一定程度的超脱与职业化是需要经验和情商的。”
如今医学固然已经很发达，但弗朗西斯并不感到信心十足，“医生这个职业就像一个通行证或一把打开通常关闭的大门的万能钥匙，我们能够见证个人的痛苦，可能的话去减轻这种痛苦。通常连这个很小的目标都达不到，通常我们不是在救人，只是在努力延迟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