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开篇第一条法令即涉及赎刑：
“笞刑五笞刑五：笞一十。（赎铜一斤。）笞二十。（赎铜二斤。）笞三十。（赎铜三斤。）笞四十。（赎铜四斤。）笞五十。（赎铜五斤。）······”
笞、杖、徒、流、死五刑皆有赎刑。赎刑的基本含义是犯人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铜”来抵消刑罚。如果仅仅阅读这一款条文，而不参考其他史料、研究，难免产生许多疑问。首先，“赎铜”之“铜”为何物？第一想到的便是金属铜。如果查阅字典，有些字典给出的解释是“铜钱”，引用例句：“宋范仲淹《答窃议》：“即下法市，则宗谅合赎铜，而不当去官。”铜钱一解似乎也有道理。查阅了一些论文，有将铜作金属解的，占大多数，也有将铜作铜钱解的。所以，“铜”为何物需要做一个探究。历代以来用以赎罪的物品甚多为何将铜规定为法定的“赎罪物”，查阅史料后，推测其与货币流通、铸钱等现实社会状况有关。
我们首先了解赎刑的历史沿革，知晓其发展的基本情况。早在《尚 书·吕 刑》中就有记载了甫侯训夏赎刑做吕刑一事，可见远在夏朝就有了赎刑。《尚书·吕刑》中又有记载：“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锾”是当时的货币单位。五刑有疑时，可以适用赎刑，缴纳相应的数量的货币免去五刑之苦。这说明在周朝，赎刑已经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并且应用于司法实践。由此可见赎刑产生极早，源远流长。
到了秦朝，赎刑进一步发展完善。秦代的赎刑种类进一步增多，包括赎耐、赎迁、赎鬼薪鋈足、赎黥、赎宫、赎死。《法律答问》载：“盗徙封，赎耐”。即私自移动田界标志的罪人，可出钱赎剃鬓的刑罚。《法律答问》又载：“可（何）谓赎宫？臣帮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其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可见宫刑也是可以赎的。此外，赎罪方式也进一步增多。没有能力负担罚金的，也可以通过劳动来赎罪。此时的秦朝，已经有三种赎罪方式，一是金赎，金指黄金，也就是罚金刑。二是赀赎，即用金钱赎罪。三是役赎，可以适用劳动来抵消刑罚。汉朝赎刑承秦制。赎刑种类繁多，在 《二年律令 》中就出现了诸如 :“赎耐、赎城旦舂、赎鬼薪白粲 、赎完为城旦 、赎髡钳城旦舂、赎迁 、赎劓 、赎黥 、赎斩宫、赎死 ”等种类。
汉代的主要赎刑方式与秦朝相似，也有一些发展。古之赎刑皆用铜，汉代始用黄金。汉代赎金既可以是钱财，也可以是黄金。此外，汉代也可以用物赎罪。同样，汉代也有以役赎刑。如缇萦上书，自愿没为奴婢为父赎罪。
唐朝，其刑罚除“十恶”以外，笞、杖、徒、流、死五刑均可准予收赎，依本刑之轻重，凡赎罪以铜，从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凡十九等。笞刑五，赎铜：一十，一斤；二十，二斤；三十，三斤；四十，四斤；五十，五斤。杖刑五，赎铜：六十，六斤；七十，七斤；八十，八斤；九十，九斤；一百，十斤。徒刑五，赎铜：一年，二十斤；一年半，三十斤；二年，四十斤；二年半，五十斤；三年，六十斤。流刑三，赎铜：二千里，八十斤；二千五百里，九十斤；三千里，一百斤。死刑二，赎铜一百二十斤。
宋元明清基本承袭唐制，亦有所增损。
以上，是赎刑简单的制度沿革。赎刑起源早，赎罪方式多样，并且对不同身份者采取不同的赎刑政策，以适应政治需要和伦理纲常。
接下来则探讨“铜”为铜钱还是金属铜。根据上文的赎刑沿革，可以知晓赎刑既可以用钱财赎罪，也可以用铜这种金属赎罪，并且在唐朝之前，这两种赎刑方式都被使用。
在搜索史料的过程中，一些史料的记载已经很明显地向我们传达了铜为何物。
《文献通考·一百七十一》记载，
唐玄宗天宝六年，敕令：“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斤一百二十分。若欠负官物，应征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匹。若会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其赎铜，如情愿纳钱”说明，赎铜可用赎钱来替代，则铜不可能为铜钱，若为铜钱则无替代一说，所以“铜”只能是金属铜。
同样，卷一《名例律 》所附敕文规定:
“其赎铜，每斤一百二十文。”又有，“自笞至死，赎铜之法与唐律同。”
可见，宋代赎刑与唐代一脉相承，并无变动。则此条敕令与上一引文含义相同，宋代赎铜也可折算成铜钱，每斤铜折算成铜钱120文。以上史料则直接说明，赎铜之铜为金属铜。
综合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确定赎铜之铜为金属而非铜钱，字典中将铜当作铜钱的说法应是不正确的。
那么，为何要将铜写入法定赎刑政策之中呢？民间私铸铜钱的历史现象或是其中一个原因。
汉朝时已有私铸铜钱。汉文帝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株钱·····除盗铸钱，使民放铸。”汉文帝五年，盗铸蜂起，于是放任民间盗铸铜钱。古代出现盗铸、私铸的原因主要有二。“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流通交换中货币需求增大，出现钱缺现象。官府铸钱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所以有盗铸钱出现。第二，有利可图。私铸钱币的重量一般小于官铸钱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造出同等购买力的钱币，获得利益，民间盗铸于是蜂起，皆想从中分一杯羹。
古代铜币的重量就是它的实际价值。比如“秦半两”、“三铢钱”、“四铢钱”、“五铢钱”等等。然而，铜币因其价值、重量均较小，在使用过程中，不像金银按照“两”来计算，而多以枚数计算，或者以“贯”计数。这种不问重量只看个数的计量方法给了人们空子可钻。民间私铸的方法众多，或将官铸铜币熔化，重造币值相等、重量更轻的铜币，或磨薄铜币收集铜屑，将铜币翦边收集余铜，以这些铜料重造铜钱。《隋书·食货志》有记载:
“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
私铸的铜钱质量不足、工艺粗糙，大量流入市场造成通货膨胀，铜钱的币值和购买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针对这种现象，历朝历代大臣谋士出谋划策，方案层出不穷。最常见的提议即为修改币制，亦有废除铜币、重新使用布帛作为等价交换物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大臣将私铸与原料铜的获取联系起来。
“孝文五年，私铸屡禁不止，贾谊谏曰：‘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则人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黥人日繁，一祸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民则**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铜积谓多积铜。）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
贾谊认为，私铸屡禁不止的原因在于铜遍布于天下，如果能将铜毕归于上，则私铸可禁，能致七福，大有裨益。尚书右丞徐爰进一步提出方案，议曰：
“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
贾谊和徐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民间私铸不禁的原因之一——铜未归于上。他们认为只要中央将天下之铜，尽收中央，民间无铜，缺少原料，那么私铸自然禁止。徐爰提出具体方案，百姓犯罪，以铜抵罪，就是收铜归于中央的好办法。乍听，颇为有理，似乎可行。但细想后有失妥当。并不是每个罪犯都能拿出百斤铜来赎罪。即使是富贵之家也不一定有如此庞大数量的铜。赎罪方式众多，罪犯不一定会选择缴纳铜来免去刑罚。犯罪者只是庞大人口中的极少数，缴纳的铜总量相应少。所以，铜不可能全部收归中央，两位前人的观点另辟蹊径，但是过于理想化，无法实现。事实也证明，赎刑实施之后，在禁止私铸的问题上收效甚微。但是，我们由此可以将赎铜之刑与古代私铸铜钱的盛行建立起联系，从新的维度来看待赎刑出现的原因。
前文已经提到，除了赎铜，也可以用金钱或者劳动来抵消刑罚。赎铜与私铸铜钱有关，带有禁止民间私铸铜钱的意愿。相应地，赎金也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劳动赎罪，则有利于保存国家劳动力，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增加税收。
以上种种都只能算是赎刑出现的客观效果。赎刑出现的理论基础则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怜恤和慎刑。
“至于周而律之繁极矣，五刑之属至于三千，若一按之律尽从而刑之，何莫非投机触罟者？天下无完肤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赎论。”
周朝法律繁多，五刑之下又分有三千多种罪名，如果完全按照刑罚行事，则天下之人都将遭到刑罚，体无完肤。周穆王怜悯天下苍生，提供赎刑，为人民提供生的机会。这也是君王体现自己宽厚有德，为政以仁的方式。皋陶曰：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同时，帝王爱惜民众能够使民心怀感激，教化民众，从而不冒犯官吏，官民和谐有序。赎刑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
人命关天，将人的性命与上天联系起来，足以说明古代社会对于性命的重视。这种重视也在刑法上有所体现，就是赎刑。汉代马融认为“金作赎刑”是“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对于意善而行为有恶害的人可以使用赎刑。唐律规定 :“诸过失*伤杀**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对于没有主观恶意而过失杀人、伤人的过失犯，可以赎罪。刑罚的目的是惩治恶人，从而教化百姓。对于没有主观恶意的过失犯罪者，危及生命和身体的刑罚或许过于残酷，也不足以劝诫百姓。相反，可能会与老百姓朴素的道德观念冲突。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进行区分，给予过失犯赎罪的机会，体现了官府针对特殊情况审慎用刑，对人的生命予以足够重视，也有利于追求良好的刑事效果与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