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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下）

——仅以此文献给天堂上的父亲

文/李平

四、几件记忆深刻的事

少年时代，有几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我的姥姥姥爷是非常善良慈祥的老人，小的时候两位老人特别疼爱我，我几乎是在姥爷的后背上长大的。从五岁随父母来张家口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姥姥姥爷。记得在西安站台上临上车的时候，姥爷一直慈爱地摸着我的头，我还说：“老摸我干什么？”姥爷说：“不摸你以后就摸不上了。”（那时我已经记事了，后来问母亲，母亲说我的记忆是对的。）一九五五年，姥姥患肝癌去世。那时母亲刚生了弟弟，不能去奔丧。姥姥的后事料理完后，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大舅要带姥爷去乌鲁木齐生活，姥爷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大舅只好先回去了。那时兰新铁路还未通车，从*疆新**到内地交通非常不方便。大舅那时是*疆新**苇湖梁电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工作非常忙，沒有时间来回跑看望姥爷，后来又几经劝说，姥爷才答应和大舅一起去了乌鲁木齐生活。

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天中午，我放学从校门口传达室经过，看到传达室的大爷站在门口正挨个问同学们：“谁是李平？”我赶快跑过去：“大爷，我是李平，您找我有事？”大爷看了看我说：“你是李平？有你一封挂号信，是乌鲁木齐寄来的。”

大舅那看似朴拙，实则颇见功力的笔迹映入了我的眼帘。他告诉我，姥爷于上个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后事已经料理完了。还告诉了我姥爷的墓地所在，说刚开始临时立了一个木头的墓碑，后来又换了一块石头的墓碑。

大舅和母亲挨肩，是母亲的大弟弟，和母亲感情很好，当年曾和母亲一起报考西北大学。他知道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不想把这噩耗现在让母亲知道，嘱我先告诉父亲，待适当时候再告诉母亲。想到姥爷那慈祥的面容，想到自己小时每天粘在姥爷背上的幸福时光，我不禁热泪盈眶。

姥爷去世的消息，我是两年后才告诉母亲的。

Q老师，当年曾与父亲同事。有一天Q老师有点神秘地找到我，左顾右盼后对我说：“回去告诉你爸爸，他欠我五毛钱呢。”我回家把这件事对父亲说了，父亲的情绪有点激动，但随即又平静了下来，对我说了这欠账五毛钱的来龙去脉。原来，父亲有一天下班，在路上碰到了这位老同事，当时他非常热情，拉住父亲，嘘寒问暖，又把父亲拉到路旁的一个小酒馆喝酒。这位Q老师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说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估计俩人喝的也是穷酒，一共花了一块钱，这位Q老师抢先会了账。如果按AA制算的话，（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个词。）父亲是欠他五毛钱的。我印象中，父亲当时只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人心不古！”拿出五毛钱交给了我，嘱我明天一到学校就把这五毛钱还给Q老师。

第二天课间，我在操场上找到了正在打太极拳的Q老师，把五毛钱还给了他。Q老师略显尴尬，问我：“你爸爸说什么了？”我说：“我爸说，是欠您五毛钱，早就该还您。”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和父亲之间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后来我想，这位Q老师应该还不至于为五毛钱这样耿耿于怀。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自危的年代，估计他和父亲喝完酒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了。心疼那五毛钱还在其次，最关健的是，和父亲这样身份的前同事喝酒，很可能会惹祸上身，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他看来，向父亲要回那五毛钱，就算和父亲划清界限，天下太平了。

这件事，给还未踏入社会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有了深刻的认识。

那年母亲患胆结石作了胆囊摘除手术，因术后有粘连，恢复不好，学校又特意给母亲联系安排到北京广安门疗养院疗养半年。母亲去疗养后第四个月的一天，父亲带我去北京探望母亲。以父亲那时的身份，外出时需到车站公安派出所请假。那时是夏天，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站在门外能看到办公室里的情形。父亲进了办公室，向派出所的一位公安人员说明了请假去探望母亲的事由后，就站在门口听着那位公安人员的训示。那位公安人员准了父亲的假，要求父亲路上要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回来后及时销假。父亲唯唯诺诺，一口一个“是、是、是……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看着父亲挨训的情形，胸口好像堵了个东西，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既同情父亲，又为父亲的唯唯诺诺感到羞愧。曾经那么自信、那么骄傲（此处无贬义）、那么有棱角的父亲，现在这样的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一个人失去了自由，沒有了尊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父亲后来和我说过，那时车站公安派出所一位姓马的公安人员，政策水平高，也有人情味，常勉励父亲努力改造，争取好的前途。他了解父亲的情况，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絲同情。对这位姓马的公安人员的善意，父亲一直铭感于心。*革文**后的一九七九年，父亲的“问题”解决了。补了五千元钱，听了几句“一切向前看”之类的话，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晚年的父亲回忆起当年时，还念念不忘那位姓马的公安人员的善意和对他精神上的鼓励、支持。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大好的时光（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都是在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的岁月中度过。他那时有句口头禅：“熬着吧！”后来我想，也许父亲当时那样是对的，这就是韧性，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韧性。

父亲活到九十一岁，不为短寿。这与他在那样的逆境中能保持心态的相对平静，和他所具有的这种韧性是有关系的。

那时我在学校食堂开伙。有一天中午我去吃饭，打饭的赵师傅拿起我的饭盒看了看，阴阳怪气地说：“哈，用的饭盒都是美国货！”其实我用的饭盒只是比普通的饭盒多了一道固定的横梁，也不是什么美国货。这位赵师傅知道父亲的事，也认识我，所以就顺便讽刺我一句。他大概觉得，用美国饭盒的肯定不是好人，我用美国饭盒，父亲又是那种情况，他讽刺我就是立场坚定，就是革命行为。我看了他一眼，拿回饭盒：“我用什么饭盒和您有关系吗？”转身找别的师傅打饭去了。

人哪！为什么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为什么要那么势力、那么刻薄？

还是厚道一点的好。

五、我们的歌

那个年代流行的歌，大多是气势恢宏的合唱歌曲。像《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还有据说差点收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一九*四六**年，推出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收音机里每天*放播**。一九六五年，《东方红》又拍成了舞台艺术片。那里面的歌都是经典。第六场中胡松华唱的《赞歌》前面的那段长调，悠扬锐耳，听过的人都觉得太好听了。那段长调，我学了很长时间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盛事，就是召开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出了很多现代京剧曲目，像《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六号门》《黛诺》《延安军民》等等。我在收音机里学的第一段京剧唱段就是巜延安军民》里尚长荣饰演的張连长演晿的《老班长》。尚长荣那高亢雄壮、浑厚有力的裘派唱腔，把对牺牲的老班长的痛惜、怀念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老班长，把命陨，热泪满眶，悲无声，为革命你付出了宝贵生命，为革命你尽（呐）了最后的心……”

其实我的嗓音条件并不适合唱净角，听着那段好听就学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找出这段唱欣赏一番。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周全利、荀云玉、关世维、张正中他们四个人的男声小合唱《我的算盘好伙计》就非常欢快好听：“我的个算盘好呀么好伙计吔，唱起那歌儿来脆呀么脆滴滴吔，从早一起忙呀忙到晚，（白）喂，同志，你就听吧！劈了个劈，啪拉个啪，劈了个啪拉个劈里个啪，算出了丰收的好消息吔，好消息吔，社员们都欢喜……”还有三.一班表演的《洗衣歌》，活泼欢快：“哎……是谁帮咱们修铁路哎，是谁帮咱们架桥粱哎……”史培富演班长，那些演藏族姑娘的女同学我一个也没记住。

记不清是哪个班的一位女同学，长得小巧玲珑，那时还没变声，每次演出她独唱的曲目是《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清脆的童声，欢快的旋律，每次都迎来热烈的掌声。

高我们一届的董建国，每次必唱郭颂的新货郎：“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地好哇，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我那时不想出头露面，所以没有參加过这类演出，只跟着学校的合唱团到市府礼堂和铁路俱乐部演出过几次。记得常唱的歌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指挥是曾和我邻居比我高一届的毛美凤。

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八十人的合唱团在市府礼堂演出大合唱的恢宏气势。

六、下乡劳动

那时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农村去劳动，每次大约半个月左右。我印象中，去过二台子，还去过梅家营。

二台子村位于张家口市区南十公里处，现属经开区姚家房镇，是个大村子。

我们那时都是徒步走，后背背一个薄被叠成的小背包。就像战士行军，感觉很自豪。时不时还有同学拉歌，被拉歌的班级就会大大方方地高歌一曲，然后大声回复：“我们唱完你们唱，快唱快唱快快唱！”歌声此起彼伏，不知不觉，二台子到了。村子很古朴，社员们很热情，我们分别借住在社员家里，感受那从未感受过的农家氛围。那时的村庄，散发着一种柴草味和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让人心里安静，心里踏实。只记得我们跟着队里的社员下地干活儿，只能干些辅助性的工作，有时还会帮倒忙，具体干的什么活儿现在一点也记不清了。十五天很快过去，我们该返校了。临行前，村里为欢送我们，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唱的歌唱自己家乡的小合唱《二台子是个好地方》，那曲调和歌词都很朴实：“二台子是一个好地方，山青水秀人欢畅，北面靠的是张家口，南面靠的是宣化城……”后面的词记不住了。记得返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这首歌，“二台子是个好地方：……”

梅家营在市区东南，现属桥东区，距市区八公里，我们也是走着去。记得那时我的鞋坏了，只好穿了一双母亲的挎带鞋，心里很忐忑，总怕同学们看到我穿了一双女式鞋笑话我，但一直没有人提起，大概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吧。梅家营比二台子更古朴，村口的一口老井一看就有年头了。有人用辘轳打水，倒进一个磨得黑亮的水槽里饮牲口，那水很清冽，有人渴了，就从倒水的地方用手捧水喝。

我借住那家的房东是大叔大婶两口人，对我很好。我们到村里的第一天，村里放电影欢迎我们。我还记得是中叔皇、郭振清、庞学勤主演的《独立大队》。那时已是深秋，晚上很凉。房东大叔找出一件白茬皮袄让我披上。看着电影，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穿着大叔的白茬皮袄很暖和，也不懂白茬皮袄的皮板最怕湿。看完电影回到大叔家，大叔看到我把皮祆淋湿了，看得出很心疼。他告诉我，白茬皮袄最怕皮板着水，以后再碰到下雨，就把皮祅翻过来毛朝外穿，这样就不会损伤皮板了。我很不安，问大叔怎么补救，“要不我赔您吧？”大叔安慰我说：“不用，这不怪你，你不懂么。待会儿我用黄米面好好揉揉，就没事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房东大叔那善良、淳朴的面容，可惜不记得他姓什么了。

在梅家营的劳动，是给瓜地里铺河砂，同学们干得都很起劲，班主任李德钧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干。休息的时候，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地头上，手捧一只黑亮的烟斗抽烟。我们闲着没事，不好好休息，捉了一只歇里虎子（蜥蜴），想用它试验一下尼古丁的毒性，我们用草棍给李老师通烟斗，用通出的烟袋油子抹在歇里虎子的嘴上，眼看着那歇里虎子一阵抽搐，很快就不动了。

那次劳动了半个月，回家的时候，我背着背包走到红旗楼，看到父亲站在路边等我，我走过去叫了声：“爸。”看到父亲从鱼儿山走到红旗楼来接我，真让我受宠若惊。这次去梅家营劳动前，忘了我犯了什么错误，父亲已经好几天不理我，这次专门到红旗楼路边等我，算是原谅我了。

农村劳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留给我的，是村里乡亲的淳朴、善良、大度。这给我后来的进入社会，下乡插队，打好了基础。

七、下乡前夕

从初三开学开始，对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教育就开始了。一颗红心就不用解释了，两套准备一是继续升学，二是学习邢燕子、候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到广阔天地去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那是*革文**前，还沒有开始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但鼓励未能升学的应届毕业生自愿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辛苦的地方去……”

我们毕业了，七月的一天下午，陈全善校长、班主任田汉儒老师、教物理的张秉刚老师，教代数的付履祥老师、梁国柱老师，教语文的吕茂元老师，教政治的郭红鸾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拍了毕业照，那张毕业照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下午，我到学校领取了张家口市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通知。

“李平同学（0313）：

你参加张家口市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因名额所限，未被承取，望你服从祖国需要，做好上山下乡的准备，愉快地參加生产劳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手里拿着这张决定我命运走向的纸，我心里五味杂陈。按照预估的考试成绩，我觉得考上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实又一次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多年来“家庭历史问题”给我的心灵打上的“你是另类”的烙印又一次隐隐作痛。转念一想，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你想升学？怎么可能？”多年后的*革文**后期，各单位都清理档案，我终于看到了当年决定我命运的另一张纸——当年的招生登记表，那上面赫然盖着一个蓝色的长方形章：“该生不宜录取”。我终于明白，当年我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升学梦是多么天真。其实，当年我填表的一刹那，命运就已经决定了。换句话说，当年让我进考场参加升学考试，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那“该生不宜录取”五个大字无情地盖在我的招生登记表上的一瞬间，我参不参加招生考试已经毫无意义了。

升学梦的破灭，让我清醒了起来。我不想给家里找麻烦，决定走那“两套准备”中的第二条路——上山下乡。其实学校早已把我列为上山下乡的重点动员对象。一天下午，教导处的两位老师，一位姓王，一位姓林，到我家来作动员工作。父亲和他们曾是同事，动员工作好做得很，没说几句，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时已是八月中旬，我们学校确定的下乡同学总共有八人，下乡地点已经定好，是沽源县二道渠公社石门子大队。出发时间定于八月二十三日。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一是准备行装，那时市里给下乡知青每人发了一个大紫被子，一身黑平纹布的棉衣棉裤。父亲到百货大楼花十五元给我买了一块毡子，以抵御坝上的风寒。二是到医院做扁桃体摘除术。我那时扁桃体肥大，只要一感冒，扁桃体就会发炎红肿。父母担心我到了坝上严寒地区后，这种情况会更严重，让我做完手术再走。我到铁路医院挂了耳鼻喉科的号，科主任佟大夫亲自给我检查后，确定是扁桃体摘除术适应症，可以手术。但手术后要有一个恢复期，这样和学校确定的八月二十三日的出发日期就冲突了。最后和学校商定，我晚走二十天，随第二批下乡知青于九月十二日出发。

考虑到下乡后没有书看，也没有其它的接受外界信息的途经，我把原来自己组装的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进行了升级。用二极管代替原来的矿石，加了磁性天线和可变电容器，用一个大肥皂盒当外壳，耳机还用原来的，安装成了一个比矿石收音机高级一点的简易收音机。这个小东西给下乡后的我带来很多乐趣，排遣了寂寞和孤独。

八月十七日，我到铁路医院住院处住院。

八月二十一日，接受手术。

那时的扁桃体摘除术还是起步阶段，不成熟，不像后来那么简单，象流水线作业一样。我的手术是耳鼻喉科的主任佟大夫给做的，还有一位姓宋的女大夫给他做助手，佟大夫一边一给我做手术，一边给宋大夫讲解，然后宋大夫也操作一下。从九点一刻进手术室，一直做到十一点。

中午父亲下班后来看我，给我买了冰糕，还买了一饭盒豆腐脑给我吃。

第二天上午，佟主任来查房，他让我张开嘴，用压舌板压住看了看，说伤口很好，有一层膜了。

和我同病房的是一位姓郑的叔叔，叫郑喻斌，他很爱和我聊天，我俩成了好朋友，他叫我小李儿，我叫他郑叔，有时也沒大没小地叫他老郑。每天晚饭后，我和郑叔叔一起出去散步，有时去医院一墙之隔的灯光场看会儿打蓝球。

我的邻居于大爷那时因病也在住院，和我的病房紧挨着。他是个热闹人，爱聊天，我有时也串到他的病房凑热闹，于大爷知道我很快就要下乡了，还逗我：“去那儿找个小媳妇吧！”我急了，大声说：“我才不找呢！”于大爷哈哈大笑。护士听到病房里的喧哗，就会进来干涉，有时听我们聊得热闹，忘了是进来制止的，也听了起来。

负责我的护士姓王，家住南站。那时上山下乡还是个新鲜事，她和田护士长听说我出院后就要下乡了，过来问了我半天，像大姐姐一样嘱咐我下乡后自己照顾好自己。后来那几年，我还在街上碰到过杜护士长几次，她总会关切地问问我下乡后的情况。

住院期间，我还办了一件糗事，过后想起来很后悔。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觉，同班的几位女同学来看我，我记得有秦兰芳、魏淑娥、宋玉兰，还有几位我忘记是谁了。她们那时都升学了，不是中专就是高中。听说我要下乡了，特意买了几本学习大寨之类的小册子来看我。其实她们一进病房我就醒了，只是觉得一样的同学，人家都升学了，我却即将上山下乡，云泥之别，真不知道和她们说什么，就继续装睡。她们站了一会儿，见我还没醒，就把几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柜上准备走。郑叔叔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要推醒我，被她们制止了。她们告诉郑叔叔：“李平醒了您告诉她，就说我们几个同学来看他了。”

几位女同学走后，我坐了起来，郑叔叔告诉我：“你的同学来看你了。”我说：“其实我早醒了，不知道该和她们说什么，也不想接受他们的同情和鼓励。”郑叔叔听说我刚才是装睡，气坏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我低着头，无言以对。

过后想来，那天我这事办的真太过份了，同学们好心来看我，我却装睡不理同学们，真是不知好歹，太小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已年过古稀，当年我办的那件事已无法弥补，只能说一声迟到的对不起了。

八月三十一日吃完早饭，我出院了。在这之前两天，郑叔叔已经出院，短短的十几天相处，郑叔叔给我教益良多，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亲切的面容。

我去护办室向王护士和杜护士长道别，感谢她们在我住院期间对我的照顾。她们一直把我送到楼门口。

下乡前夕住院这十五天，是我身心最放松，感受到关爱、善意和温暖最多的十五天。后来我想，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善意，多一些关爱不好吗？为什么总要那样猜忌、歧视，你防着我，我防着你，斗得跟乌眼鸡似的呢？

临行前，父亲和母亲送给我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并分别给我写了一些勉励的话，母亲要求我“在困难面前克服一切资产阶级的软弱情绪，做一个坚强的红色接班人。”父亲还把我从出生到十六岁的一些大事给我写在了笔记本上，要我“坚决，正确，有力的走好这人生*途征**上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做到“慎始”。父亲要求我“意志要坚强，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闹情绪，不想家，不依赖别人。”他甚至还有点婆婆妈妈地嘱咐我“来信地址要详细、明确、肯定……”

九月十一日，我们全家到照相馆照相。我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那飘带上写着”下乡光荣”。我站在父母身后，弟弟妹妹一边一个站在父母的旁边，全家表情都很严肃。我们请照相师傅在照片上写几个字：“送李平下乡留念。”

九月十二日，是我出发的日子，我和父亲早早地起了床，母亲还在酣睡，父亲示意我不要惊动母亲。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早就醒了，只是不忍面对和儿子离别的痛苦，才面朝里躺着，默默地流泪。

临出门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学校发给我的一顶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草帽挂在墙上，挂得有点高，父亲过去往下摘，摘了几下也没摘下来。父亲那几天心情不好，烦躁。摘不下来草帽，急了，拉住一边帽檐使劲往下一拽，草帽拽下来一半，另一半还挂在墙上。我对父亲说：“爸，算了，戴个草帽碍手碍脚，不戴了。”

西沙河汽车站已经人山人海，长长的一队大卡车排列在路边。有的知青已经上了车，我被分配到了一中的那辆车上，这车上的同学都是高中毕业的大哥大姐们，只有我是初中毕业的。父亲安排我坐好，嘱咐了我几句，再想说什么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父子相对无言。想到此去前途渺茫，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了。我催父亲快回去，父亲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声：“好好干，照顾好自己。”车还没有开，他就转身走了。

汽车开动了，车下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行的亲属们有的在呼喊着车上知青的名字，有的在跟着车跑，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

我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后记

犹豫了很久，一直在纠结该不该写这三年，那原因一是实在不愿承担回忆的沉重，二是不想再涉及那些人和事，但转念一想，拙作《那时我们正年轻——下乡鳞爪集》，《悠悠寸草心——永远的怀念》和上个月刚写的《童年琐忆》，事实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回忆。书页已经翻开，回避那些曾发生过的事（不管它是欢乐或悲伤），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像是一匹把头扎进沙堆的鸵鸟，头看不见了，身子还在外面露着。况且那前面三篇，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回忆录的一部分，为什么中间要留下一段空白呢？最终决定，继续写。

写起来才知道，这段太难了，难就难在有很多我心灵深处不想再触及的伤痕。几次搁笔，不想写了，看着已经写完的部分，又不想留下一个烂尾工程。硬着头皮，总算坚持下来了。

结尾下乡离家至开车出发那一段，和拙作《那时我们正年轻——下乡鳞爪集》的开头一段有些重合，这是因为《那时我们正年轻——下乡鳞爪集》是二零二一年写的，那时还没想到要写这篇《少年时代》，这篇如不写那段，就少了结尾，所以只好这样了。

住院期间那些日期和细节，参考了当年的笔记。

癸卯仲冬

（完）

【作者简介】李平，1949年生，1965年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在建筑公司工作，1997年起从事律师和商事仲裁工作。热爱文学、声乐，偶有小文出炉。

编辑/飘飘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