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郝玉珍 记录：徐星
我的家庭及童年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延川县延水关，这是一个黄河渡口，河对面就是山西省的永和关，自古是交通要道。我家就在河边山下的窑洞里，开门就看见涛涛的黄河从脚下流过。我一九二五年九月出生在这里，黄河的波涛声是我婴幼儿时的摇篮曲，我喝着黄河水长大。
我的祖辈世代务农，我祖父有三个儿子。
大伯父名叫郝鸿程，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很有魄力，有胆识又勤快。他主农兼商，十六岁时就管理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了。因为积劳成疾，他三十四岁就过世了，没有子女，只留下年轻的伯母一人，守寡一生。
二伯父郝鸿章，自幼务农，为人老实憨厚。被人戏称为大姑娘。一九三四年陕北红军闹革命的时候被村民们选为本村苏维埃农会会长，并加入了*产党共**。
二伯父有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
大儿子郝光耀，我的堂哥，小时候在本村私塾识字，一九二七年十四岁的时候考入高小，同时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考入延安省立第四中，他在那里参加革命活动，和王世泰（曾任解放军二兵团政委、甘肃省人大主任、*共中**中央委员）等同学一起被学校开除。
在我家，郝光耀参加革命工作最早，他调动单位多，从陕西到山西，在山西参加牺盟会工作。当时形势复杂，人员流动快，我中有敌，敌中有我。很多革命同志都隐姓埋名，同志之间大多相互不太了解。我哥又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太爱说话，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他新调到一个单位不久，被单位领导误认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在康生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批斗是非常残酷的，我哥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了。后来他不吃不喝，到处乱跑，组织上才发现搞错了，派专人护理。可是哥哥说：“我不能工作了，不吃公粮。”他自己跑到一个破庙里，捡了半个瓷盆，在老乡的打谷场上找一些谷糠，和野菜煮着吃。
我在汾西土改团工作时，看到一位名叫郭翻的同志穿着我给父亲做的西装皮背心。就问他衣服的来历。他说：“我在兴县陪同照顾一位在整风时受了刺激的老红军郝光耀时，他老家的叔叔（我父亲）去探望，看我对他侄子照顾的很好，就把这个背心送给了我。”郭翻还把我哥写在山坡上、墙上的诗词抄了两小本子，让我看了。他说：“真不愧是一位老红军，神志很不清楚，可是还一直念叨着打鬼子，闹革命。他的革命精神是永远不会褪色的。”
可惜在错误路线的残害下，郝光耀精神严重失常，一家四口只剩下他一人。解放后他的病一度好转，曾经任兰州市委组织部长，时间不久再次犯病，只好回家休息了，组织上每月给90元生活费。
二儿子郝荣耀，一直在本地区县工作，直到离休。
三儿子一辈子在家务农。
二伯父的四个女儿一辈子都是农村朴实的家庭妇女。
我祖爷的三儿子就是我的父亲郝鸿鸣。他养了我们三个女儿。我是老二。我的大姐嫁给一个农民，当了一个好媳妇、巧媳妇，后来是好婆婆、好奶奶，一生贤惠待人，在家务农。我的妹妹高中毕业，一直在家乡做妇女工作，当过老师，人民公社生产队队长、会计等。
我的父亲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产党共**，搞红色革命，东奔西跑，有时几天都回不了家。母亲死的早，大姐已出嫁，家中只有我和妹妹，我当时八岁。爸爸把馒头蒸好，再烤成馍片，怕老鼠偷吃，就用篮子装了挂在墙上。我们两姐妹过着用开水泡馍片代饭的生活。
我们两个小孩自己住在一个院子里本来就很害怕，村里又有人说院子里有一个小脚的女鬼，我们就更加害怕了。放学的时候不敢自己回家拿吃的，就叫上一些同学陪我们回家拿馍片，然后到菜园里吃。到了菜园还不敢在地上呆着，觉得枣树上最安全，我和妹妹就爬到枣树上吃干馍片，等到上学时再从树上下来去上课，连口水都喝不上。
有一天放学了，我们不敢回家，同学们就陪我俩在我家门口玩。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我们踢毽子、跳方方，正玩得高兴时，同学们的妈妈找来了。看着同学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是说不出的羡慕和惆怅。那个情景我永远都忘不掉。
有时候同学们的妈妈看到我们姐妹也太可怜了，偶尔也叫我们去她们家吃上一顿半顿的。但是爸爸的工作是长期的，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得到解决。
我们跟爸爸说我们不敢在家里，怕鬼。爸爸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鬼，勇敢的人什么也不怕……。我们姐妹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壮胆，一个劲自言自语：“没有鬼，不怕，我不怕了。”
把两个小孩子放在家里，爸爸总是不放心，后来就托了我们敬爱的伯母照看我们姐妹的饮食起居。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七八岁时，就照着大人们的指点，学着给自己做鞋子、缝衣服。有一天我坐在门口给我爸爸纳鞋帮，过路的大人都夸我能干啦、手巧啦，那个时候还小，一下子就高兴的不得了。可是现在想起那时做的活简直不象样。开始虽然做的不好，渐渐就做的很好了。在实践中还我学会了做饭、织布、纺线等许多家务活了。
参加革命，在沿河工委工作学习的日子
一九四一年六月，当红军的堂哥郝光耀因工作回来了。
我当时还不满十六岁，他觉得我聪明伶俐，要带我到队伍上，爸爸同意了，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
堂哥带我翻山越岭步行二百多里地，到了他们的工作单位，位于陕西省绥德县界首村，在黄河边，对外称是黄河商店，实际上是*共中**晋绥分局沿黄河工作委员会，也叫河防联络处。
记得初到沿河工委的那一天，我当时只认识哥哥和王德两人，其他都是陌生人，有些羞怯。同志们对我都很热情，大家都叫我小韩，因为哥哥当时的化名叫韩光，我自然应该姓韩了。炊事员把锅里并不太多的面条满满地捞了一碗，递到我手中，真有到家的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沿河工委的任务是在山西省敌占区的离石、石楼、隰县、大宁、永和各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及组织领导敌后武工队。当时的书记是王文达（解放后任中国科协主席），组织部长是黄石山（解放后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副省级），宣传部长是杨毅，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地县级别的人物。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生活工作特别正规，每天早上爬山锻炼，早饭后办公，各干各的事。
沿河工委的工作很忙，经常有一批一批的同志从敌占区回来，汇报工作，研究问题，开会学习。他们回来，我们这些无关人员不得和他们见面，他们也不能随便外出。整天都在窑洞里，吃饭也是送进去。我们也只是心中知道，窑洞里有很多人，抽的烟都从窑里飘出来了。他们来去都在天黑以后，不让别人看到，怕被敌探认出。
工委还有一位年轻姑娘宋富贵，我俩的主要工作是给机关做勤杂服务，没有事时就给手拉梭织布机打纬线。
工委也出工间操，所谓的工间操既没音乐，也没成套动作，只是互相用打拳的招数，你打我、我打你地玩；也打球，但没有球场，就是扔来扔去地抢球。晓旭（即徐登甲，后来成为我丈夫）、王德（即房居平，从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位上离休）、石友山（即曹廷明，后任四川省总工会主席），曾干（即晋友荣，后任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张云才（解放战争时期任山西省中阳县县委书记）等七、八个人，凑巧都是25岁，大家打趣喊着“五五二十五，裤子破了无人补”。虽然非常艰苦，大家非常团结，工作紧张，也很活泼。
我们还自己种菜。冬天种的菠菜很小很小，一次晓旭带我去看菠菜，我当成小草，伸手去拔，他一把托起我的手，说：“这是我们吃的菜，不是草。”
下午是勤杂人员的学习时间，我和宋富贵、值班员、炊事员、勤务员、马夫等参加。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俄文等课程，由部分工委干部讲课，也讲全国各地的抗日形势，讲的最多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赵尚志、杨靖宇等英雄艰苦奋斗英勇杀敌的故事。一次上课时，老师说你们自习，他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回来，见我们都在，就问我们怎么还没走。我们齐声说：“等你回来下课呢。”老师说：“如果我一直不来，你们就一直坐着傻等吗？”大家都笑了。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候上山，有时候到黄河滩上玩，我和富贵喜欢和王德玩。
在黄河沙滩上，王德说：“我*退倒**着跑，你们两个也撵不上我。”我俩年轻气盛，自然不服。沙滩上特别赛跑开始进行，他的*退倒**跑其实是往后跳，他练过武，一跳一大截，速度确实很快。我俩拼命追，似乎很快就要追上了。他的姿势特别搞怪，还出洋相，我俩忍俊不禁，这一笑就泄气了，怎么也追不上他。大家在旁边看着开怀大笑。
有时王德坐在磨盘上，他让我和富贵两个人把他拉起来。他好像有什么定身法，我俩用尽力气也拉不动他。院子里的老乡们像看节目表演似地看着笑着。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革命团体。就是在玩耍时，他们也在教育我们，见到河就给我们讲黄河、长江、大海，见山就讲泰山、华山、昆仑山等等。特别是学习俄文，随口讲。当时单位有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因为掉了牙齿说话漏气，发音不准，同志们都随时给他们教着纠正着。这里有一种浓浓的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氛围。
俆登甲
沿河工委有一个人引起我特别的注意，他穿着我给哥哥做的冷鞋（凉鞋），大大一对双眼皮的眼睛，炯炯有神。两只向外翻的召风耳特别明显。他叫徐登甲，没想到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从此开始了一生不能了却的情思。
登甲当时的化名叫晓旭。他总是穿得很干净，白衬领也总是整整齐齐，两只衣袖恰倒好处的翻出白袖口，说话做事都很利索，大家都很喜欢他。闲暇的时间他走的到哪里，那里就 “晓旭，晓旭”叫成一片，那里就有欢乐。就连村民也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喜欢和他一起玩，玩耍时他总是主角，他点子最多。在生活上他很简朴，他发明了一种补衣服的办法：在衣服的*处破**用糨糊贴一块布，再用老乡的土熨斗一熨，就是平平展展的一块补丁。
做为工委秘书长，他负责单位发军鞋，那时候的军鞋其实是老百姓手工做的，来自千家万户。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有一次只剩下一白一黑两只鞋，他就自己穿了。人们打趣地笑他，他只是憨厚一笑。
表面上看他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十足书生，从小读书没有干过重体力活，但是胸膛里却装着一颗坚强的心，事事不愿落后。工委机关对外是商店。商店与黄河对岸的敌人作棉纱、食盐等生意。货物装卸上下船是力气活，一个盐包就200斤重。大家劝他不要搬，可他不仅搬了，还扛了200多斤的大盐包，叫人刮目相看。象挑水这样的小事，他也不落在别人的后面。在城里用自来水或者井水，一般就在院子里，手提一只桶即可，到了这儿却要从黄河里挑。上下河岸的小路又窄又陡又远。别人挑一担水稳稳当当，他挑起来左摆右摇，为了稳住，他的腰扭到一边，惹得大家笑弯了腰。看他那费劲的样子，许多人都要替他，他摆手不让，硬是别人干多少，他也干多少。边区搞大生产运动，他积极参加，学习纺线，用自己纺的线，借老乡的土织布机为自己织了绑腿带。
有时机关的同志也去敌占区，但都要化装。
徐登甲有时化装成船工，裤子卷到膝盖，戴个草帽和其他船工到敌占区到处转，每次过河，把摆渡送他们的老艄公吓的要死，他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直到同志们安全回来都上了船，他的心才能放的下。
徐登甲有时化装成商人，到敌人火柴工厂去“谈生意”，看人家怎样生产，和工人们聊天说话，问这问那。
有时到敌人机关办事侦查，与各种人打交道。看到人家的女办事人员，他回来说：“她们真幸福，坐在办公室里，不冻，不晒，吃穿无忧。我们的同志多么辛苦啊，整天东奔西跑，吃不饱，穿不暖，还有牺牲的危险。”
有一次徐登甲、曹廷明、晋友荣三人在晚上偷渡黄河到山西，通过一个叫三交镇的地方，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工作完后，曹廷明、晋友荣还有事要办，徐登甲先行返回，他扛着病友的一支步枪，背着自己的手枪，顺着原路往回走。来时没有敌人，回去时进到三交镇里才发现有敌军驻守了，敌标语贴了满街。他镇定情绪，一边走，一边装摸作样看着标语，顺着街慢慢地前行。眼看就要出村，突然传来哨兵喊口令。口令是答不上，只能加快脚步往出冲。这时哨兵开抢了，随后追赶的人也上来了。分手后的曹廷明和晋友荣听说三交镇已经有敌人了，立即往三交镇出口处的山上跑。听到枪声时他们恰好已到村出口处的山上，远远看到登甲在前边跑，敌人在后边开枪追赶。在这危机关头，幸亏山上的同志开枪拦住敌人，敌人不明情况，不敢冒然追赶，登甲侥幸逃过一劫。
他们三个回到机关时，已经把刚才的危险忘了。他们设计好要吓唬我。晋和曹惶惶张张跑进屋，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老刘在三交镇遇到敌人牺牲了！”
“老刘是谁？”这是我的第一反映。当时在敌后工作的同志都是走一处改一个名，换一个姓，我不知道老徐当时叫了“老刘”。
突然老徐从他们背后跳出来，大家半笑半责：“连自己的爱人叫什么都不知道，还什么爱人呢？”大家嬉笑了一阵。老徐牺牲后好多年，我都不相信，总以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徐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那张笑脸永远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在外地学习时，有一次登甲给我写信说：河对岸敌人驻守的三交镇黄河边上有一只牛皮筏子，周围有哨兵把守，为同志们渡河方便，他想把它偷过来。这很危险，如果他牺牲了，就给我改个新名字，等我回信后就行动。我回信说：为偷一只牛皮筏子就轻易献出生命，对革命工作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恐怕组织上也不会同意。后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至今我不知道他给我起了一个什么名字。
在临南县地方学校学习
一九四三年*共中**沿河工委介绍我和宋富贵两人去山西我*党**办的临南县地方学校学习。虽然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仍然非常艰苦。在学校的一日三餐，顿顿是端着碗照出自己脸的清汤寡水饭，肚子常常是雷声轰鸣。穿的是没有换季的衣服，夏热冬寒。一天闲下来，我们几个女同志开玩笑地给县委书记杨毅写了封信，全部的内容就是一个“饿”字，开头是“饿”，最后的敬礼也是“饿”。仿佛与领导诉诉苦我们的心里就好受一点。因为领导说过，等条件允许的时候请我们好好地吃顿饱饭。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可一想到领导要请我们吃饭，心里也是美美地。
那时候，除冻饿之外，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烧杀，紧急集合，迅速转移的事常常有。往往还是三更半夜，没有灯，也不能说话。常有人来不及穿好衣服、穿上鞋子来不及系好鞋带，迷迷瞪瞪跟着队伍就往深山老林里钻。天又黑，路又不好走，一个人不小心跌倒，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一片，我们叫串糖葫芦。虽然觉得可笑，却无论如何不能笑出声来。怕被汉奸听到给日本鬼子报信。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到，必死无疑，除非你投降当汉奸，我们都抱着誓死不降的决心。
我们的同志只要被日本鬼子抓住，都会惨遭杀害，尤其是女同志死的更惨。先强奸，再给你灌辣椒水，用*刀刺***你捅**的阴道，把*榴弹手**塞进你的阴道，炸死你，他们还会得意地狂笑。遇到小孩子，就会玩一种“飞的高”游戏。一个鬼子把孩子甩抛得高高的，另一个在底下用*刀刺**接，让*刀刺**从孩子的胸膛穿过，比野兽都凶残，毫无人性啊！
日本鬼子的“三光”手段：杀光、抢光、烧光，害死多少中国人！在我曾经工作的临南县沙达安行政村，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进村，全村几百口子人躲进一个烧陶的大窑里。鬼子不敢进窑洞，就用柴草堵住洞口，倒上辣椒点着，用鼓风机往里吹烟，几百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几里外都能听见，无一生还。
那是苦难的岁月，面对苦难，我们的同志们很少哭，认为哭是软弱的表示。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欢乐的时候更多。那么多年轻人在一起学习文化，探索救国的真理，我们热烈地争论，欢快地唱歌，笑声朗朗。
我第一次看望远镜，还是用的当时一二零师师长、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望远镜，当时觉得好稀奇。他来此地视察，到学校看我们。他慈祥和蔼，服装和普通八路军战士一样，看不出来他是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大将军。我们一群女孩子在他跟前，一点也不拘束，甚至有点放肆，争抢他的望远镜。官兵平等友爱，多大的官都没有架子，大家都没有工资，都是供给制，这就是*产党共**的队伍。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徐星，烈士子女，1966年高中毕业，下乡知青。1970年参军入伍，五年后退役。1978年以全甘肃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98年从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退休。退休后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从事了十几年的知识产权工作。写了一本书《漫谈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