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及驿道是我国国家出现以后,政府专门为传递公文和军情所设置的通信机构。中国也是世界上出现驿站较早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至今已有近4000年历史。最初的驿站还不叫站或驿，仅称作“传”。“传”的最初雏形为“马传”。顾名思义，实际就是为马帮赶马人提供小憩的场所，所以驿站及驿道的出现一开始就与商道密不可分。随着宗族、部落间战事频发，随之又出现了“兵传”，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的屯兵、屯粮、屯草、御敌、防守等等。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需要，大约在周代又出现了“官邮”，汉代改邮为驿。之后的几千年里，驿在历朝历代都有发展。不过，驿站及驿道属于国家这一点一直没有变，所以它的建设和营运费用都由国家财政支出。
早期的政府公文和军事情报,主要依靠人力步递。春秋时期,人们把边境内外传递文书的机构叫做“邮”。邮距为25公里,其设计原理是一个壮丁一天急行军的距离。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
驿站办理递送政令公文及官员书信，不收民间信件，历代均属官办。封建君主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与数量与今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却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有异曲同工之作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交通干线上所设置的“亭”又兼有公文通信功能,被时人称为“邮亭”。这种“邮亭”就是秦代以步行递送的通信机构。
汉初“改邮为驿”，官驿组织按大小分成“邮”、“亭”、“驿”或“传”，驿传的距离大致是五里设“邮”，10里设“亭”，30里设“驿”或“传”。并改人力步行递送为骑马快递,规定“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时的25公里扩大为150公里。为了扩大功能,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初步有了政府接待的功能。
驿配置的马叫驿骑，车叫传车，单置马的叫传马，另外步传也没有完全废弃。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时全国共有亭29635个，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汉律记载：“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汉驿牌符有铜虎符为征发军兵之用，竹使符为军兵外其他征调之用，木传信为征发驿马之用，繻传（帛制传）为出入关门之用。”为了节省费用，东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者其文则为虚设，故废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邮驿之数大为减少。
到了开放的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接待功能。盛唐时,全国有馆驿1643个,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2万多人,其中80%以上为被征召轮番服役的农民。
为保证耗费巨大的馆驿正常运转,唐代前期政府把馆驿的管理摊派给当地富户,并任命其为驿将或捉驿(“捉”即掌握、主持之意),负责对驿丁的管理、馆舍的修缮、接待和通信工作及其月报的报送,并出资弥补驿站的亏损。而有些头脑灵活的驿将则将馆驿向社会开放，利用馆驿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可达到“以商补亏”的目的,而且还有利可图。
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就要填写连排单。公文限“马上飞递”的需要日行三百里。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样，按要求时限送到。但不得滥填这种字样。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并且管理极严，违反规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有文报局的设立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继而废除了驿站，同时有文报局专司其事，以后又设邮政，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
八至十一世纪，蒙古族通过和各民族的接触交流，对草原外面的精彩世界发生了极大兴趣。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并通过战争、联盟、联姻等手段吞并了西北诸民族，使得蒙古帝国空前强大。
重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金兵。1215年蒙古人攻占金朝中都（今北京），彻底打通了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往来的通道。元代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驿站制度，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元代驿站建制十分完备，是我国驿站的全盛时代。
元朝为了加强行省之间，行省与中央之间的联系，加强国内的交通，在全国普遍设置了驿站。此时各民族互相交流往来，商贾的贸易，教士的传教，使臣的朝贡，*队军**的出征，均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新的契机，由于元朝继续推行了唐宋以来对外相对开放的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一度因战乱阻塞而明显萧条的东西方贸易，再现兴旺景象。
元朝的驿站叫站赤（是驿），管理站赤的人员叫“踏踏尔”，实际“站赤”、“踏踏尔”是蒙古语“驿站”和“驿夫”的译音。
关于元朝站赤，张立先生《赤的“站”与“赤”》一文有翔实准确权威的考证：“《元史•兵志》载：‘无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辞海》载：‘驿传的蒙译’。《辞源》载：‘元时谓驿站’。台湾省三民书局《大辞典》载：‘元时*用军**邮传的驿站’。《邮政词典》载：‘蒙古语将汉语的邮驿译为站赤’等等。”
我国北方草原的驿传制度是元朝建立之前，由成吉思汗制定实行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汗国后，各部落间军旅调动及经济、生活交往日趋频繁，对外交流联系增多，草原的各条道路上使臣信差、军报、物资运输的车辆驼马川流不息。草原上，原本固定的聚居点就不多，行旅之人的生活补给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成吉思汗开始沿驿道建立了草原驿站。为保证驿道的安全畅通，还专门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了保护往来商旅安全的扎撒（即法令）。
《多桑蒙古史》上册记载：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率兵西征，仿中原制度“于大道上设置驿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给驿马，驿递夫之食粮，以及运输贡物之车辆，亦由居民供应之。定有一种规章，使用驿马者应遵守之。先是经行鞑靼地域之外国人，常受其它多数独立部落之劫掠。自是以后，有一种严重之警巡，道途遂安”。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也记载：蒙古帝国“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送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
《长春真人西游记》对当时中原通往草原的驿路有如下记载：“从燕京出居庸关，经宣德（宣化）、宣平（宣平堡）、翠屏口（张家口西十三里）、野狐岭、抚州（张北）、盖里泊（伊克勒湖）、渔儿泊（达里诺湖）到达蒙古北部贝加尔湖北成吉思汗四弟的帐下。”然后转向西域。
长春真人丘处机回大都时，成吉思汗问他需要什么，他说：“只得驿骑足矣。”可见当时从中原到草原腹地驿道的后勤保障已初具规模。不过据历史文献记载，这时的驿务管理较为混乱。
蒙古帝国自窝阔台大汗执政后，“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并且渐渐建立和完善了驿传制度。全国共设驿站，1496处。各地设站赤多少，视实际需要而定。张家口地区，在元代大部属中书省上都路，所辖陆站计18处，共有马1936匹，车600辆，驴2020头，牛1340头。其中桓州站（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李陵台站（今多伦县西南）、察罕脑儿站（今内蒙古自治区宝昌县东）、牛群头站（今沽源县南）原各设马150匹，车50辆，牛200头，后各续添马58匹，车30辆，牛120头；独石站（今赤城县独石口）设马100匹，车40辆；赤城站（今赤城县城）设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龙门站（今赤城县龙关）设马96匹，车40辆；鵰窝站（今赤城县刁鹗）设马100匹，车40辆，驴420头；洪赞站（今怀来县东，西洪站）设马105匹，车40辆，驴420头；榆林站（今怀来县榆林）设马250匹，车40辆，驴400头；雷家站（今怀来县沙城西）设马70匹，车20辆，驴200头；宣德府站（今宣化县城）设马100匹，车20辆，驴200头；涌泉站，辛店站各设马25匹；凌云站设马28匹。通往蒙古设3个站：忏道士站、七简岭站、尖山寨站各设马35匹。另外属于兴和路的怀安站设马50匹。至元世祖时代，已超过万数。国家签发专为驿站服务的站户亦达三十万户以上。驿站体系规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是罕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蒙古汗国的哈剌和林通往中原地区的驿道和哈剌和林通往西亚地区察哈台封地转到欧洲拔都封地的撒莱驿道。通往中原的驿道基本依成吉思汗旧路从大都出发，过居庸关走沙井道，越野狐岭，到抚州（张北），行滦河上游（沽源）至哈剌和林。元太宗四年（1232年），宋使彭大雅出使蒙古走的便是这条路。稍后修的一条车道从大都出发过居庸关、怀来、宣德、宣平、出德胜堡、扼胡岭至孛落，再东行至鱼儿泊（达里诺湖），西北行至克鲁伦河上游转而哈剌和林，这两条新建驿道都从张家口境穿过。
与站赤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删除是邮）。急递铺设立较晚，到元世祖时始自燕京至开平府，继自开平府至京兆设立。后在全国各地广设。全国约有20028处。依元史及经世大典所载：“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于各州县。各路总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换点，州县亦委有俸末职正官”。元代武功甚盛，战争时期，急递铺由士兵充任，平时由站赤所辖站户承担。每铺设铺丁5人，只送文书，不转物品。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大都设总急递铺提领三员。至治三年（1323年），每十个急递铺设一邮长，组织逐渐完善。铺内设有两种薄书，登记文书名称、收发铺所、到铺时间和转递人姓名等。如文书有破损，尚要依情节论罪。
由于站赤与急递铺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公文，可以很快传递。驿站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指挥。同时促进了各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联系。
驿路的开设，使较长时期因民族、王朝之间连绵不绝的冲突、战争而造成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得以再度畅通，人为的关卡垒栅不复存在。这不但有利于蒙元帝国的军政令文通达四方，也使往来的中外使臣、商旅畅行无阻。“于是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
窝阔台时，从中原到哈剌和林的驿站被称为纳邻站，“每隔五程一站，共三十七站，每一驿程由一千户以上的驻牧点派人守卫驿站”。
《史集》记载：窝阔台时期，每天有500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地方运到哈剌和林。为运谷物和酒，还专门建造了一种庞大的车，每车需要800头牛拉运。现在虽无史料，但我们相信当时的商人们也在沿着这条驿道忙碌着。哈剌和林是成吉思汗的兴王故地，地处岭北行省。上都是忽必烈称汗之地，位于漠南草原。虽然都远离北京但都是元帝国的北方重镇，诸王、贵戚到京都朝会，*队军**调动，战争粮饷运送，社会物质交流，使臣往来都要沿驿路而行。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
张家口地处大都至哈剌和林、上都、中都的必经之地，而且是几条驿路的汇合点。由于处于地理单元的结合部，所以民间贸易也十分兴盛。忽必烈登基以前，南北使臣往来大都走野狐岭路，如丘处机（其弟子李志常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其《纪行》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等人都是这样走的。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以后，即令中书省于缙山（今北京延庆）至望云（今赤城境内）取径道立海青站，专门传递急速军情公事，只许持有海青牌者走望云道，其余人员一律由“大站”（即野狐岭路）乘驿。中统三年（1262年）四月，圣旨谕开平路和榆林站：“今后但有骑坐铺马使臣人等，不得与望云取直道来京，夺要铺马，只令经由抚州、宣德府正站。若有军情急速公事，可径直取到望云、鵰窝等站。”鵰窝和附近的蝦驀岭（今赤城县浩门岭）、赤城、河察儿八眼、撒赤古、桓州、李老等站各给站户500户，内马站、牛站各250户，比一般站的人户与牲畜多一倍，足见交通的繁盛。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又颁布一道圣旨，整顿上都至燕京站赤，设立上都西路与上都南路诸驿站。其上都以西隆兴府道立孛老站，上都以南望云道立车站并马站。隆兴府以南、望云道偏岭以南至燕京汉地合设站赤，令汉人站户应当；西路隆兴府以北及南路偏岭以北至上都，令鞑靼贴户应当，汉民津贴。自此，望云道遂与孛老道同列为正式驿路。因其较孛老道路程近150多里，后来望云道便取代孛老道而成为大都至上都间的正路。
当时，从全国各地调运大批粮食、布匹、绸缎及各种日用品等物质送往蒙古地区。为了给草原输送生产、生活物资，他们把江南和中原的物资经北京运至张家口，把山西或通过山西转运的江南物资经太原、大同运至张家口，然后由驼队或老倌车队运到草原和西北地区。由大都（今北京）至上都开平（今多伦西北正蓝旗附近），途经张家口的驿道，是繁忙的货物运输线。转运的货物数量非常多，要调用南口、北口、土木、枪杆岭、雕窠、虾蟆岭（旧文献记为蝦驀岭）、赤城、河察儿八眼、撒赤古、桓州、孛老等十多个驿站的牛车转运。
史料记载：驿道中，各驿站要供应来往人员的饮食、物资,交通工具和夫役，也都向站户征派。各驿站的站户数量不等，少的六七百户，多的两三千户。这些站户的劳动力、土地、牲畜等都被驿站直接控制着。元政府是依靠广大站户来维持和管理驿站、驿运的。
至中统四年（1263年）大都北京至上都已开辟四条驿道，四条驿道都从现张家口地区过境，其中出大都经南口、龙虎台、怀来、鸡鸣山、宣德府、德胜口、野狐岭、兴和路、盖里泊、郑谷店，李陵台至上都是一条道路状况最好，距离最近的线路。稍后设置的大都至开平的急递铺也基本依此线行进。此时的驿道十分便捷，如《麟原文集》所说：“适千里者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明代《永乐大典》对当时的四条驿道之一的正道是这样记载的：驿路正道从大都正北微西行，经昌平新店驿出居庸关，经龙庆州缙山站（今北京市延庆）、榆林站（今河北省怀来县榆林）、洪赞站（今河北省怀来县西洪站）、雕窝站（今河北省赤城县雕鹗）、赤城站（今河北省赤城）、龙门站（即望云、今赤城龙关）、独石站（今河北省赤城独石口）、牛群头站（蒙古名为失八儿秃，今河北省沽源县南，石头城旧址）、明安站（今河北省沽源县北）、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省沽源县北囫囵诺尔）、李陵台站（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至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昭门苏木），全长距离约1200里。
《站赤》一书对西路驿道也有记载：西路从大都西北行，出居庸关，进入龙庆州（今河北怀来），经榆林站（今河北怀来）、雷家站（今河北怀来土木）、鸡鸣山站（今鸡鸣山），出宣平德胜口（今河北万全），越野狐岭（即今万全县膳房堡北扼胡岭、黑风口），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县），转东北行至察罕脑儿行宫，接望云道，北上上都，全长约1400里。中统以前，这条路为“正站”，凡使臣、官员乘驿均取此道。
周伯琦的《近光集》记载：到中统初年（1260年），这条路一般被称为“孛老站道”，即取野狐岭北第一站之名作为这段驿道的名称。中统三年（1262年）改为望云驿路正站，孛老道才变成“专一搬运缎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路。不过元朝皇帝每年秋天从上都返大都，往往也走此路，所以它又被称为“纳钵西路”。
还有一条重要的驿道叫黑谷路。黑谷路从大都西北行，至龙门与西路分叉，转北行出黑谷，至牛群头站（即失八儿，蒙古语“有泥淖的地方”，今独石口北35公里石头城子）与驿路正站合辙，北上上都。元朝皇帝每年夏初从大都到上都避暑往返常走此路。
元末，中书省是全国瞩目的京畿之地，被称为“腹里”。宣化一带作为大元的“腹里”之地，曾有过空前的繁荣。那时候，大元帝国疆域广大，道路纵横，全国由1500多处驿站和大量急递铺组成的交通网络，使国内“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而通往上都的辇路、驿路、西路大都穿宣化境而过。专门接待皇帝的“纳钵”驿站在张家口一带也有很多，如黑谷路，如驿城鸡鸣驿、宣平县内的得胜口纳钵、翠屏驿等。当时清水河西岸至虞台岭、野狐岭一线，虽然村落稀疏，但仍有一些留存至今。如荨庥林（今洗马林）、石家屯、武家庄、宣平堡、膳房堡等。
元末，驿传制度随着政治形势的危机也逐渐衰亡，而只有商队的车辆驼马还在驿路流动。
元末农民起义摧毁了元朝的统治，蒙古贵族退居塞外，开始了蒙古封建主与明朝长期的对峙局面，驿传也随之发生变化。明代首先在一些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这与元代只在两条大干线上设驿站略有不同。在明代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独立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1368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明代陆路运输，基本上是采取定点和接力的方法。
随着军事的发展，明朝*队军**占领了部分蒙古地区，开始建立驿站，认为“驿递天下之血脉”。“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洪武二年（1369年）改“站”为“驿”。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攻下开平，置开平八驿，东起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站，四驿接大宁，西起桓州、威虏、明安、隰宁四驿接独石口。明朝政府为了巩固边防，东自鸭绿江起，西至嘉峪关止，先后建立九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并建立“辽东都指挥使司”，辖二十五卫二州，置驿二十四处。永乐七年（1409年）设努尔干都司，立一百三十五卫，驿站四十五处，同时设立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镇安、怀里、宜城、宁远、威远、德盛等驿，后来，这些驿站日益衰落。宣德二年（1427年）至四年（1429年），多次进行整顿，令附近卫所协助驿递。宣德六年（1431年）对肃州、酒泉至庄浪等二十一驿加以整顿，增加了马铺。明代的一些边防重镇的驿站，由都指挥使司及卫所直接管理。明景泰天顺年间，在北临沙漠，南至居庸，西抵云中，方圆万余里的地方设置“暖铺”六十九处，共有房舍八百三十一间，每铺相距十里，递送官方文书，还负责接待蒙古使臣及过往官员，这与内地有所区别。
明朝中央管理驿传的机关为兵部车驾清史司，具体职掌是管理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并执行驿传典章制度，掌管驿站的开设、关闭和变更、管理给驿符验以及监督检查。下属有会同馆，设在首都，为全国驿道的总枢纽。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会同馆设有专门房舍，供蒙古等使臣居住。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
明朝设立卫所，驿站由卫所直接管理，派兵卒充当驿夫，驿站除招待过宿官员、运送官物、押送犯人外，还要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卫所没有设驿丞，由各地百户任驿官，有的则驿官也没有。明朝对蒙古实行卫所政策，建立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沙洲卫、罕东卫、赤斤卫等，是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驿站，而是派专人递传公文。至于蒙古各部各封建主的割据，公文等传递主要以行政单位派人专递。也有一些部有固定的驿站。随着蒙古可汗势力的衰微，各部封建主的崛起，蒙古高原基本上被鞑靼、兀良哈、瓦剌分别占据。明代与蒙古各部通贡，通贡关系具有一定的政治关系，明朝利用封官授职以及使臣入贡来控制蒙古大小封建主，用通贡的特权派遣使臣携以牛、马、羊、驼等畜产品到京师向明朝政府朝贡，明朝统治者给以很多赏赐品，使蒙古封建主从中获得各种礼物。同时通贡也是一种贸易形式。贡使带着马匹、牲畜和各种毛皮到北京，居住在会同馆后，与当地民人进行绢、布匹、服装、鞋帽等日用品的贸易。嘉庆三十八年（1559年），因驿递官员殴伤贡使，仍令通事班传递，后来发现通事班官员与诸贡使串联，互为奸利，于是改由兵部派官员传递。
封建领主入京受封授职，进行朝贡及后来互市的通道也大都依驿路进行。张家口东太平山山崖崖壁上曾经刻有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表现。
明末，崇祯帝曾在大臣建议下废除驿站，导致大量驿站工作人员失业，成为流民。有意思的是，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就是银川驿的一名驿卒。崇祯三年（1630年），废除驿站裁减驿卒的政策，使李自成成为了流民。迫于生活压力，李自成先投军于张存孟部，以后又自成一脉打起了“闯王”大旗。
1644年清顺治帝入关，建都北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由于朝代更替期间的战争，驿政废弛，驿路不通，军情政令不能及时传递。清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整顿驿道，建立驿站。
清代驿站基本上是沿袭明代驿站设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驿站隶属兵部，由车驾司综理驿务，各省则归按察使司管理。驿递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通常称为铺递，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铺递传送。在省者均称驿，为军报而设则称站，设于西北两路的名曰台。此外，又有军台之称，所谓“军台驿站”。清代设立台站驿道，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与内蒙古各地的联系，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而设立的。台站的主要任务有六项，一是传递军事指令，二是传递公务文件，三是朝贡往来，四是护送物资，五是解送人犯，六是巡查边卡。各台站昼夜有专人守候，备有车辆、快马，提供食宿。当接到文件，办理签收手续后，立即策马扬鞭，以不同的速度、以接力的方式送到下一站。清廷规定，凡差遣给驿，皆验以邮符，名“勘合”、“火牌”，凡给驿皆以其等级规定办理；凡差遣过境以兵护送的，则验其“兵牌”；凡驿递验以“火票”，定其迟速期限。所达路程计以时日，普通以日行240里为度，但遇紧急文件，须日行400里、500里、600里，皆由发书官司签明。若有泄漏沉匿稽迟的，皆按罚则查处。依《清史稿·地理》所记：“内蒙古驿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三月，命内大臣河尔迪、理藩院尚书班第等人，往内蒙古地区勘查，设置了这五路驿道。
张家口驿道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由吏部侍郎布彦图、侍读学士额赫礼主持安设的。从北京250里到达土木站、60里至鸡鸣驿、60里至宣化、60里至张家口，称张家口为东站，以上属内地驿站，自此进入蒙古驿站，60里至察汉托罗盖、50里至布尔嘎素、60里至哈柳图、40里至锡喇木伦、80里至鄂兰呼都克、60里至吉斯洪夥尔达，共设立蒙古驿站18站。
经过盟旗有四子部落旗、苏尼特右翼旗、左翼旗、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共五旗，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两盟。设官马497匹，驼180只，羊450只，马甲154名，乌拉齐180名，马夫、车夫各24名，兽医一名。
杀虎口驿道也从张家口经过，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内阁学士德林主持安设。从北京70里至榆河驿、60里至居庸关、60里至榆林、60里至土木驿、60里至鸡鸣驿、60里至宣化、120里至怀安、60里至天镇、60里至阳高、60里至聚乐堡、60里至大同、60里至高山站、60里至左云站、60里至玉县站、20里至杀虎口。以上属内地驿站，从此进入蒙古驿站，分西、北两路。北路50里至八十家、50里至二十家 (和林格尔)，50里至萨勒沁，60里至归化城。
此时的驿站并没有过分强调库伦（圐圙）这个地方，看来康熙三十二年时，圐圙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由库伦北至恰克图的驿道经过库伦、博罗诺尔、呼奇千、伯特格、库特勒那拉苏、努克图等12站，920里，经过土谢图汗部，设官马648匹，驼224只，章京14名，拨什库14名，兵丁140名，总管萨拉克齐两名。
乌里雅苏台博物馆现存一张清末漠北驿道图，这张图标明，至少有4条驿道从漠北高原通过。一为北京至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至库伦再至西伯利亚；一为伊犁至乌鲁木齐至吉木赛至科布多再至俄罗斯；一为乌里雅苏台至阿尔泰至哈密至西安；一为北京至乌里雅苏台。
说实在的，张家口是一个与路有着不解情结的地方，目前我们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尚义县的学者石尚德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基本理清了尚义境内清代驿站及其走向。
石尚德先生说：“尚义境内现有两处清代驿站遗存。一曰四台，蒙语名鄂拉呼都克，又名敖来乌日特；一曰五台，蒙语名魁素图，又名奎斯图。当年，大清帝国在内蒙古地方共设有五路驿站，即喜峰口道、古北口道、独石口道、杀虎口道和张家口道。四台、五台二站，是属于张家口道的两个驿站。因以马匹护送官吏往来及文书，故称“马递”……张家口驿站是由清朝吏部侍郎布彦图和侍读学士额赫礼两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负责安设的。它从北京北郊的回龙观站开始，经过今怀来、宣化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开始，到长城以北，又分为两条驿道，一路向西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一路向西北到四子部落。此路从北京到张家口430里（215公里），从张家口到四子部落960里（480公里）。
四台和五台，属于张家口驿站的四子部落路。这条驿路安设之初，主要是到达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二盟的四子部落旗、苏尼特左翼旗、喀尔喀右翼旗（即达尔罕旗）、茂明安等五旗。后来于1728年（雍正六年），由于准格尔战争形势的变化，清朝政府下令拆除了张家口到归化的驿路，将原来张家口驿站的两路合并为一路。从此，直到民国年间，四子路一路不仅成为张家口外唯一的一条驿道，而且它从内蒙古地区延伸到外蒙古地区，成为清代著名的阿尔泰军台的组成部分。
张家口驿站除了张家口本身一座汉站外，设蒙古站二十三座，共二十四个台站。其中，内蒙古站十八台，史称张家口外十八台站。从张家口西北行，到吉斯洪颗尔达（第十八台），行程1070华里（535公里）。其十八个台站的里程与名称如下：
一台，从张家口西北行30公里至察汗托罗盖（又名达瓦站），现为张北县大洪沟乡东营盘村。
二台，从察汗托罗盖行25公里至布尔哈苏台，现为张北县八一乡二台蒙古营子。
三台，从布尔哈苏台行30公里至哈柳图（又名海流图），现为张北县海流图乡土城子村。
四台，从哈柳图行20公里至鄂拉呼都克（又名敖来乌日特），现为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
五台，从鄂拉呼都克行35公里至魁素图（又名奎斯图），现为尚义县大营盘乡五台蒙古营子。
六台，从魁素图行30公里至扎嘎苏台（又名查哈苏），现为商都县小海子乡宋家村（原台站在村东八华里）。
七台，从扎嘎苏台行25公里至明爱（又名锦盖），现为商都县城关镇。
八台，从明爱行25公里至察察尔图（又名齐集尔），现为商都县大拉子乡羊房子村。
九台，从察察尔图行30公里至沁岱（又名钦代），行为察右后旗新建乡新建村（即旧土木尔台镇），原台站在土木尔台西10华里的柴四房子村。
十台，从沁岱行40公里至乌兰哈达，现为四子王旗乌兰哈达苏木乌兰哈达巴嘎综少营子，原台站在乌兰哈达山南恩格尔村。
十一台，从乌兰哈达行35公里至贲巴图，现为四子王旗白音察干图苏木新民淖尔巴嘎哈日奔营子。
十二台，从贲巴图行35公里至锡拉哈达，现为四子王旗察汗敖包苏木巴音乌拉巴嘎乌日特乌素营子。
十三台，从锡拉哈达行35公里至布鲁图，现为四子王旗察汗敖包苏木巴音宝力格巴嘎乌日特敖包营子。
十四台，从布鲁图行25公里至乌兰呼都克（又名鄂伦琥图克），现为四子王旗吉古拉普苏木，阿孟无素巴嘎阿孟乌苏营子。
十五台，从乌兰呼都克行35公里至察汗呼都克，现为四子王旗脑木更、巴音脑包和吉格即图三个苏木的交界处——察汗呼都嘎营子。
十六台，从察汗呼都克行20公里至锡拉木伦庙（又名锡喇穆楞），现为四子王旗白音敖包苏木所在地。
十七台，从锡拉木伦行40公里至鄂兰呼都克（又名敖拉琥图克），现为四子王旗白音敖包苏木，格少巴嘎阿日奔营子。
十八台，从鄂兰呼都克行30公里至吉斯洪郭尔（又名吉斯敖包），现为达茂旗白音塔拉牧厂和四子王旗白音敖包苏木的交界处——吉生脑包（又名吉生台）。
从以上第十八台站吉斯洪郭尔再向西北行，经达尔罕旗府，逾腮马苏河、开会河、好音乌素、达塔五英倒庙，而入外蒙古境内阿尔泰军台，以至圐圙。
另一份资料与以上记载略有出入，但也详细，故此记下。“漠南蒙古张家口驿道：张家口、察汉托罗海、布尔哈苏台、哈留台、鄂罗依琥图克、奎苏图、札哈苏台、明垓、察汗尔图、庆岱、乌兰哈达、木巴、锡拉哈达、布鲁图、鄂伦琥图、察罕琥图、锡拉穆楞、敖拉琥图克、吉斯黄郭尔。共额设官马497匹，驼180只，廪羊450只，马甲150名，乌拉齐180名，军夫、马夫各24名，兽医1名。”
清代比较看重的是更加社会化的邮驿。邮驿由工部车驾清吏司主管，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由宗室、满、汉各1至2人充任。清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邮驿的名称有驿、站、塘、台、所或铺等区别，盛京和各省腹地所设叫 “驿”，军报所设叫 “站”，甘肃、嘉峪关以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西北各地所设的叫“台”。张家口坝上和内蒙古地域现在传承下来的头台（今张北头台）、二台（今张北二台）、小二台（今张北小二台）、五台（今苏尼特右旗境内）、七台（今商都）。递送官物的叫“所”，专走递公文的叫 “铺”，由北京到各省的铺叫做“京塘”。不论叫什么，都设有官员、役夫、车畜，供应差遣和传报。设置的规模由地点的重要和偏僻而定。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据《古今图书集成·宣化府驿递考》说：宣化府有驿17个，站7个，另有暖铺62个。
明刘珝的《佐字暖铺记》说暖铺共69个；《贤字暖铺记》也说是69个，并证明共有房屋821间。可能是入清以后裁减了7个。
据《龙关县志》卷一说：“宣属原设军驿18处，其驿数、驿名与驿递考都有差异。”
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但是，张家口至漠北草原的驿道和驿站并没有消减。
据学者韩儒林先生考证：“内蒙古五路驿站的设置，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于外蒙古的军台，则是康熙三十二年开始设立的。以后，随着清政府对漠北的统治逐步加强，军台之制也由内而外日益周密。所以魏源说，外蒙军台‘始于康熙北征准噶尔时，继于乾隆征伊犁时，而周密于设定边左副将军时’。清代交通，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由北京出发，可经由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通往蒙古各盟旗、各卡伦。在这些驿道上，属于内地的驿站由内地汉人维持，称为汉站。进入蒙古地区以后的驿站，由蒙古人维持，称为蒙古站。出喜峰、古北、独石、杀虎四口的驿路，直达内蒙古各旗。其驿站称为站。从张家口通往西北的各驿站都称台。这条驿路最长，到达的边陲地点也最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尔泰军台，这是官设驿站。”
学者韩儒林先生又依《嘉庆会典事例》·卷七四五记载分析说：“张家口一道，除张家口内地所设一站外，设蒙古站，是为阿尔泰军台。其第一站察罕托罗盖以及第九站沁岱，皆在察哈尔境内。至第十九站奇拉伊木呼尔以下，已接喀尔喀境内。在内蒙古境内者九站，……达四子旗，苏尼特右翼旗、左翼旗，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凡五旗。”
阿尔泰军台是清王朝联系漠北的最重要线路，通往蒙古的阿尔泰军台线路，自张家口起，沿线包括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等重镇。阿尔泰军台是清康熙年间平定了噶尔丹和大小和卓后，于三十二年（1693年）设置的，共大站29个，腰站15个。在张家口设总管1员，副总管1员，总理军站事务。又设张家口驿传道一员，管理汉驿1个，台站10个，腰站7个。设赛尔乌苏驿传道1员，接张家口管，界从第11台赛尔乌苏起，到29台阿尔泰新城共19台站，7腰站。自张家口上堡到阿尔泰新城共计路程2276里。由赛尔乌苏往北达库伦，更北达恰克图亦设台站。阿尔泰军台人员还有笔贴式3员，蒙古参领4员、章京22员、骁骑校22员，领催44员，蒙古甲兵305名，站丁440名。张家口驿站设驿马30匹，军站设马30匹，马牌、兽医、夫役共51名。
尽管清人的驿道是政府传达政令、军令、使臣和官员往来、人犯押送的交通干线，但也是中原与草原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间往来的主要通道。其中张家口至库伦、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赛尔乌苏至库伦、库伦至恰克图等驿道大都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商贸贸易通道，其基层台站自然也都成为了商人的休息站点。如文献所记载：“康熙三十一年，根据对噶尔丹战役的需要，从北京到蒙古的5路驿站（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安设完毕。这是中央政府最先开通内蒙古地区的5条主干道，可以通过内蒙古6盟49旗，又是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各部进京的必由之路。平定噶尔丹战役开始后，清政府又开通了漠北古北路军台及卡伦站道。漠北古北路军台主要包括北京到库伦和北京到科布多。这些道路是以库伦南路和阿尔泰军台为主干道，从北京出发，经过张家口以北的察哈尔、内蒙古乌兰察布，在漠北古赛尔乌苏分道，到达喀尔喀蒙古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中心——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此后，这一道路便成为旅蒙商的商贸交通。”
《邮政事务总论》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驿站之外，复设文报局，专将寄往出使外国领差文报，递至上海，交该地外国轮船寄送，并于上海传送进口文报”。各省会和大商埠都有普通文报局，张家口文报局在上堡水岔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张家口设电报局，南通北京，北达库伦、恰克图。民国二年（1913年），在张家口成立电话公司。清末邮政局成立，驿站事务改归邮传部管理。不过，到民国三年（1914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大量历史文献证实；张库商道绝不是一条因为设市需要而修筑的商路，它是一条历史久远的不断演变的驿道、兵道、商道，只是因为康熙年设市于库伦，才有了张库商道的称谓。我们把中原至蒙古草原的古商道、驿道及张库大道叠合，就会发现这些山野间延伸的商路，总在有意无意地与历史上的驿道、驿站相融合相交汇，不知是商路在依循驿道，也不知是驿道在依循商路。其实路是依循自然法则而延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