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图，选自岳西网
前注：上周末本公众号补发了近三年前因故未能发表的《知青杂记之山乡男人》一集，没想到当天就有约七百人阅读，还有不少留言予以点评和肯定，远超预料。看来喜欢阅读却没有读过《知青杂记》系列文章的读者还有很多。为此，拟再次修订《知青杂记》其它各篇文章并在此公众号上每周发表一篇，以飨读者。为保持阅读的灵活性和连贯性，后续文章经修订后将不再按原集顺序发表，题目也不再标注哪一集，而是根据阅读需要逐篇刊发并冠以《知青杂记之XXXX》为题。欢迎阅读和点评！谢谢大家！
我曾在《知青杂记》之《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说了当年在岳西插队时在山乡遇到的一位大美人，只可惜留给我们的都是背影。尽管如此，那个袅娜多姿的身影给我们这些初懂男女之情的懵懂少年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能吸引众多白帽知青目光的山乡美人确实不凡。
其实，岳西这个地方的漂亮女子还是挺多的。虽然偏僻落后，但此地民风淳朴，更有一股承传已久的好风气：女子不下田。这就是说，此地男人呵护女人，不让女人夏天干活，田里的农活都是男人干的。水田里的一切需要淌泥水、蒙日晒、出力气以及弯腰负重的农活，无论耕田、耙田、育苗、插秧、修田埂、种黄豆、薅草、追肥，还是收割、打稻、挑草，全部是男人干。当然，男人的活计还包括其它所有需要出力气的重活，如挑担、砍柴、打土坯、起猪圈、打场以及挑送公粮或茶叶等统购物资上公社或县城等。
山乡的女人一般多是干些旱地里的活，如种菜、收红苕、采茶、切晒茯苓以及采摘和晾晒茶籽（榨茶油）、木梓树籽（ 也叫乌桕树，其籽可制木籽油和木籽粉，据说可以代替可可粉制巧克力。*革文**期间中国因缺少外汇无法进口可可粉，就用木籽粉代替可可粉做巧克力，不仅价廉物美，味道也可以乱真——作者注）、 板栗、毛栗和洋桃 （也就是野生猕猴桃，酸酸的，有点儿甜 ）等林副产品以及家里的舂米、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和喂猪等家务活。
除此以外，岳西山区的女人在当年还需要承担一项很重要的生活担子，那就是种植和采摘棉花并用其纺纱织布。那时山里人的衣着所用衣料，主要是粗布，也叫土布，大多是山里女人们自己纺织出来的。只有拿薪水的公社干部才能穿得起洋布（机织布）。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所谓男耕女织并非空穴来风，在岳西山里的男女分工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于山区男人照顾女人无须下田劳动，我印象中的合肥附近的江淮丘陵地区的农村女人，如我中学时学农时去过的肥东、肥西和长丰县等地的农村女人就辛苦多了。山外那些本应受到男人照顾和呵护的女人为了生计，除了与他们的男人们一样下田干农活，如插秧、蓐草和割稻子外，打场和挑担子等重活她们也得干，而且干活收工后，平原与丘陵地区的女人们也还得赶回家去带孩子、烧饭和浆洗衣物等，辛苦极了。
山区女人不下田的结果是，很少淌泥水和晒太阳，皮肤普遍较白，手脚较为细嫩，很少像山外农村女人那样粗糙甚至皴裂。再由于很少干挑担等需要负重的粗重农活，山乡女人身材一般也都比较好。未出嫁的女伢子（ 岳西方言，指姑娘家 ）干活就更少了。除了前述的那些采摘类农活和纺织针线等女工细活外，那些堂客们干的烧饭、喂猪和打猪草等活儿女伢子也偶尔帮衬着家里干干，但干的并不很多。山里人对于自家未出嫁的女伢子多是疼爱与呵护的。所以，山里的姑娘一般来说身材比较好，模样儿也周正。但因为交通不便，也没有平原地区常见的集市，女伢子们见到的人和世面都少，相对来说性格上则比较害羞，且略显青涩。
岳西山里结过婚的女人叫堂客，也叫婆娘，脑后都打个圆形发髻，用丝网罩上。她们出嫁那天都得开脸，也就是绞面和纹眉。前者是由母亲或村里手艺较高的堂客用丝线将待嫁姑娘脸上的细绒毛一排排绞去，而后者就是用镊子将将女子的长得不妥地方的眉毛一根根拔掉，然后再在眉骨上方画眉，画得那眉毛细细弯弯的，再配上绞过面的光洁，使得新娘子的脸庞更显得光润、细嫩和妩媚。
出嫁后山里女人，即那些婆娘或堂客们，如果爱漂亮的话，也经常自己绞面、画眉和打扮自己。山里人家有一个好，即无论穷富，几乎家家都置有一个材料和制作精致程度不等的用木头打制的女人化妆用的妆奁，上面总是嵌有一面镜子。女子出嫁，娘家也总是配有一个妆奁与新被子一起给挑过去作为嫁妆。有了妆奁，山乡女人平时打扮自己也就方便了。而这种妆奁在山外面，尤其是在江淮之间的农户家里却不多见，即便有，也几乎就是奢侈品了。
山乡女人经过这一番化妆打扮后，两弯细细的眉毛挂在多经山里清新空气润泽的清澈明亮的眼睛上，加上因平时很少干重活或暴晒于太阳而多有的洁净细白的皮肤和苗条轻盈的身材，如再穿着相对整洁的衣服，你说山乡女人能不漂亮吗？
前面也说过，山里女人还多会干一种专门的技术活，那就是纺棉纱和织土布。当时山区农村，由于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收入很低且交通不便，除了区里或公社的供销社，也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农产品买卖的集市贸易，农民手里几乎没有闲钱，无论生产还是生活用品，几乎都是自给自足。这显然是不得已的，因为那年头几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对于贫穷的山乡农民来说都是太贵了。
比如，那时1 尺最便宜的白色机织平纹布也要有1斤猪肉的价钱，即6-7角钱每尺，而当年白帽山区农村每个工（10分工）普遍只有几角钱（ 石岭山上每个工0.21元，山下的平畈地区工分值可能稍高些 ）。这点儿劳动所得只够糊口，山里农民很少有人能拿出足够的钱去买洋布（机织布）做衣裳。
当然，拿工资的公社干部以及少数大队干部，即所谓公家人，还是有条件穿一些机织布服装，如平纹布衬衣和咔叽布干部服等，但山乡农民，无论男女多是一身当地山乡女人自己种棉，自己纺织，自己裁剪的粗土布衣服，就是细土布的衣服都很少见。
山乡男人的服装多是布纽扣的对襟褂，兜裆裤，而女人则多是穿着布纽扣的斜襟衫，也是兜裆裤。有意思的是，那时山里人无论男女都不穿*裤内**，好像也没有穿*裤内**的概念，都是将肥大的裤腰一束，然后用一根宽布带或细麻绳系起来。这样一来，山乡女人原本窈窕的身材也因此多被那种拖沓臃肿的衣服遮掩了一大半，很是遗憾。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下乡头几年还见过不少大队或公社干部穿着用日本进口尿素袋缝制的衣裤很神气地到处闲逛兜风。这种衣料多是一种粗纹尼龙布，不容易熨帖定型，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总是飘飘抖抖的，却别有一番风味，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时尚感。
但令人遗憾也搞笑的是，虽然这些衣服大多染成了黑色或藏青等深颜色并在裁剪上动了脑筋刻意加以遮掩，但如从某个角度看，那些衣服的上衣背面以及裤子的臀部位置仍隐约可见“尿素”及“xx株式会社”等汉字，就像给穿着这衣服的人打了印迹一样。
即便如此，农村干部们穿着那种用飘飘抖抖的尼龙布料做的、也染过深颜色衣服时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那种料子很稀罕，与当时呆板的机织布和老土布比起来更是如此。但是，我们这些知青看到了想笑，而当地那些大多没有文化的农民看到了，眼光中或还显露出一点新奇甚至羡慕来。
山乡里的其他人，尤其是农民，一般都没钱到镇上供销社布店去买昂贵的机织布（ 一尺布价钱抵上他们干几天农活了 ），他们只能穿着自己织就的那种又厚又重的土布衣服。不仅如此，他们家床上铺盖所用的布料以及洗脸洗脚用的所谓毛巾（ 其实只能叫布巾 ）等也几乎都是由当地女人，尤其是自家女人在家里纺纱和织造出来的土布做出来的。
深秋或初冬时节，我们常看到村里的女人或独自或几个人一起在家里或在场地上晒、摘、弹或梳棉花，或用木制纺纱机摇纱，或用米粉熬的浆糊浆纱以增强经纱的强度，或在村落的场地两端分别插上一些七、八十公分高的带有筘齿的竹棍以理顺经纱（ 织布前处理，也叫筘纱，“丝丝入扣”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这个扣字其实原为筘字，竹字头就是指那些竹棍；理顺后的经纱就可以浆纱了 ），或在家里的织布机上装纱，或最后坐在家里机房的织布机前长条凳子上踩脚踏板，交替升降分开经线的综框，然后再手动穿梭、压纬，“啪嗒、啪嗒”地织布。所以，山区殷实人家以及堂客能干的人家一般都辟有一间房，里面放有一台宽约四尺、长约七尺的木制织布机。那间房简称机房，也叫织布间。
山区女子织布，多是自己纺纱、筘纱和浆纱，然后去织布机上手理综框，脚踏穿梭并人工压纬等。以这种土办法织布，看起来原始而繁杂，但工效还是挺不错的。撇开前面那些与纺纱有关的活计不算，只算坐在织布机上手工织布，一个山乡女子即便还顺带干些烧饭浆洗等家务活，每天大约也能织出2-3尺布。据说，能干的山乡女子每天可以织出7-8尺，甚至1丈土布。
这些土布织好后要从布机上取下来，平铺在一块门板那么大的木板台子上，双手扶着一块竹篾片刮去土布两面的纱头及杂色的棉籽、棉壳等碎屑，然后在一根扁木条上卷成大约一丈长的匹布。这种由家庭作坊织出来的土布也叫老布，幅面较窄，一般多为2尺多一些，颜色暗白还略带点灰黄，布面较粗，也较硬，不能做内衣，极易伤到柔嫩的裆部皮肤（ 山里人无论男女都不穿*裤内**可能也与之有关吧？——作者注 ），只能印染后或干脆不印染保持原色就裁剪做成衬衫、外套或棉夹类服装。
但也有心灵手巧的山里女人会织细土布。这种细土布纺纱的前处理就很讲究，棉花经仔细弹松并摘除杂质之后，又经多次梳篦，然后再搓成细细的棉纱棒去纺车上纺纱。纺纱时动作要轻，也慢，需要手巧，稍有不慎，就会纺出粗纱，此时就得拽断重新细纺。一锭细纱要比粗纱长至少3倍。我们房东的女人就会纺细沙，织细布。我看过他家织布机上织好的布，感觉布面就很细腻，也比较薄，很少有纱头和棉壳等杂质。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或以前的岳西山区，不会纺纱织布的女子是会被人看不起的，而且也是不多的。所以，山乡女子在姑娘时期就得跟着其母亲或奶奶学习纺纱织布的手艺。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女人都会这个手艺。纺纱织布也是冬天山乡女子的主要劳动。山区男人耕作，女人纺织，这不就是典型的“男耕女织”吗？
其实，俗话说的“男耕女织”是有传统的，至少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家庭木制织布机就已经相当普及了，《清明上河图》里就有显示。而且，图上的那些织布机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知青在石岭山上所看到的织布机，就大致造型和结构上看几无区别，或者说，石岭山上山民们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一千多年来居然几无大的技术革新和变化。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手里的闲钱多了起来，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开始有能力到镇上购买机织布去做漂亮的、穿着也舒服得多的衣服了。人们的需求少了，于是那些家庭作坊织出来的土布也随之逐渐减少了，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就完全绝迹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几乎是瞬间就改变了中国的一切。
2008年那次回岳西，我在所访问的所有农户家都没见到织布机了。只在县城的某个场合见过那种家庭织土布机，但却是作为展览品放在那儿让我们参观的。我当时就感叹：这山乡，哦，不对，应该是这世界，变化得真快呀。
刚去石岭插队那年，我妹妹年仅16岁，也跟着左邻右舍的农家女人学习纺纱织布。但纺纱织布那活儿确实很繁复，尤其是在场地上理顺经纱，又是纱筒纱骨朵的，又是纱线绕来绕去的，还不给人靠近，连鸡、鸭和狗都要撵得远远的。妹妹学得很认真，到后来她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操作。记得一天她坐在邻居家的织布机上，当着刚下工回来的我们的面，“啪嗒啪嗒”地织上一会儿布，然后高兴地指着还在织布机上的一小捆布卷对我们说：瞧我今天织的布！
这些老布织好后大多得经过染色才能成为布料做衣服用。山乡染布的颜色多为黑色和藏青色，也有一种颜色浅蓝的海棠蓝土布（ 海棠花似乎没有蓝色的，也不知当年为什么会这么称呼那种蓝色 ），很多山乡女人都喜欢穿。虽然没有印花，也没有花样蜡染，就是一种单色，也很受欢迎。一般山村农家没有染坊，织好的布多是送到白帽镇上的一家染坊里染色。染过色的土布也没有卖的，多是农户自用的。加上供销社也不收购这种土布，所以，山乡女人无论种棉花还是织布也只是为了自己家人的自给自足，因为无论她们多能干或能织出很多土布也没有地方卖，而靠这个手艺显然是挣不到钱的。
山里染布用的颜料也多为就地取材，利用一些植物花果或树皮，甚至土壤作为原料制作，纯天然。染过布的污水除了烧碱成分，其它内容物都是天然成分，降解得也很快，对环境的污染不算太大。比如，当地女人喜欢穿的那种海棠蓝土布衣服，就是用大别山里溪水边到处都生长有的一种植物——蓼蓝草捣烂过滤后的浆汁按比例添加了烧碱的染料染制的。
我曾去过白帽镇上那家染坊看过。高高的竹竿架子上，到处挂的都是染好的布，颜色各种各样，黑的，藏青的，海棠蓝的，还有紫的和红的等，但以前三种颜色为主。一股染坊特有的那种有点温热感的烧碱味儿伴着水蒸气氤氲着四周，闻多了还头晕。可惜的是，1969年夏天那场大暴雨引发的洪水将白帽镇上白帽河两岸的很多房屋，包括位于较高地段的白帽区和公社革委会的部分房屋都被冲垮了。那家染坊也未能幸免。那场洪水中使之成了废墟，直到我们离开山乡回城也没有重新开张。
山乡女人干净、漂亮也很能干，但有一个大不幸，就是大多没有接受过起码的学校教育。那时的女孩子读书很稀罕。前面提到的那位到过房东亲戚家的“山乡美人”也仅读了初小就辍学了（ 《一位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谈到了这位美人姑娘 ）。从她哥哥读到了县中高三可见，她家在女孩子读书问题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当然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我们所在的石岭村还有几个与我妹妹岁数相仿的女伢子（ 岳西方言，伢子读音阿子 ）就连学校门也没有进过。山乡女人不能读书，也就不识字；不读书不识字，也就没有文化，而没有文化的女人的生活，除了沿袭她母亲、奶奶或其祖辈的旧有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循环往复地过日子以外，还能怎样呢？
山乡偏僻，文化落后，民风虽然淳厚，但在男女性关系上却显得比较随便，有时甚至开放得让人惊讶。我在前文《厕所革命》中谈到的山上茅子裸露程度如此之大而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对此似乎都持蛮不在乎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没有研究，不好乱说。但我感觉，山区偏僻闭塞、山民没有文化以及极度的贫穷落后等应该都是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大多数山乡女人婚姻的不幸与痛苦。
那时深山里女人的婚姻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都是依媒妁之言，由父母做主。除了极少数女人能有幸嫁给一个公家人（ 指公社和区里吃商品粮的 ）外，绝大多数山乡女人都是在其生活所在地的方圆二、三十里路的范围内非自主地嫁给了一个她可能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但可能与自己同样贫穷、同样没有文化的山乡男人。
贫穷是山乡的普遍现象。那时山乡男人要想娶一个女人，也无须多少彩礼，由媒人陪着，拎上几刀猪肉和几盒当地产的用红纸或油纸包裹着的点心上门也许就足以权当彩礼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也是几乎所有山里人的对于婚姻中女方价值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更无法追求自己爱情的山乡女人，在面对婚姻时还会有多少忠贞和幸福可言？显然不会多。而那些普遍缺少了忠贞和幸福的婚姻也为山乡男女在性问题上的随便与混乱铺垫了道路。
山里的农活，很多都是男女分开干的。如田里活计都是男人干，女人不下田嘛。我们初到石岭之际也曾为周边干活的总都是些大老爷们而感到纳闷和枯燥，但是后来发生了向好的变化：生产队开始组织挖红苕了。挖红苕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农活，因为这是石岭山上不多的几种让村子里的男人和女人可以在一起干活的农活之一。
红苕，就是红薯，也叫山芋。山里一般到了十一月份才上山挖红苕。这时水稻已收割完毕，田里农活除了挑农家肥下田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其它活儿可干的了。由于可以男女搭配式地干活，可以说，挖红苕是石岭山上的男人们，当然也包括女人们，期盼已久也最喜欢干的一种农活。
挖红苕时，男人与女人干的活儿也有不同。男人负责挖和挑，即用锄头挖出红薯并最后将挖出来的红薯再用带上山的箩筐挑下山，堆在村子里的某块空地上以供各家各户分配。女人们则负责捡拾男人们挖出的红薯，堆在一边供收工时男人们装箩筐挑下山。男人挑红薯下山时女人们则多是空手下山，或在路上顺便捡上一小捆柴火带回家。
挖红苕后还得挑红苕下山，虽然累些，但我们这些知青也乐意。因为劳动时可以随手搓它1-2个红苕果腹充饥而不会被队长或山民阻止。因为他们也经常这样做。劳动之余尝尝鲜不也挺好嘛。当年我还曾写过一首五言古风或者叫打油诗吟咏此事。具体如下：
挖红苕
爬山一何苦，山路陡又峭。
吾等荷锄上，身弓像怒猫。
未及到山顶，汗湿如水浇。
此行无他事，只为挖红苕。
红苕不算粮，但解腹中枵，
生吃也无妨，搓泥即可嚼。
山民笑我馋，人饿怎知臊？
从此喜登山，山上有红苕。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此乃至理名言。可以说，每年秋冬之交上山挖红苕的活儿是所有山民，无论男女，都向往的一种农活。因为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不仅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张家长、李家短以及各种有关山乡男女之间的*欲情**或性事的话题，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各种情与性的行为艺术，也都开始公开上演了。
种红苕的地一般在石岭山上的某个山坡上，向阳，坡度缓，树木稀疏，视野开阔。男人们各自拿着一把锄头，一人负责一垅地，在距红苕藤的根部一尺左右的地方一锄下去，然后一掀，一串红苕连同土壤一起翻将出来。此时跟在这个男人后面的女人便蹲下身来，将挖出来的红苕一串串地拎出来，抖落上面的泥土，然后就堆在两垅地之间的地头上，便于男人们收工时装箩筐挑下山。
山乡男人和女人在挖红苕的活计上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自由搭配干活儿的一对男女大多不是夫妻俩，而是由女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机选择的。男人们似乎也乐意这么做。也许这样便于男女之间*情调**，心情会更舒畅吧？
劳动休息时，坐在地边石头或草地上的男人们，除了带着旱烟袋的，其他人便摸出身上的装有烟丝和卷烟纸的白铁皮烟盒，自己卷纸烟抽。劳动时点烟还是擦火柴为多，也有用火镰石打火点燃纸媒儿点烟。反正只要有人点着了烟锅，其他山民都可以通过借火抽烟而省下几根火柴钱。何乐而不为？
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下，为了省钱，与种棉花一样，石岭村的山民每年都要在山前山后的坡地上零散地种上几块地的烟叶。烟叶收割后多是平分到各家，由山民各家自己晒烟，自己切烟丝，自己抽。山里的*草烟**多是晒熟而不是烤熟的（ 也见过有烟叶产量比较多也有经济条件的生产队自建烤烟房烘烤*草烟** ）。我品尝过山民自种自晒出来的*草烟**，抽了第一口就呛得咳嗽不已，感觉比味道相对醇厚的烤烟要凶得多。
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山乡女人，尤其结婚后的婆娘，几乎都抽旱烟，虽然相比男人抽得不算多（ 在外面很少看到女人抽烟，但晚上待在家里悄悄抽烟的山乡女人却不少 ）。这是一个不良习俗，因为它让很多漂亮的山乡女子染上了一口烟渍黄牙（ 当年山里人很少刷牙，多是饭后用水漱漱嘴或干脆用布巾稍微擦一下牙齿 ），笑起来很不好看。这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挖红苕中间休息时，女人们则聚在一块，席地而坐，开始了她们的以黄色为主的各种颜色话题，先窃窃私语，后放声大笑，自成一个独特的社交圈，但色情喜剧也就开始了。我们虽是知青，因岁数都不大，还是外乡人，认不得几个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那些山里女人们讲起山乡发生的黄色故事或打情骂俏时也从不回避我们。也就是在这里，即在收红苕的山头上，让我们得知了很多有关山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史性事。
比如，我们从那些婆娘嘴里得知，山下新建大队（现在叫桥梁村）出去的公社革委会某个年轻帅气的委员的那活儿不行，他的堂客有点姿色，又耐不住性子，就到处找相好的，而那个革委会委员因他的短处被其堂客抓住，心里内疚，对此也没办法，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据说与那个委员的婆娘相好的男人多得几乎数不清，十里八乡的都有。那活儿可以装一箩筐。我们大队也有好几个，而且是那个谁和谁，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还有，哪个村的哪个叫什么名字的女人的几个孩子都不像他爹，哪个孩子长得像哪个村的哪个谁？还有哪个孩子像公社的谁或谁（ 声音越来越小了 ）。还有，哪个村里的哪个女人有什么特殊癖好，喜欢专门找半大小子弄那事，搞得附近村里人只要看见此女进村了，都把自己家十多岁的男孩子看得紧紧的，云云。
每次说到这类故事，而且每个故事的主角几乎都不重复，婆娘们的表情有惊讶的，也有淡然的；有嘲笑的，也有羡慕的，好像就是没有羞涩的。然后，这些堂客们也不知说了什么更黄色的话，就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乱颤。随着故事的深入，那些婆娘们的笑声也逐渐变得粗野又放肆，丝毫没有女人的矜持，弄不好还会打成一团，土坷垃乱飞。有的女人头上的发髻也乱了，手里纳着的鞋底也扔出去了......
此时，村里参加挖红苕劳动那些女伢子们一般都零零散散地围坐在那些婆娘们的旁边或附近，静静地听，不插嘴，也不走远，不离不弃的。也有泼辣点的姑娘，听到婆娘们说什么私密话时，还会脸红红地小声地骂些什么，但那样子看起来似乎也喜欢在这种场合里偷听，因为没有任何想离开的样子。
相比之下，劳作休憩时男人们则显得庄重得多，大多坐在那里闷头抽旱烟。但也有行动派，被女人挑逗之后忍不住，上前故作姿态、义正辞严地质问，然后互相笑着骂着。也有男女之间因为什么事儿而互相打闹的。
如果哪次出工，哪家只来一人，男人的堂客或堂客的男人因事没来，这来的那个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会闹得更疯。遇到异性挑逗，他或她便会故作生气，笑着与女人或男人互骂，最后结局这俩人大多会抱在一起滚在红苕地上貌似打将起来，其实多是想就此机会亲热一下。还有一次在石岭某个山头的挖红苕现场，我甚至看见了一幕让人瞠目结舌的色情闹剧。
那天在一个山头挖红苕休息时，也不知何故，村里单独住在山头上的那个有点楞、外号叫浑子的年轻光棍汉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一位用话挑逗他的婆娘按倒在刚收获过红苕的松软的土地上，掀起她的衣服，解开她的裤带，就开始上下里手地在其裸露的上身和下身乱摸。那女子就躺在地上两手伸着，或遮着脸，或假装反抗，有时嘴里还骂着，但似乎并不生气。这两人当众闹腾一段时间后，浑子才收手。那婆娘也爬了起来，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掸一掸身上的土，转过身来时竟然还对着我们笑，丝毫没有一点羞愧和愠怒之色。
但在她慢慢系上裤带并整理好衣服而我们认为那台黄戏已经结束时，此女给另一个婆娘使了个眼色，两人便猛地扑到站在旁边傻笑的那个叫浑子的男人身上，将他扑倒在地。一个女人倒坐在他胸口上解那浑子的裤腰带，另一个女人就很熟练地脱下了他的裤子（ 那时的山民，无论男女，冬天干活也大多只穿一条肥大的单裤，用一根布带子系着 ），还顺势拽了一把男人那活儿。此时那光棍汉嘴里发出了夸张的惨叫声。然后此女又站起身来，往坡下走了几步，将那条裤子扔到山坡下的一棵木梓树上挂着。
这男人也皮厚，裤子没有了，也就光着屁股当着众人的面站了起来，先故作害羞状捂着*处私**，然后便乐颠颠地跑到坡下那棵树下，一跳一跳地在那里够他的挂在树上的裤子，而坡上那群婆娘们无一不在我们知青惊讶的目光和山乡男人与女人们的轰然大笑中仔细欣赏着这段难得一见的裸体舞蹈。
更让人惊讶的是，此女被那个男人按到地上猥亵的时候，她的男人也在现场！那位平时就显得老实巴交的山民居然一声不吭，闷着头坐在一边吸烟，好像刚才发生的只是两个陌生男女上演的一出老套把戏，而他只是个与之无关的观众常客而已。
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反造**起来一身劲，但在男女情事问题上除了脑子里偶尔想想以外，似乎多是情窦未开。加上当时政治和社会*乱动**，各人家里均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说实话，当年我们知青组那几个人在爱情，尤其是在性的问题上均未完全开蒙，还是朦胧的，甚至可能还是压抑的。
记得下乡头1-2年，我们男知青之间很少也羞于谈论男女情事和性事，更不用说自己去谈情说爱了。比如，我们合肥一中1968年秋开始陆续下到岳西县各个公社插队的知青，足有二三百人之多，在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好多年，知青互相之间或者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好像一个也没有结婚的。
我在2012年秋再次重返岳西石岭时曾写过一首七绝《风情》吟咏山乡美人，也吟咏了当年自己在情事问题上的心理状况，诗云：
曾闻美女出山乡，乱世不才正渺茫。苦悟人生何处去，风情难解亦难尝。
但是，孟老夫子说：食色，性也。哪里有人，有男女，哪里就会有*欲情**和性。你不去谈论并不表示你不想或不会遇到这些事情。秋冬之交挖红苕那段时间，石岭山上几乎每天都在露天公开上演一出出颜色属黄、荤腥味也很重的男女*欲情**戏剧，而所有这些，平心而论，给我们这些刚刚成年或尚未成年的知青在性心理上造成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原来山里人的性观念是如此地开放与随便！
一方面，山里人在性问题上比较随便，或叫开放，但是另一方面，山里人重男轻女现象也比较严重。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就是如此。男人壮劳力一天10分工，干重活也可能给记12分工。下放当年，我们男知青即使与村里壮劳力们干同样的活，包括打土坯、起猪圈土送到山上梯田里堆基肥这样的重活，干到年底算工分时才知道自己那些天每天肩膀肿得像馒头似地干活也才给记6个工分。当地男伢子记工分，或许也跟我们差不多吧。
但女人因为不下田，不管干什么集体派发的活儿，都比男人评的工分低，一般都是每人每天评6分工。由于山乡男女各干各的农活，几乎不重叠，而且山乡女人的农活相对比较轻，因此似乎也不能说它违背了当年强调的集体劳动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但奇怪的是，山乡里只有结过婚的女人，在当地称之为堂客或婆娘的女人，参加集体劳动才这么记工分，也才能享受这个明显比男社员低很多的6分工。而未婚女子，当地叫女伢子，不管干什么农活，居然是什么工分也不给评记的。
不过，队里还是记下哪天哪个女伢子干了什么农活，这样到年底可据此分一些与其劳动相关的队里收获的农副产品实物。比如，女伢子参加摘剥油茶籽了，茶籽油榨好了，就分1-2斤茶油；参加摘棉花、纺纱和织布的活计了，就分几斤棉花。参加过采茶和揉茶的还可能分上1-2斤炒青茶什么的。当然，女伢子能分到手多少农副产品实物还得看挣工分的男女劳动力们分配了以后还能剩多少。
山里面女伢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参与实物分成这事也是到了年底我们才知道的。这就是说，我妹妹自那年秋天跟我们一起到石岭插队，干了两三个月的杂七杂八的农活，到了年底居然没有被评记上一个工分，只分到了2斤茶油、几斤棉花（因无法纺纱织布就送给邻居了）和一堆山芋什么的。
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石岭村未婚女子参加集体劳动不记工分、只分給一些与所干农活相关农副产品的规定是谁定的？是公社还是大队甚或仅仅是石岭生产队的土政策？抑或仅仅是一种当地习俗？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产物。一般都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即社员集体出工，收工后到了晚上每家的户主，即男劳力们还要开一次评工分会议，以所谓的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各家各户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到了年终，一般是农历腊月底，由生产队根据以前评议的工分账簿计算每个农户的总工分数。
生产队将全年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总收成除去缴纳公粮的结余部分以及国家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茶叶等）的其余部分均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的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平均工分值，即每个工分或每十个工分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个农户的一年的收入账也就清楚了。
1968年，即我们刚下乡那年，石岭生产队的每10分工年终结算后仅价值现金0.21元人民币。而那时供销社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3元——鸡、鸭、鹅和鸡蛋的价格也是比照猪肉价定的。这就是说，男社员干一天农活可以换回3两猪肉或3-4个鸡蛋。相比之下，我们男知青辛辛苦苦每天干农活挣的6分工仅能买到1两多猪肉或1-2个鸡蛋——山区的鸡蛋比较小，一般每斤可以秤12-15个左右。
那时的山区，经济上接近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手里几乎没有现金，而实际上让农民必须花钱购买的东西也不多，主要是食盐和煤油。前者吃饭少不了，后者家里点灯需要用。带一个橄榄型玻璃灯罩的煤油灯比较亮，在当时就算是比较先进的灯具了，但如果没钱买煤油，那一般农民家里就只能是用更加原始和昏暗的豆油灯了。晚上，石岭的各家各户，除了少数人家和我们知青组，似乎都是点上一盏陶制的或墨水瓶做的豆油灯，用细铁丝挂在堂屋的某根木柱子上，晃动着昏暗的火苗，给全家照明。
（ 可能为了充分利用极度有限的土地吧，石岭村的黄豆多是种植在种水稻梯田的田埂上。山乡男人们在插秧前用锄头将水田里的泥土挖上来堆在梯田的田埂上并且拍打得比较光滑后，用木棍在上面隔半尺距离就捣一个坑，洒进一些草木灰，再点上几粒黄豆种子并用泥土覆盖上。这些豆苗随着田里的水稻一起生长，秋天水稻灌浆了，种在梯田田埂上的黄豆也快成熟了，要收割了——作者注 ）
农民的现金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散养的鸡所生的蛋积攒到3-5斤或更多一些时（ 农民要核算一下自己休工一天去镇上卖鸡蛋的行为的成本是否划算 ），再拿到镇上去卖给区里或公社的供销社，收购价大约每斤鸡蛋0.35元。山民们的钱绝大多数是卖鸡蛋得来的，只有这时山民们也才有钱去买他们仅有的两种无法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需品，即盐或煤油。
传说中的鸡屁股银行也就是这么来的，而这种近于易货贸易的交易行为就是当年山区农民一年到头仅有的市场交易行为。用现在的眼光看几乎不可思议，但当年山区农民的市场消费规模确实也就这么点儿大。由此亦可见，生活在那个对外封闭、对内则革命运动不断时期的中国农民是多么的贫困！
生产队评工分一般都是三五天评一次，都是在晚上，各家吃过晚饭以后，而参加评工分又都是男人参加，女人似乎没资格参加。我们知青组则是派1-2个代表参加（ 可是头两个月队里似乎也没人通知我们参加，而我们自己不懂也不知道此事 ）。
开会时，男人们都坐在生产队长或会计家堂屋（ 我们到石岭插队前，这些工分评议会则是在我们居住的小祠堂召开的 ）的各个角落里闷着头抽旱烟，由坐在油灯旁边的队长为主说，会计负责记。所谓队长为主说，也就是队长将队里每户男女劳力这几天各自干的农活说上一遍，然后逐个给出一个工分意见。有人有异议，就会讨论几声，没人吭声就算评好了。会计就记了下来。然后又只是队长说话。然后又有异议或又没有异议，然后再说，再讨论。一直到将村子里每户每一个男女劳动力的工分数都最后确定下来为止。每次这种工分评议会都能开到深夜。
在那个年代，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只能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并经集体评议获得一定的工分，再据此分配粮食等食物和其它经济作物而得以生存，因此评工分是关系到农民社员能否养家糊口和衣食饱暖的带有生存性的大问题。如果队长说的不公平或忘了说哪户哪人，或者有人觉得队长给自己评定的工分不公平，异议或争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数场合，每个异议或每次争吵很快就平息了。一般都是队长在最后时分做出了部分让步，但总不会让步到底。因为这里微妙地维系着生产队长的权威。队长有时说的不公平是一种策略，让步也是一种策略，因为这是能够微妙地将掌权者慈悲为怀的一面体现出来的好机会。
我曾代表知青组参加过几次石岭生产队里的工分评议会，而几乎每次评工分的会议都要开到深更半夜才结束。那一屋子浓浓的*草烟**味搝（ 音秋，岳西方言，意呛 ）得人眼都睁不开，有时还不由得咳嗽。还有两次白天起猪圈挑粪土到梯田里，我也累得发困，坐在昏暗的灯影里，靠在土坯墙上打瞌睡。但是，那年底的那次工分总结算会议上我不仅没有打瞌睡，反而精神抖擞地提出了异议。这个异议就是：为什么我妹妹没有工分？
因为直到那天我才在生产队会计所记的工分账簿上看到并查实：队里在长达近三个月的工分评议过程中居然没有给我妹妹记上一分工。我立即对此提出异议并问为什么？生产队长和会计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他们队的未婚女伢子从来只记参加集体劳动次数和天数，而不记工分的，而且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一听很生气，便质问说：我就不说*产党共**和人民政府一再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了（ 其实山里的男人和女人干的活从来就不一样，也没法说同工同酬。只好另辟蹊径，即争取女女同工同酬——作者注 ），我妹妹到石岭来插队，如果在结婚前连工分也不给记，以后她怎么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养活自己，那以后全国几百万女知识青年谁还敢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你们今天如没有一个说法，我就要到公社，到区里，甚至到县革委会去反映这个情况，也就是去告你们。
我这番话讲得言之有理、振振有辞，言下之意就是我妹妹不记工分这件事都影响到当下正在轰轰烈烈掀起的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了，那还得了？
我的话音刚落，屋子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队长听了心里也没有底了。他伸着头跟坐在方桌对面也位于煤油灯旁边的会计低声商量了一会，然后说：“哎，莫睇急，莫睇急（ 别着急 ），么事好商量嘛。以前这个样子做是针对村里的女伢子的，不是针对你们合肥来的下放女知青的。我们明年就给妹伢子（ 指我妹妹 ）记工分，好不好？”
“明年记工分？那今年从我们插队到现在的这三个月呢？”我依旧不依不饶，再次质问说。
“以前也记，以前也记……堂客们每天6分工，妹伢子每天出工就记4分工，如何？”生产队会计终于发现不给女知青记工分确实是失策，很不妥当，便连忙补台说。
“以前记4分可以，但明年再只记4分工就不行了。”这事儿我们组几个知青事先就听说了，也商量过，所以我心中有底，于是便继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男知青虽有力气，但刚来时干活不熟，队里记6分工也就算了，但是以后只要干的活跟其他男社员的一样，也必须给我们每天记10分工。我们知青也要自己养活自己呀，是吧？我妹妹是女伢子，她也是知青呀，所以待遇应该与其他堂客们一样。以前记4分工就4分工，我们也不计较了，但以后我妹妹如果干的活与队里那些堂客们一样，也记6分工。这事怎么着也得一视同仁吧？”
那晚在生产队工分评议会上我的那番话说得义正词严，有理有据，但也不乏弹性，有所让步。因为我们也想到了自己这几个月，尤其是刚来时，干的一些农活确实不那么在行，除了挑担之类的一些纯体力活外，其他活计干得都有点不咋的。就是前些天挖红苕，也经常是一锄头下去，划开了好些红苕，心里有点儿发虚。所以，非要生产队在我们插队头几个月将我们当作熟练的强劳力对待似乎也不在理。
当然我也知道，我妹妹的工分数即便跟那些堂客们一样多，但还是远低于男人，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男女不平等，但能争取到也就不错了。以后是不是要靠这个工分吃饭？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最后就没有再努力下去。
其实，经过几个月劳动，我们每个人干农活都熟练了许多，在重体力活上，如挑担子等，除了耐受力差点，都不比农民们少干。另外，国家当时给每个知青还有半年的每月30斤米购买权和8元钱的粮食补贴（ 其实过年后国家给插队知青的粮食补贴又延长了半年 ）。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树立长期扎根山区的信心，但也知道今后没有了粮食补贴，我们知青就只能跟山乡农民一样，依靠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争取同工同酬是一个事关我们知青能否在石岭生存下去的大问题，所以在记工分问题上我们还是比较认真的。
遗憾的是，石岭村的工分值太低，就是给记上10分工也只有2角1分钱。折换成稻谷只有两斤半（ 那时稻谷不算粮票的价格只有0.08元/斤，主要是收购价，也没有市场价 ），舂成糙米更只有两斤不到（ 一斤稻谷一般舂出七两米 ），煮成米饭也只能盛上两大碗，如让那时每天都饥肠辘辘的我随便吃，这点米饭一顿也不够填饱肚子呀。
那天晚上的评工分会现场一户来一人，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没想到我一说完，立刻就有好几位农民拔下一直叼在嘴里的旱烟，不停地说着“要得，要得”——居然都附和我的话表示同意。真让人意外！还有人说，“妹伢子瞧病有两哈子吆。” （ 有两哈子，岳西方言，表示有本事。我妹妹下乡时带有一个医药箱和一些常用药，曾给一些农民看病，治疗效果居然还不错，挺受石岭农民欢迎的。上周发表的《知青杂记之山乡男人》一文就曾较详细地说到这个问题——作者注 ）
生产队长和会计见状，底气更不足了，于是又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也就顺坡下驴地说道，“大家说照那就照吧（ 照，岳西方言，表示可行和赞成的意思 ）。以后队里的妹伢子都记工分，要得不要得？”
“要得！”全屋子人异口同声，几乎一致地吼道，声震屋瓦。
生产队年终的这次工分结算会议很重要。我们男知青的劳动终于获得了石岭村农民社员的认可。不仅如此，我妹妹作为未婚女青年也终于被认可与队里的堂客们一样干活记工分，而且明年也与她们记同样的工分了。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天在会上同时吼道“要得”并支持给我妹妹记工分的那几位农民社员家里几乎都有1-2个十多岁的未婚女伢子。我为妹妹争取劳动报酬权益的做法居然也给队里其他女伢子带去了可以享受与结过婚的堂客们平等待遇的福音。这可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儿。
后来我们得知，从第二年起，不仅我们石岭，就是我们所在大队其他生产队的女伢子们也都以我们石岭村为榜样，陆续获得了与已经成家的堂客们一样的待遇——参加集体劳动就记工分，尽管记的工分可能仍然比那些堂客们要稍低一些。
自那以后，石岭村里的女伢子们挂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多了起来，参加集体劳动干起活来的劲头似乎比以前也大了许多。第二天挖红苕，有的女伢子还将自己家里的泡满茶水的茶壶连同茶碗也一起拎上了山，供山民们休息时享用。
而在我们这些争取到自身权益且心情舒畅的插队知青看来，山里面那些原本就很漂亮的山乡女子也就更显得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