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湖北荆州的三个大学生跳入河中救人，结果不幸溺亡，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然而，这只是事件的开始。

这三个大学生的尸体由一家打捞公司负责打捞。

打捞公司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并不是下水打捞尸体，是在船上和家属谈价。

打捞公司开出了一具尸体12000元的价格。

家属没钱，学生们扑通跪在地上磕头求打捞公司快点把尸体捞上来吧。打捞公司不为所动。

一个记者按下快门，于是就有了这幅获得中国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的《协尸要价》。

在这幅照片中可以看到中心位置站着一个70岁白衬衫老者王守海，他是这次打捞的捞尸人。

在画面中他的那个手势似乎是在说：钱到了，尸体才能给你们。没钱，免谈。

而在船下一条绳子上绑着一只手，正是其中一个“救人而溺亡的大学生”。

他是一个英雄，英雄死后怎么能受到如此对待，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吗？！

但倘若我们心平气和、放下道德的制高点去看“协尸要价”，捞尸实际上只是一门稀缺的生意。

1、尴尬的“协尸要价”

首先，打捞公司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第一步肯定不是打捞，而是要谈价格。

这是一笔生意，价格没谈清楚怎么能打捞？

打捞公司的要求是钱先付过来，再捞尸。

一来是为了保障公司利益；

二，要是等尸体捞上来后，家属万分悲痛，那时候再要钱，更容易被激动的家属骂说“都这时候你还急着要钱”，被揍。

试想一下，如果家属一早不同意捞尸的价格，那打捞公司早就走了。

这恰巧也是“协尸要价”的无奈之处——

很多家属贫困，是拿不出这笔钱的，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怎忍心看到死者在水里多呆一秒？

可除了打捞公司，家属又找不到其他人帮忙，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打捞公司也正是抓住了那些家属“别无选择”，才会死死咬着价格不降，逼着他们先付钱。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笔一次性的金钱交易。

那么打捞公司提出的12000贵吗？

2、捞尸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行业

溺亡者死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河流、海流的湍急处，下水打捞尸体是一个技术活。

捞尸不是一般人干的了的，捞尸需要潜水镜、服装，设备动辄要数千甚至万元。

潜入河底，水下地形条件复杂，本来那就是曾“死过人的地方”，捞尸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保险公司对于“捞尸”这一高风险职业是不投保的，

这就意味着一旦捞尸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捞尸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捞尸的价格无法通过物价部门干预，打捞公司本身承担雇员和船只的成本。而且由于审批困难，有不少不正规的打捞公司。

在这样一个“发死人财”的特殊处境中，无论打捞公司开出什么价格，大家都觉得是在“漫天要价”。

《挟尸要价》照片伴随着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报道出来后，图中那个70岁的老者王守海回去后被村民围打。

王守海大喊冤枉：“我只是个捞尸人，老板一次才给我500元！”

正由于这500元，乡镇介入调查，打捞公司被认定为“诈骗乱报价”，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王守海冤，他一次捞尸捞上来，老板才给500，捞不上来有时候老板只给一包烟。

王守海体现了传统捞尸人这一行业的没落——

他们精通水性，他们游走在“阴阳界”。可这一职业晦气，年轻人不愿意做捞尸人，年老的捞尸人没有客源。只能挂靠打捞公司。

以下文章将通过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捞尸人，来解读这一神秘特殊行业，以及生命背后的思考。

一、唯利是图，走刀口的黄河水鬼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黄河兰州段约80公里的水域，飘荡过至少一万具浮尸。

而且仍以每年200至300余具的规模增加。

“黄河水鬼”魏职军算是比较出名的捞尸人。他从小就在黄河长大，水性好，也了解黄河。

魏职军看着黄河，看着每每漂浮来的尸体，别人觉得那是阎王的“死人簿”避而远之，魏职军却觉得是个发财的机会。

魏职军采用主动出击的方法，他是主动出击的捞尸人。

尸体会顺水漂流，魏职军就天天在几个水流交汇的端口等尸体。

他把一具具无名尸体捞上来，看尸体的身上有没有电话、身份证。

如果有，就打电话给死者的家人，通知他们来拿尸体，谈价格。

如果没有，就把尸体拴在一条船边，拖到某个山凹陷处，再系到岸边树枝上，囤积在那里“等”主人。

魏职军每年捞尸50——100具不等。

他名气很大，很多人要是死在黄河，家属都会跑来找魏职军。

只要是前来认尸的，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支付500至数千元不等的“油钱”。

然后魏职军会带他们去看尸体，确认是了，再谈捞尸费。

捞尸对于魏职军来说就是一门家族生意，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干这个的。

他们分早晚班，24小时都要在河上“等”尸体。这其中的油费、人工开销很大。

他们是没有任何保护的，接触的腐烂尸体多，承受病毒的风险也大。

他们经常容易“扑空”，捞上来的无名尸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人领，越来越臭了，他们就要放弃。

可能打捞上来的100具尸体，真正能“赚钱”的只有10具。

魏志军所代表着正是传统的捞尸杂牌军——无经营牌照，靠口口相传、靠“名气”做生意，在风险和骂名中赚着血汗辛苦钱。

二、义务捞尸的灵魂摆渡人

井池沱，位于重庆江北区鱼嘴镇，是一个天然的回水沱。

飘在大江里的很多垃圾和漂浮物顺着江水飘到这里，就再也不飘了。

岸边有个小房子，吴庭斌坐在小板凳上，吃着花生米喝着酒，正用望远镜观察这江水中的情况。

忽然望远镜内出现了一具漂浮物，吴庭斌搓了搓眼睛，又看了看，是具尸体。

他赶紧起身，跳上了船，发动了马达。

吴庭斌是这一代清理江中漂浮物和垃圾的工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职业——捞尸人。

长江那么大，又没盖盖子，有本事你去跳啊！

这虽然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每年死在长江的不是少数。

发现尸体后，吴庭斌先拨通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之后，他开船到尸体边，戴上塑胶手套，用一根绳子拴住尸体的手，绳子的另一头绑住船，之后他再次发动了船。

船开得很慢，一直拖着尸体到达了派出所要求的地点，一个岸边。

民警已经到了，法医同行。法医和吴庭斌一起把尸体抬上案。

将尸体翻到正面，检查尸体的五官，脚，手，鼻子，眼睛齐全不齐全。

民警会问询吴庭斌发现尸体时候的大致情况，最后派出所通知殡仪馆，将尸体进行处理。

吴庭斌就是鱼嘴镇唯一的捞尸人，他从16岁开始干这一行。

在早年拉尸体是没有戴手套和口罩的，拉着拉着手被拉尸体的绳子摩破皮，又和尸体上的细菌接触。

吴庭斌手脚很多地方都烂了，刚一好又要下水，反反复复的，现在每到换季或者降温他浑身都疼。

吴庭斌每天喝两次酒，中午喝点，晚上喝点，做捞尸人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他每天要下水来回四次。

干了40年捞尸人，他也不记得自己究竟打捞上了多少尸体。

他有家人，妻子陪着，儿子在城里，他们对吴庭斌说，“你别干了，来城里不管做什么都比这个强。”

儿子有次和他吵架，生气发火说：“你管那些尸体干嘛，又不认识，让他们飘上来，被狗吃了就是。”

吴庭斌摇摇头，他说，“我看不得那些，看到残忍的就很难受。”

吴庭斌做捞尸人，是不赚钱的。

他打捞的都是无名尸体，镇上会给一些补助，平时他会在河里捞一些渣滓卖钱。

大伙都说，吴庭斌，你这是积德做好事。

每年清明节，很多死者家属要到江边祭祀，他们的家人都是在这江里淹死了，到处找找不到，最后被吴庭斌找到了。

清明节那些人就会来感谢吴庭斌：“要不是你，他（死者）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

吴庭斌所代表的是“义务”捞尸的人。

他们的主业是在江河边捞垃圾，养鸭子之类赚钱，而他们会经常接触到漂浮的尸体。

镇上、县里会给他们一点好处，让他们发现尸体之后帮忙报警，交给派出所处理。

此外也有一些捞尸人是由于自己的亲人“病重残疾”或者“死于河中”，而选择当捞尸人。

他们捞尸一次收很少部分钱维持生计， 他们内心想着“向善、做好事、积德”。

这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退休的机会，只有干不动了才会停止。停了也没人继续，他们更像是灵魂摆渡人。

三、死亡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真相

根据近几年数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溺水身亡的人数已经达到57000人，其中中小学生占65%。

除此之外每年约有29万人自杀，在这些自杀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是直接从黄河、长江跳下去的。

而这些跳江者中以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居多。

在农村，刚结婚的女性搬到丈夫家里，容易和丈夫有一些矛盾。

丈夫通过打骂、威胁*力暴**，甚至囚禁，女性孤立无援一死了之。

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性，从事服务业、家政业工作居多。她们每日工作压力大，体力透支，碰上压榨的雇主，她们忍气吞声。

女性长期活在孤独和情感问题的矛盾中，容易产生“抑郁症”。

她们文化水平低，日子苦，不知道自己是得了“抑郁症”，不知道去看医，她们忍着不求助，终于忍不了了，走上了不归路。

农村的老人也是自杀的高危人群。

他的儿女都在城里打工，没有人照顾他。

他们这个年纪面临的是不断袭来的病痛。如果是致命的病，疼痛得很厉害，治疗费又很贵，

在没有人照管时，如果心理有压力，老人们就很容易想到自杀这种方式。

她们大多站在滔滔的江河边，纵身一跃。

面对孩子玩水的意外溺亡、女性的脆弱、老人生命末路的无助，这是比“挟尸要价”更值得思考，社会更应当关注的问题。

结语：

时光匆匆，“协尸要价”已是11年前的事情了，而魏职军、吴庭斌代表的那些捞尸人也已老去。

如今在各个大城市特别是沿海、黄河长江流域都拥有了国家专业的水下救援队，而县乡镇不断与民间打捞公司合作，督促正规经营和价格的合理化。

捞尸人这个行业已经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捞尸人更多的、更神秘的出现在那些悬疑志异的故事里。

他们被神化、被*化丑**，被口诛笔伐，也被岁月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