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于文和道思想之间的论述大多集中在唐宋年间，而且是为古文运动而服务的。文人们作文写诗，大多为取士，为抒己怀、发所感。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在文章方面，在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即骈文，引发了文人们的激烈批判。这就是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
反骈文、倡散文是古文运动的主要任务。为了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力和增强规范性，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学主张。其中一项就是对于“文”和“道”关系的阐述。韩柳所倡导的文学的功用是“文以明道”。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里面说道：“韩愈的‘道’，一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韩愈素来刚正不阿，他极力反对佛老思想，拥护儒家正统，提倡“原道”。“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于人，舍则传诸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韩柳这种“以道领文”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革除当时流行的浮靡文风，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认为写好文章的关键是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情感力量，“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文者有道心，这才称其为文，韩愈的“道”其实也是一种儒家道统，本质上以儒家思想为参照，“兼济天下”的情感使得韩愈的文章汪洋恣肆、博大精深。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也是“文以明道”，不过两人对于其中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韩愈是极力排斥佛老思想的，但柳宗元不然，他对儒家道统不是很感兴趣，同时也不排斥佛老，他所比较尊崇的是中唐时期主要研究《春秋》经、传的学术流派，主要代表有啖助、赵匡等。所以，柳宗元所理解的“道”，比韩愈更为宽容一些，他不像韩愈那样惟儒是尊而力排佛老，在创作古文时，主张吸收百家，使“道”的内涵更为现实而充盈。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
其次，柳宗元更重“道”的现实性。他认为，“文以明道”并非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还必须“及乎物”。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
“及乎物”更重实践性和现实性，也就是主张知识要用到需要的地方去。在书本上所学习的内容并不是没有实际功用的，除了有利于抒发性情外，文学也可以用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即“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因此，柳宗元在韩愈的“文以明道”基础上发展了其适用的范围，把局限于书本上的“道”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中。
晚唐古文衰落，骈文开始复兴。宋代欧阳修领导发动古诗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重道亦重文”。欧阳修则是继承传统“先道德而后文章”的文道观，比较强调“道”的主导作用。但是他同样也很重视文，“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事也”。欧阳修与韩愈的“道”也有很大的不同，前面说道韩愈的“道”是儒家正统，是六经之道。韩愈之志，就是要把孔孟的仁义道德说教和伦理、礼治秩序等传统用之于中唐，并传之后世。
欧阳修的“道”一是指作者的修养，也就是“道德感”，有言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胜文至，这是欧阳修文学主张的主要内容。他认为道德感高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定然不错，文如其人也是这种意思。二是指现实百事。欧阳修也有韩愈那般“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他最为反对的就是“弃百事不关于心”，并要求把儒道、经学和现实百事联系起来。
曾巩和他老师欧阳修一样主张“先道而后文”，但与欧阳修相比，更侧重于“道”，因为欧阳修即便强调了“道”的主导作用，但还是和韩愈一样，主张的是“文道统一”。曾巩认为“道”是为文的目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答李沿书》中有言:“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起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於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 。”
此番文与道的浅深徐急之说更加证实了在曾巩心目中道一文二的观点，“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文”就是为了传“道”，“文”为“道”的载体。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提出了“蓄道德而能文章”的观点，《宋史·曾巩传》说他的文章大多“本原六经”。曾巩的思想大大标举了“道”的作用。先道德而辞章未尝不可，只是太过于教化，也会使得文章缺乏活力。
到现在，也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说法，文章的作用不仅仅可以用来陶冶性情，它可以传承思想，起教化作用，也可以起警醒作用等。就如鲁迅以笔书写了一代中国人们的灵魂，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腐败落后的吃人礼教。书生并非百无一用，文可载道，文亦可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