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阶级社会中，娼妓制度是一种最黑暗、最残酷、最灭绝人性的制度。娼妓制度的存在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耻辱，*女妓**的悲惨命运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了可怖可悲的一页。
娼妓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娼妓存在是社会的必须，尽管从封建时代的开明君主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都相继提出过灭绝娼妓制度，可是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
娼妓改造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它牵扯的问题太过复杂。一方面，娼妓是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他们同时受到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四重压迫，她们的自尊被践踏在脚下，要忍受作为人的最不堪的凌辱和摧残；
另一方面，*女妓**又集中了人世间最无耻、最肮脏、最恶劣的习性。*院妓**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在*女妓**的身上集中表现出了最值得人同情又最令人厌恶的双重品质，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也是堕落成性的游民。她们不是普通工人或农民那样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黑恶势力的社会寄生虫。
所以改造*女妓**，难度极大。
中国曾经历过一场长达十来年的禁娼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各地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禁娼。这其中困难最大、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要数上海的禁娼运动。因为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女妓**及*院妓**数量也是最庞大的。
1917年，英国有个叫甘博尔的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个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是：
也就是说，在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两大城市为最高，其中上海尤甚。
甘博尔调查时，北平的公娼人数是3135人，城市总人口为811556人；对上海她没有提供绝对数字，根据他调查的比率推算，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50万—260万人，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就有近2万人，再加上私娼数量就更加惊人。
这里要解释下何为公娼私娼。旧上海的*女妓**基本上有两大类，向统治者纳税，被核准营业的叫公娼，不纳税、不登记的叫私娼、暗娼。也就是说民国的上海，做*女妓**是合法的，也是一门生意。
鲍祖宝在1935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中提到，据他当时的调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约在6万至10万人之间（因私娼流动性大，且很难确切统计,故上下幅度较大），当时上海全市人口约在360万人，其中女性约1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而如果剔除十几岁以下的*女幼**和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我国的娼妓制度已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大约始于夏、商、周三代，立于汉，盛于唐。此处可以推断出娼妓制度的出现是父系社会以后的事。
“娼”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没有的，《说文解字》中收录的是“倡”，“倡”通“唱”，可知古代倡女与音乐有关，是指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子。那时候社会上还有不少以演出百戏杂耍为业的人，称“优”。由于行业相近，于是常常倡优并提。而且“倡”不局限于女性，男的也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娼妓的“妓”，《说文》里解释：“妇人小物也”，与*女妓**根本不界。
汉代，虽已有强迫*身卖**的“营妓”，但汉以后汉字说的“女妓”，大多数还是描述能歌善舞的女子。要到唐代，文人的著作里才出现那个“女”字旁的“娼”字。
唐人诗中可以了解到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家中既养着“家妓”而又放荡于北里的。唐代官妓之盛，为历代所无。其后，宋元明清至民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工商业逐步兴起，娼妓制度始终不变，千百年来吞噬了无数青年妇女的生命。
历代也有禁娼，但无实效。这与*女妓**的来源有关。在古代，上文说的“倡”女有沦落为“娼”的，有对犯罪的妇女迫使为娼作为惩罚手段的，这始于管仲的“女闾”，还有比如株连，把罪臣妻女发往“教坊”充为官妓，另外还有穷苦潦倒的底层人*身卖**为娼。
因此，不论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有剥削压迫就会出现娼妓。娼妓是阶级社会父权制度的产物。
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压迫之下，各地*院妓**林立，*女妓**人数明显增多。就清末民初记载娼妓的有关书籍，仅上海一地就有三十八种之多。
娼妓属黑社会的组成部分，对各种娼妓的称呼也宛如流氓切口，公娼有叫“长三”“幺二”“咸肉庄”“雉鸡”“外国堂子”等十多种；私娼有“荡白”“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各种名色。
妇女被卖为娼妓有种种方式：一种是卖绝了的，叫做“讨人身体”，*女妓**也叫做“讨人”，是为“断账”。卖了“断账”的*女妓**，生死完全操纵在*院妓**主手里。
另一种是“包账”，得了一笔身价钱，包定要替*院妓**主当几年*女妓**，这几年内的生死自由一切由*院妓**主处置。
还有一种是“拆账”，名义上有人身自由，*女妓**可以从自己的血泪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大部分（通常是六至七成）归*院妓**主。
再有一种是“伙计”，是*院妓**主引诱良家妇女为娟，也有一些因欠债待还而被迫为娼的妇女在他们门口“相帮”，叫做“退账”。
做“断账”和“包账”的，不但*身卖**收入全部归*院妓**主，就是嫖客有时私赠给*女妓**一些小玩意，也要统统被*院妓**主搜身而去。
*院妓**对*女妓**的剥削，除了固定方式以外，还会耍出各种各祥凶狠毒辣手段，使受害者永无出头之日。例如向*女妓**放高利贷、罚款，引诱*女妓**吸毒及赌博等，牵制和迫使*女妓**继续为娼。
*女妓**的境遇绝不像现在一些民国电视剧里呈现的那样香艳自由，过着穿金戴银的生活，没事和军阀谈谈恋爱和政界来往，那都是不存在的。她们不仅受*院妓**老板的盘剥还要上缴一部分收入给官员纳娟。
旧上海的统治者保护并支持娼妓制度，一方面可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院妓**获得大笔收益。通常称为“花捐”“花税”。
据上海市工商部1940年刊印的《年报》中载，当年“花捐”收入即合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税收明目五花八门，连坐轿也得纳娟。因为轿子是上等人坐的，*女妓**没有资格坐，要坐就得交钱。
一些高等*女妓**被人呼唤出堂差，往往坐着“飞轿”（轻快之轿），晚上轿后挑着“XX书寓”的明灯来来往往。后来，租界当局对*女妓**纳娟加倍。
有一名*女妓**叫陆兰芬，为了表示反抗，便让年幼*女妓**坐龟奴的肩头，上面铺一条白毛巾由龟奴掮着，招摇过市，人称“掮车”。开始坐“掮车”只限于*妓雏**（幼年*女妓**，称“清倌人”），以后十八九岁已至二十三四岁的*女妓**也都坐在龟奴的肩头。后来包车盛行，“掮车”才逐渐消失。
*院妓**就这样成为统治者榨取妇女血泪一本万利的合法生意。日寇侵入租界后，侵略者当局1942年《年报》所载，该年上海*院妓**（公娼）数目增至3900余家。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冠冕堂皇地提出“花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娼妓管理计划，把变相的卖淫场所变为公开合法的*院妓**，把四散是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
正因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尽管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上海，和*动反**势力关系密切的上等*院妓**大批解散，当时登记的*院妓**还有八百多家，*女妓**四千多人，实际上据巡捕房的不完全统计，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三万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大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禁娼的做法基本上分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两种。
所谓“北京方式”，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一举封闭全部*院妓**，集中所有的*院妓**老板、领家和鸨儿加以审查处理，所有*女妓**收容教育、治疗疾病。
“天津方式”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女妓**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封闭残存*院妓**。
禁娼运动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封闭*院妓**，而是如何安置*女妓**，从源头上斩断这条罪恶的产业链。*女妓**们没有谋生技能，直接封闭*院妓**会让她们流落街头，那就更加深了她们的苦难。有需求才会有买卖，整个体制、社会风气如果不能扭转，禁娼只能是屡禁不止。
上海禁娼运动采用的是“天津方式”。
上海解放伊始，面临着大批工厂停工、经济困难、银元贩子活跃、物价飞涨，以及特务破坏，敌机轰炸等许多重大问题，因此，上海没有像北京那样，一解放就大刀阔斧地封闭*院妓**，而是直到解放两年多后（1951年11月25日）才正式下令禁娼。
但是，上海市为了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早在正式下令禁娼之前，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支持*院妓**自动停业，*女妓**自行跳出火坑。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同年6月，市公安局特营科正俗股即着手登记*院妓**和*女妓**（公娼）的数字。7月1日，正俗股向报界发表登记数字：“1949年1月，上海有*院妓**800多家，*女妓**4000多人；5月，*院妓**减少为525家，*女妓**2227人。至6月30日止，又有69家*院妓**自动停业，234名*女妓**转业。”同月，上海市法院成立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女妓**脱离卖淫生涯，龟门要赎身费违法”的法律问答。在法律上对*女妓**自愿脱离*院妓**提供法律政策支持。
1949年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院妓**管理暂行规定十四项，勒令各*院妓**严格执行。内容有不得接待公务人员，不得贩卖吸食*品毒**，不得赌博，不得患病接客，不得强迫和虐待*女妓**，不得未成年*女妓**接客等。组织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女妓**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技能培训，收容流浪*女妓**。
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院妓**急剧减少，*女妓**大批改业，一年后*女妓**从2227减少到662人。
1951年11月5日，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50名妇女干部向民政局报道，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整整二十天，这批妇女干部就是以后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女妓**的骨干队伍。
通州路418号地处提篮桥区（现为虹口区），这里曾经收容过4000多游民，占地百亩，等游民都安置好之后，这里所将要迎来它的新客人。这里没有铁门高墙，有种了鲜花的大广场，附近有医院，有托儿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医务室还有大礼堂和饭厅，空气清新，环境很好。
1951年11月25日下午，参加行动的里弄干部200余人，全部集中到公安局，准备执行政府命令，封闭残余*院妓**。晚上八点，行动开始，经过14个小时的战斗，上午10时，上海封存了残存的*院妓**72家，收容公娼181名，暗娼320名，总计501名，并对违背法律的324名*院妓**老板、*鸨老**等集中到第一教养所，一边强制劳动，一边进行审查，然后按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自此，上海的*女妓**们迎来了她们的新生。
1951年到1958年，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共收容了7513名*女妓**，从第一次大收容起，始终遵循着这么一条界限：被收容对象必须是以卖淫为生，而不是其他罪犯或做了错事的女人，坚持不错收滥收，发现有错，立刻纠正。
收容的时间以1952年——1955年最为集中。公娼一般教养两年便可出所，私娼、阿飞（女流氓）教养的时间要长些。
1951年收容的大部分是公娼，之后大多是私娼，1956年以后有一部分是阿飞。阿飞是比较难改造的，因为她们很多都是主动作恶，是黑恶势力的帮凶。
第一批收容的妇女沦落为娼的原因首先是生活所迫，其次是婚姻不幸，再次是环境影响。
*女妓**固然是被压迫摧残的底层，却染上人世间最坏的恶习。她们喜怒无常、不知羞耻，什么脏话都说得出口，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刚进收容所的时候，她们旧病恶疾一起发作，又哭又骂，撒泼打滚，甚至有*光脱**衣服耍无赖的。要教育这样一群人，属实难办。
教养所的妇女干部做了细致的工作，了解了每个人的背景情况，她们绝大多数人是在旧社会的残酷剥削下含泪卖笑，许多人一旦为娼便以为是命中注定，任人摆布，久而久之，从肉体到灵魂都麻木堕落了。
教养所首先在内部开展了一场诉苦运动。
我们有什么苦？如同身患重病而不自知一样，一些长期在库水中浸泡的姐妹，在初听“诉苦”两字时也不免感到突兀和不可理解。有些人不敢诉苦，有人不愿诉苦，还有人麻木而不知苦。后来公安局派员来向收容对象宣布：上海市已有114名罪大恶极的*院妓**主被逮捕，有210名罪行较重的*鸨老**送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教养所强制改造。
人群开始骚动，许多人传递着愤怒的眼神。有人冲上台去诉说自己凄苦的身世，激动时双膝跪地仰天大哭。大家产生了极大共鸣。自此，在小组会上，在饭前饭后，在晚上的休息时间，她们纷纷诉说自己的苦难，一连几天，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养所，这种悲愤很快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她们一旦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也就产生了新的追求、新的希望。
1951年12月27日，通州路妇女教养所的广场上聚集了所有的姐妹，她们向昔日的仇人做最后的清算。各单位五百名代表押着五花大绑的*院妓**老板进入了会场，台下的姐妹站起来高呼“*倒打**恶霸”，一个个上台控诉。她们有的人，生了性病还要被逼着接客，身上都是脓疮，下渗的肉烂成一个个小洞，老板竟用烧红的铁条把烂疮烫焦，再用剪刀剪掉，擦上食盐和明矾，活活痛死……有的人一言未出、泣不成声，有的披头散发、喉头哽咽……
控诉大会是教养所对*女妓**进行教育的高潮，后来这些罪大恶极的头目被公审判处死刑。
姐妹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治病。*院妓**是性病的大本营。解放前夕，根据上海市性病中心防治所的统计，上海登记的娼妓有性病的约占65%。上海红十字会、同济医院及嵩山区卫生所从1945年至1950年检验31861位市民，其中2880人患有性病，占9.03%，也就是说在11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患有性病。妇婴保健院、同济医院、嵩山卫生所三家医院在1949年检查了8991个孕妇，患梅毒的589人，占6.55%，在16位孕妇中就有一位梅毒患者。这些孕妇大多数是通过丈夫被传染的，不难设想他们的下一代又将蒙受隐患。
为了消灭性病，就得从*女妓**身上入手。大收容前夕，上海市政府指定卫生局调集治疗性病的专家、医生共16名进驻妇女教养所。他们来自上海各大著名医院，不少人曾留学欧美，这支医疗队伍资质是顶级的。
1951年11月29日，500多名姐妹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另外还有不少人患有心脏病、肺结核、胃病、眼疾、皮癣等内外科各科疾病。
经过全面检查，发现她们身上的性病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梅毒。相当一部分人患的是早期梅毒，自己还不知觉，经抽血检验呈阳性反应，注射青霉素油剂，治疗三个疗程一般就能控制传染。那些患第二期的，外生殖器（阴唇两侧）及宫颈部均已出现病变，如花菜样的溃疡，在皮肤上可见到玫瑰红皮疹，形如杨梅，俗称梅毒子，或杨梅疮，又痒又痛，这是从皮下血管渗透出来的。有病变的部位除注射针药外，还得手术治疗。第三期（晚期）梅毒口腔溃烂，鼻子穿孔，俗称“开天窗”。这时病毒已经入骨，如不赶快治疗，就会引起眼睛失明，全身瘫痪的可怕后果。还有个别梅毒病人怀有身孕，她们生下的孩子不是断臂缺腿、浑身溃烂，就是死胎，而且往往早产。
第二种是淋病，也称白浊，人数相当多。患淋病者身上的白带恶臭难闻，输卵管发炎，不会生育，少数人到了晚期，如不抓紧治疗就会很快死亡。
第三种是梅毒型淋病。这是一种急性发作的疾病，患者大阴唇急速鼓胀，又硬又痛，大家称为“橡皮肿”。得这种病的人步履艰难，心理特别恐惧，有个曾做过私娼的姐妹，切除的橡皮肿竟有两只面包那么大！
第四种是横痃引起的宫颈糜烂，生殖器和腹股之间都会烂出深深的洞，脓血直流，痛不堪言。性病一定要根治，但是，治疗性病要用当时价格相当昂贵的配尼西林（青霉素）。
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天注射60万单位，十天一疗程，最少要三个疗程，按当时价格，就要一百多元。一个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万单位的配尼西林，反复十几个疗程，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所用药物价格昂贵且不说，解放不久的上海，配尼西林还全部要从海外进口，国家要花大量的外汇，而且在帝国主义的经济*锁封**下还很不容易买到。
当时上海医药仓库里的配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的。可是，没有配尼西林就治不好她们的性病，为此，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办公桌。
“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市长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政府为大家治病的消息，使原来许多情绪对立的姐妹改变了态度。
妇女教养所的医务工作重点是治疗性病，也兼治其他疾病。姐妹们进所时几乎百分之百患有各种妇科病，如宫颈糜烂、子宫肥大、滴虫等等，严重的要住病房动手术开刀，切除子宫肌瘤、卵巢囊肿。
由于性关系混杂，患大阴唇淋巴阻塞后遗症、腹股沟慢性淋巴结肿大症的也为数甚多。出所时教养所都一一为她们治愈，同时，还为几百名姐妹戒了毒。医务人员对吸海洛英或*片鸦**者，瘾轻的强制一星期或数星期不吸，任其自然习惯而痊愈，瘾重者采取递减法和注射东莨菪碱催眠法，所以没有一位姐妹因进所后没有毒吸而导致死亡。
在教养所里，大家每半个月可以会见亲人，还有的怀孕的姐妹在所里生下了孩子。孩子和母亲每月都可以领到一定金额的营养补贴。而且所里每天都要学习文化，进行扫盲，一是为了提高妇女们的思想层次，二是让她们学会一点基本技能为以后出所工作或者自立打下基础。
教养所扫盲采用的是50年代初期的速成识字法。要求三个月读完人民出版社的识字课本一册。在结业时，每个人都要向家里写一封五百字以上的信。
经过教养以后的姐妹们重新树立了做人的自尊，她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也要参与劳动，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根据各人身体和特长条件，尽量从事创造性的劳动：织毛巾、织袜子、保育、医疗等，表扬她们的点滴进步，并进行各项比赛，表现优异的予以奖励。教养所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让她们体会劳动的快乐，发现自身的价值。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让曾经的*女妓**重塑做人的尊严，与过去决裂。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的，从1952年以后，教养所收容第二批人员，其中私娼占比迅速提升。这些人桀骜不驯，很难管教。
1954年教养所做了调查发现很多人放出去后又重操旧业，还有一些人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策划了多次逃跑，她们把黑社会流氓的那套江湖习气带进了人群中。教养所女同志为了改造这后面几批的顽固份子吃足了苦头，有一位女干部甚至在怀孕期间，被阿飞逃跑闹事冲撞得流产了。
这期间教养所联系公安局把重操旧业的人重新收容进来，把始终无法感化的流氓强制送去劳教。
根据政府的规定，凡收容进所的姐妹，必须符合下列四个条件，方能出所安置：改掉好逸恶劳的游惰习气，确已提高了思想觉悟；学会了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医治好性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有家属保释，出所后有生活来源或生产就业条件。
一般来说，那些出身贫苦、为生活所逼而沦为娼妓的，经过一年多到两年教养，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便可出所安置；而那些自甘堕落的私娼、阿飞，思想复杂，教养时间往往要长一些。
上海妇女教养所7513名收容人员中，原籍上海的仅673人，绝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各地农村。因此，安置方向主要是去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农副业生产，其中有2500多人安置在安徽、苏北等地的国营农场；1500多人回乡参加农副业生产；近2000人去*疆新**、甘肃等地支援边疆建设；500多人由教养所介绍到上海企、事业单位工作；500多人有家庭抚养条件的，保释回家从事家务劳动。还有300多人没有亲属，不愿离开教养所的，改变教养人员身份，留场工作，1958年妇女教养所改为国营工厂，迁到甘肃，她们随厂去西北，当上了正式工人。
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的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在岁月的尘烟中，我们回望过去，那是一段从最坏走向更好的历程，是充满希望的、蓬勃向上的红色年代。
那个时代早已远去，历史留下了满目疮痍，等待着后人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