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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召开，昔日里平静的德国温泉小镇巴登上周末却迎来一些杂音。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各方最终放弃了*制抵**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对于这一现象，部分领导人发出了警告声。
在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与会各方重申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坚持使用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增强经济与金融的韧性。
会议还重申此前在外汇市场方面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及不会出于竞争目的而将汇率列为目标等。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在顺利进行，然而，公报中一些措辞的变化格外惹眼。
根据公报，去年各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强调开放的贸易政策及强劲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作用”以及“*制抵**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提升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事实上，这一结果在会议结束前就已经被海外媒体披露。部分政经层面的领导人近期也就这一话题发出警告。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便表示，保护主义的声浪正越来越高，新的壁垒正在全球经济中出现，给掌控着全球繁荣命脉的开放性商贸带来了新的障碍。
德国经济部长近日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惩罚性关税，德国将保留在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的选项。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称，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律师团队已展开准备工作，拟向美国的边境税提案发起法律挑战，这可能触发世界贸易组织史上最大的案件。
引发外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美国拟推进的税制改革，其中包括建立一套“边境调整”制度，它意味着进口要纳税，而出口免税。
在美国国内，针对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分歧。该提案遭到零售商及汽车制造商等需要进口的美国大公司的反对，而那些出口大量产品的公司则倾向于支持税法改革。
此外，G20的会议声明中还删除了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路透社指出，这是美国新政府与国际社会最严重的分歧。
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则在出席G20相关活动时表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和发展失衡成为世界经济的突出矛盾。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开展国际合作是各国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而不是弱化。
自2月17日以来的短短一个月内，已有46家上市公司终止再融资方案，36家对再融资方案进行调整，而同期新启动定增计划的公司仅有十家。另一边，可转债、优先股、企业债等融资模式迅速升温，如贵阳银行启动优先股方案，另有14家公司有意推出可转债，更有1944.5亿元的企业债蓄势待发。
在资深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变化正是监管层意图的实现，近年来快速膨胀的定增市场正逐渐回归理性和正常状态，而诸如可转债、优先股等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则将发挥其应有效用。尤其是在新一批定增批文迟迟未见，可转债审核有所提速的背景下，预计A股的再融资格局还将继续分化。
定增遇冷
过去的一个月内，已有46家上市公司终止再融资方案，36家对再融资方案进行调整。尽管部分公司并未明确具体原因，但“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等表述已频频出现在终止公告之中。
监管思路已非常明确，我们的定增业务正在谋求转型，合适的并购项目、可转债都是方向。
该私募所面对的情况正是市场变化的微观写照。2月17日推出的再融资新规在定增定价机制、融资规模、时间间隔、公司资质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上证报于2月20日刊发的《新规重塑再融资生态 1749亿定增或按“暂停键”》一文就明确提出，新规波及的上市公司至少有86家，其共计划定增募资1749亿元。
情况的确如此，过去的一个月内，已有46家上市公司终止再融资方案，36家对再融资方案进行调整。尽管部分公司并未明确具体原因，但“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等表述已频频出现在终止公告之中。
如2月28日宣布终止定增的云铝股份明确提出，方案终止与再融资新规有关。公司公告称，对照再融资新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逐项自查，因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为2016年10月20日，公司不符合“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18个月”的要求，故决定终止定增。
与此同时，调整方案者则更是紧贴新规要求，将定价基准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缩减拟发行股份数量以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20%等，几乎成了“规定动作”。例如2月17日便宣布停牌修订定增方案的深中华A，便在其修订后的方案中，将定价基准日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将发行数量从不超过1.263亿股缩减至不超过1.103亿股，新的拟发行数量又恰好是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0%。
一边是此前推出的定增方案密集调整、终止，另一边是新推出的定增方案大幅减少。数据显示，2月17日以来，新启动的定增方案仅有10个，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不仅如此，这些方案在设计之初便已参照再融资新规，无论是发行数量、还是定价机制均符合现行规则。
多样融资
对于符合条件的公司来说，现在发行可转债已经比定增要更加容易，加之前提条件已经对公司质地有了初步筛选，市场资金也颇为认同。此外，优先股、配股等融资工具也逐渐发力。
定增市场趋冷，而可转债、优先股等此前相对受“冷落”的融资工具则重回上市公司视野。有投行人士表示，此前定增门槛低、易操作，没人愿意做可转债，现在定增收紧，可转债则有望成为替代部分定增的热门融资方式。
数据显示，2月17日以来，已有14家上市公司宣布启动可转债方案，其中不乏长江证券、东方财富、江阴银行、中南文化等公司的动辄十数亿元的融资方案。嘉澳环保则更是终止了此前的定增方案，转而通过可转债募集资金。
“近期定增批文下发明显放缓，可转债的审核则颇为迅捷，反馈意见的回复难度也较定增稍低。只要发行方条件达标，可转债很快就能解其资金之渴。”有投行人士分析称。据介绍，此前，相对于定增几乎“无门槛”，可转债发行的关键条件主要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于6%、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含公司债与企业债）不超过净资产的40%、净资产低于15亿元时需要追加进行担保等。
该分析人士指出，对于符合条件的公司来说，现在发行可转债已经比定增要更加容易，加之上述条件已经对公司的质地有了初步筛选，市场资金也颇为认同。
除了可转债，优先股、配股等融资工具也逐渐发力。例如，贵阳银行3月7日就宣布，拟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优先股，融资规模不超过50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其他一级资本，更好地满足一级资本监管要求。国轩高科(002074,股吧)则在3月18日宣布终止定增方案，转而按照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募集不超过36亿元资金用于新一代高比能动力锂电池产业化等五项原定增募投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另一项重要融资工具，企业债依然是不少上市公司的心头好。2月17日至今，已有41家上市公司宣布将发行企业债，合计涉及融资额高达1944.5亿元。
机会何在
过去定增，尤其是三年期定增的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是倚重“价差”套利，现在套利空间不再，投资机构则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公司研究上，跟随上市公司一同成长。
再融资新规几乎将以往鱼龙混杂的定增套利空间“熨平”，频繁融资、过度融资的上市公司，以及利用定增定价机制套利的投机者都将被清理出市场，使市场参与者重回公平、理性的投融资环境。
在此情况下，如何满足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需求，也就成了市场参与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定增相比，诸如可转债、优先股等工具都不受发行间隔限制，目前公司大多会择其一而用，其实也可以考虑交叉使用。”某投行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资本运作战略安排较为积极的发行人，完全可以细致筹划未来的再融资工作规划，以及多类再融资工具预案使用的时间表，再融资工具可以按照“可转债＞定增＞配股＞公开增发”顺序使用，此外，优先股则比较适用于银行业。
该负责人进一步指出，由于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不受18个月的时间间隔限制，因此，在符合现行并购监管精神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开展产业并购、实现协同效应依然被监管层所鼓励。
实际上，不少市场人士也都认为，过去定增，尤其是三年期定增的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是倚重“价差”套利，而非对上市公司的深入研究。现在，套利空间不再，投资机构则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公司研究上，跟随上市公司一同成长。
公司上市自然要融资，过去“吃相难看”的定增套利模式被叫停，包括可转债、优先股在内的更加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将脱颖而出，并且，不排除会有更新型的融资工具被市场所青睐。
1、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张高丽表示，我们现在整个金融资产的量是非常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引导金融往实体经济，这样我们实体经济，才能发展，现在有的流向房地产，搞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形成泡沫，我们将严加防范，将会一步一步的，稳妥的，来进行调整。张高丽还表示，促进金融机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妥善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债券违约、房地产泡沫、互联网金融等一批风险点，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2、楼继伟：不能浪费财政和货币政策买来的时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导致人们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看，全球杠杆率高企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没有几个。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3、发改委：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
何立峰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的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曾经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
4、私募基金大检查全面升级 十地证监局启动涉200多家机构
近期证监会向各地证监局下发《关于开展2017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证监局开展辖区2017年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检查对象随机抽取工作。上海、四川等地区证监局按照“两随机、一公开”要求，依据“问题导向+随机抽取”原则，陆续开展辖区内的私募检查。记者获悉，为督导辖区私募基金管理人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行业自律管理，近日宁波、宁夏、陕西等地证监局还向辖区私募下发自查通知，三地要求自查的私募超过200多家。
5、引虚入实须拧紧资产炒作阀门
热点城市房价大幅上涨带来的巨大财富增长效应，与部分国内上市公司的微薄利润形成强烈反差。若现在不采取有效措施拧紧资产价格炒作阀门，“脱实入虚”现象仍将继续上演。目前看，拧紧我国资产价格炒作阀门，关键在于控制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热点城市住宅价格炒作，才有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关注实体经济创新。首先要严格执行现有限购政策。二是要完善差别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三是加快热点城市房地产税试点。加快房地产税试点处于较佳时间窗口。四是适当增加供应。
6、农村“两权”抵押试点大范围推开
2017年农村金融改革将实现全方位推进。政策层面上，多部门正在制定措施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融资，为其建立*款贷**担保体系；试点层面上，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等“两权”抵押*款贷**试点正大范围推开，各地进行了大量创新型探索，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并总结经验用于未来修法；企业层面上，大量互联网金融企业瞄准了传统金融机构触不到的领域，今年将加大涉水农村金融的力度。据农业部透露，新型经营主体*款贷**难、融资贵、保险少，仍是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个短板。因此，目前多个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措施，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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