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他们对乡村振兴的理解、期望、需求应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依据。为了“倾听农民声音，理解乡村现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带领一支43人的研究团队，自2021年3月在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等5个省共计10个村庄开展了“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完成对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的访谈154份，访谈资料156万字，研究成果《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和推进中存在九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贯彻，也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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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实地调研

农民愿当配角，认为乡村振兴就是国家拿钱建设农村，主体性普遍缺位

农民应该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调研发现，分别有83.9%、66.2%、62.6%、83.5%的农民认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要靠政府等外部主体。农民普遍认为，政府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无论是产业发展与村庄建设，还是乡风建设与村庄治理，都要靠政府，即靠政府的钱和政策，尤其是要靠政府的钱。

农民说， “乡村振兴就是拿国家的钱搞农村建设”，而“没有国家的钱，农村多少年也是老样子，不可能搞起来。”农民认为自己没能力、没见识，因此没有政府支持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农民说， “要实现乡村振兴，国家应该当主人，老百姓见识少，起不到什么作用”；“国家支持就可以发展起来，靠老百姓是发展不起来的”。

农民普遍将自己视为乡村振兴的配合者或被动者，认为“领导干部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农民是配角，主要就是帮衬”；“国家怎么说农民怎么做就行了”。还有农民认为，“乡村振兴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而是国家和各级干部的事情，一切要看政府的投入和支持。”一位乡镇干部感慨道，“现在的老百姓，都是两眼望着政府”。

可见，随着国家对“三农”工作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对农村投入的增加，农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并没有相应提高。在农民心中，国家已经非常强大，既有能力，也有资源。同时，农民见证了国家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给予的大量资金支持，以及取得的巨大脱贫成就。这些都让农民产生了政府会包揽一切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但乡村缺少发展机会，青年返乡意愿极低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这是农民的共识。农民说， “留不住年轻人，就不可能振兴乡村”；“村庄发展需要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因为他们有朝气、有文化、有本事、见识多，还掌握技术和当前形势，能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然而，农村年轻人中90%以上都离开了乡村，留下的主要是“993861”人员，即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一位村干部说， “村里目前都是老人，年轻人进城念完书后就在城里找工作，没有回农村的，这样农村怎么能振兴？”

调研发现，虽然农民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急需年轻人，但又都不愿意自家的孩子回乡发展，主要因为年轻人在农村没有就业机会和挣钱机会，没有发展空间和发展前途。

农民说，“留在家里没前途、没事干、没钱赚”；“在家种地不赚钱，养不了家”；“在外能学到知识、见到世面，工作机会多、挣钱多，能有出息”；“村里的孩子教育、医疗条件都跟不上”。可见，一方面，农民普遍认识到， “只有年轻人回来了，才算是乡村振兴了”；另一方面，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说， “这几年农村建设确实好起来了，但若说返乡的年轻人多起来了，那确实没有。”年轻人选择外出而不返乡的主要原因则是农村缺少发展机会以及教育、医疗等设施条件与城市差距太大。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农村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正如农民指出的， “对年轻人来说，就业是最大的吸引力，就业问题不解决，年轻人不可能回来，回来又能干什么呢？”

农村剩下最后一茬种地农民，小农户生产面临“谁来种地”的困境，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调研发现，77.3%的农村家庭的农活主要由60岁以上老人完成，农业老龄化和“老人种地”是普遍的现实。尤其需要认识到，今天种地的群体在近几十年里基本没有改变过，即都是同一茬人，只是20年前他们40多岁，10年前他们50多岁。这些目前仍在种地的60岁以上的农民坚定地认为，他们将是最后一茬种地人，再过5～10年，他们不能下地干活后，农村就没人种地了。因此，10余年前人们开始讨论的“谁来种地”的问题，今天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真正面对了。与此同时，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不愿回到村里种地，即使留在家乡也不会种地。

“谁来种地”的断层其实已经开始显现，令农民十分担忧。一位村支书表示，“非常担心以后没人种地了，过个5～10年，估计一半地都没人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将没法保障。”年轻人不种地的主要原因是“种地不挣钱”，从事一般的农业生产养不了家，甚至会亏本，若想靠种地来发家致富，那几乎不可能。

当前我国有2.3亿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耕种全国70%的耕地面积。若小农户家庭未来无人耕种土地，这势必严重影响国家整体的粮食安全形势。因为对于小农户来说，即使只是解决自己家庭的吃饭问题，本身也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一位农民说，“当我们70%的农民能自己生产粮食的时候，我们就很安全，如果我们国家有4～5亿农村人口都要买粮吃的话，那就是大问题。”

各地普遍打造重点村，不仅不具示范作用，反而加剧了村庄发展的不平衡

调研发现，各地目前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是打造重点村，有的县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就是要抓点，不能撒胡椒面。然而，这些重点村的选择，要求必须已经具备很好的发展基础。一位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说，“重点村不仅要求环境好，各方面都要好，如果只是环境好，而没有产业、没有文化，也不行。”可见，重点村的打造，其原初目标根本不是代表性和示范性。尤其是，重点村将获得巨大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支持。例如，某重点村在近五年获得各项投入超过亿元。这显然是其他村无法学习、无法效仿的。当地农民评价道，“这是过度开发，全县那么多村，基本都学不来，大部分村子的建设资金连重点村的零头都没有”。

这样的重点村打造，不仅起不到任何示范作用，没有任何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而且过量的外部投入很容易导致资源的虹吸效应，地方政府常常需要连年投入项目和资金而无法抽身，大部分投资以亏损收尾，出现普遍的重点村负债现象。与此同时，一些重点村的重点项目由外部公司运营，普通村民并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获得收益。尤其是，大量资金投给重点村，而非重点村却几乎得不到任何项目和资金支持。

对此，无论是乡镇干部还是村干部，都表示不认同。有村干部指出，重点村在一定程度上有“跑马圈地”、套取资金之嫌，因为每年都有上级安排的大量资金要花，常常是为了“实施项目”而建设，需要按照政策要求而包装项目。这不仅造成了村庄之间严重的攀比现象，而且拉大了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

乡村旅游民宿多、旅客少，盲目开发制造乡村旅游的繁荣幻象

乡村旅游是很多地方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几乎所有重点村的发展目标。很多县都提出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构想，很多村庄已经开展乡村旅游或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一些村庄将旅游视为发展的唯一出路，希望以乡村民宿、休闲农业、艺术小镇等形式吸引八方游客，带动餐饮等配套服务业的发展。然而，与很多地方的民宿建设热和旅游项目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游客很少，收入有限，效益不佳。例如，某县乡村旅游的投入力度很大，条件建设很好，但农民说，“民宿多、旅客少，人气上不来，星期一到星期五没什么人来”；“各村都办民宿，项目盘子搞得都很大，但游客从哪里来？”这也导致了乡村旅游的普遍亏本。当地一个旅游村原有10余家民宿，目前只剩下路边的2家还开着。很多民宿和饭店长期亏本，多次更换老板，最终还是会因经营不下去而关闭。

乡村旅游的主要问题在于太多地方一哄而上，盲目上马民宿、村庄改造等旅游项目，过分关注外来艺术文化的包装而忽视乡村特色文化的挖掘，村民形容其为“不伦不类”，因此缺乏核心元素，对游客吸引力不大不长久。总的来说，在全国范围内，以旅游为目标的各类民宿客房、农业景区、特色小镇等项目大多高度同质化，缺乏鲜明特色，很多开业不久便早早关闭，有的靠政府补贴或举债艰难维持。一位农民指出， “村里景致没什么特别，就一条河，游客看一眼就走了，饭都不吃，留不住人”。

村庄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文化下乡等活动流于形式，资源浪费严重

很多村庄修建了公共文化设施，但利用率普遍不高。一位农民说， “村里有儿童之家、老人之家、农家书屋之类的东西，但种田辛辛苦苦，大家都很忙，基本没人去，都没时间参加。”另一位农民说， “这里要求每个村都要修建农家书屋，但利用率很低，老年人很忙，没时间去看书；年轻人更愿意看手机，而不是去读书。”而与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文化活动却十分匮乏。与此同时，有些村庄已经开展了一些公共活动，但大多流于形式。尤其是一些地方开展的文明星级户、文明家庭、道德文明户、好公婆、好儿媳等评比表彰活动，形式化明显。一位农民反映， “村干部评完之后将名单上报乡镇*党**委就完事了，被评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评上了”。一位村干部坦言道， “这些活动实际意义不大，过于偏重资料迎检，很多时候是为了表彰而表彰”。

各地还开展了“送戏下乡”、“电影下乡”等活动，但由于脱离了农村的现实，导致形式化更为严重。有的村庄只有几十户群众，常常出现观众没有演员多的情况。而对于各地开展的“电影下乡”活动，无论是村民还是基层干部，都觉得是浪费资源，实在没有必要。一位农民说，“很多时候，幕布一摆，3个放映员，2个观众，放电影的人比看电影的人还多。”农民普遍认为，现在家里都有网络，高清电视、手机里面都有电影，看起来很方便，闲时主要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没人会去看电影，而且都是老片子，画质模糊，基本只有放映员在看。

乡村老龄化严重，未来谁留在乡村尚不确定，乡村建设容易忽视适老化需求

调研村庄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平均为33.7%，约为城镇（15.8%）的2倍。 “老人多、年轻人少”是各地农村的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农民普遍觉得“村庄空荡、人气不旺”。一位村支书说， “农村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跃农门’，也就是要好好学习、远离农村，一个2000多人的村子，常年在家的只有几百人，还都是老人和孩子。”另一位村干部说， “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人老了，屋空了，五里之遥、千里之别。”村庄老龄化导致了一系列的村庄失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打工积蓄用于城市买房，农村商业因缺少年轻人消费而逐渐式微。

在此背景下，未来谁将留在乡村，其实并不确定。很多农民认为年轻人不会再回农村，未来农村一定是更加空心化。一位农民说， “再过个几年，老年人做不动了，走了，那会变成真的空心村了”。当前，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在城市定居或在乡城间流动，返乡意愿极低。因此，按照目前的趋势，很多村庄将高度老龄化，那么这样的村庄应该如何实施乡村振兴？一些农民也对此产生了疑问， “10年、20年之后没有年轻人在家，谁来搞乡村振兴？”有很多农民指出， “乡村振兴要考虑谁来照顾老人”。但是，目前很多村庄的乡村振兴工作主要还是瞄准现代化建设，而对“适老化”改造，则缺乏探索。

村民看重公平公正，年轻村干部缺乏经验，乡村治理面临挑战

农民普遍对中央政策高度满意，但对村干部或有意见。对农民来说，村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办事公正，要“一碗水端平”。农民说， “村干部不一定能带领群众致富，但保证好公平就行了”。然而，部分村干部家族化、帮派化仍然严重，处理村庄事务时常常看其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有些村干部只顾忙自家的产业，将村务工作看作是副业。农民说， “村干部光忙自家事情了，忙着为自家挣钱，忙着开钩机、承包工程，没把心思放在为村庄谋发展上”。有的村干部甚至为了自家的经济发展而影响村集体的发展或阻碍其他人的发展、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的村两委换届中，新上任的年轻*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但限于年纪轻、阅历浅、经验少、权威弱，且有的只是为未来进入公务员队伍积累基层经历，并没有为村庄发展长期扎根奉献的理想和精神，他们在领导村两委、治理村庄和带领村庄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各种“玩不转”的困难和挑战。

此外，村庄的*党**员发展也面临家族化、圈子化、关系化、利益化、老龄化、男性化等现实问题。尤其是女性*党**员占比极低，如某村54名*党**员中只有3名女性，另一村55名*党**员中只有5名女性。总的来说，村庄的整体*党**建工作质量不高，*党**组织活动很少，现有*党**建工作有时会是“做台账，应付检查”，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农民被锁在手机屏幕里，短视频成为了解政策的重要途径，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容易被带偏

“玩手机”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休闲娱乐生活。农民说，“晚上吃完饭没事了，翻会儿手机，看会儿抖音、快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调研发现，很多农民用智能手机了解国家政策、时事新闻。其中最受农民欢迎的便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一位农民说，“现在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经常看抖音，岁数大了，干完活回来吃个饭，刷一会抖音，就睡着了。”农民指出，他们关于“耕地保护”、“农业补贴”、“退林还耕”、“乡村振兴”、“新农合”、“农村养老”等政策的最新信息以及种养殖技术、市场信息等很多都是从抖音、快手上了解到的。

然而，为了博取眼球、增加流量，一些短视频主播在介绍国家政策等信息时，常常刻意夸大或扭曲政策的核心意涵，或随意解读社会问题。这样的信息非常容易在农民群体中快速传播，影响着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然而，在流量至上的海量碎片化信息面前，农民大多缺乏辨别能力，极容易产生政策认知偏差。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重建农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鼓励年轻人尤其是鼓励大学生到乡村发展，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支持；提前做好顶层设计，应对小农户家庭未来10年左右可能出现的“无人种地”局面；扭转催熟式重点村打造的普遍做法；遏制全国性的乡村旅游发展热，尤其是民宿建设热；从农民的文化习俗和生活需求出发，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对老龄化村庄，尽早明确乡村振兴的方向，研究、探索适老化的发展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对村干部进行系列主题轮训，对新上任的年轻村支部书记开展能力培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村庄*党**建质量提升行动；在主渠道政策传播方面创新形式，在村两委培养“政策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