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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FP）
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2000年夏天，刚毕业的伍羡掏空积蓄，“花大钱”购买了一辆专门用于与客户出行的自行车。最多一天，他骑自行车拜访了三十多个客户。
那一年，他刚刚应聘成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的销售助理。 （以下简称“可口可乐”）。
选择外资公司在伍羡和他的同学眼中非常时尚。他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蓬勃发展阶段，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我们都愿意给外资企业机会。”
2001年，伍羡与外国企业结盟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九五”期间，利用外资增长80%。与“八五”同期相比。
1994年，在伍羡开始在外企打拼之前，15岁的王爱国收拾好衣服和被褥来到天津打工，成为数亿农民工中的一员。随着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爆炸性增长，王爱国的收入从每天5元增加到2008年的500元。
工资逐年上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追随建筑工人。但2008年之后，尽管房地产行业持续繁荣，王爱国却发现自己过去每年都在上涨的工资从此开始慢慢上涨。
四年后，苏展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程序员。继房地产之后，新兴的互联网将成为未来几年的新趋势。
当时，苏展对于2012年初开始的团购活动并不看好。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只是一次尝试。他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一些企业团购活动的开展。
基于此，他选择加入一家更为传统的国有航天企业。很快，“多轮融资”、“程序员薪资翻倍”等信息开始出现。苏展毅然辞去工作，加入了一家大工厂，希望再次尝试增加个人财富。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劳动致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致富之路。 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368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将占一半以上，约为2万元。
在不同的时代，好工作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有时这种划分与工业有关。建筑业、互联网等行业在快速发展时期创造了更大的财富；有时与所有制有关，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年轻人的喜爱。
进入正确行业的年轻人，更有机会过上顺利的生活。即使他们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重新进入该行业并不困难。“最好的青春是在外企度过的”
曾几何时，“可乐代表着青春、激情和梦想”。
伍羡听着校园广播讲述中国的改革开放，感觉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争先恐后地到内地招商引资。他看到，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这些新进入中国的品牌，几乎每次开店都火爆。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九五”期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一个国家。 。其投资的重点领域。在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伍羡表示，当时应届毕业生没有背景、没有背景，非常愿意到外资企业工作。他甚至放弃了留在母校工作的机会。伍羡表示：“我已经做出了进入市场的果断决定。”
尽管当时还没有微信和智能手机，但新兴的互联网为包括伍羡在内的年轻人打开了上网、QQ交流的新视野。
他形容自己对信息的获取和理解是“饥饿”的。他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就越想在外企挑战自己，充满希望和好奇。
回想起来，当时伍羡的同学很少选择去国企工作，但这并不是主流。伍羡当时并不喜欢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根本不“时尚”，无法引领行业。
在选择外资企业之前，1998年1月，国家减产改革第一重锤打响，3000名员工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作岗位。
伍羡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阶段，发展活力有限。他们每天的工作就像是看报纸、喝茶。他直言：“我根本不想要国企，去了就没有未来。”
当时外资企业开出的薪资比内资企业要高。那时还没有网上招聘会，他带着简历来到繁忙的人才市场，一份一份地投递了简历。伍羡的简历只投递给台资企业和欧美企业。伍羡在现场看到，外资企业的招聘摊位上摆满了简历，而国有企业则相对冷清。
成功加入可口可乐的伍羡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从推销员到主管再到分公司经理。
为了经营生意，伍羡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早上8点，早会结束后，他就一一去找客户下订单。
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相信自己还年轻，有资本，可以坚持下去。当时，可口可乐的企业文化被称为中国快消品行业的“黄埔军校”。如果你能在可口可乐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功。伍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的工资稳步上涨。他还被授予优秀经理称号，并获得远高于同事的奖金。
伍羡表示：“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外企工作的经历。我在外企成长、发展，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我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
15岁的王爱国站在天津街头，身上穿着换洗的衣服、两双鞋和一床羽绒被。
在他看来，当时的天津街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而且萧条、废弃。
1994年，天津刚刚提出66个重点城市建设实施项目和27个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191亿元，当年安排投资约62亿元；改造项目25个，总投资63.6亿元，当年安排投资63.6亿元。约26.8亿元；当年组织外资创业项目14个，总投资6.2亿美元，投资金额约2.3亿美元。
同年3月，天津市还首次制定了“用10年左右建成滨海新区”的建设规划。
王爱国下榻的第一个项目工地是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一个住宅项目。干完活，他来到了天津日报大厦的工地：“那时候没有收音机，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后来在天津日报大厦，他们拿出报纸的底片给我们看。那个消极的东西开始与一些外部事物接触。
王爱国工作的目的很简单：赚钱、减轻家庭负担。好学的他在天津日报大厦工地干活时，跟师傅学了电焊。
努力工作的王爱国，工资一年比一年高。自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他每年都会记录自己的收入。 1994年，当他开始兼职时，他很累，钱也很少。他一天只能挣三块钱。
他对“三块钱”很满意：“很累，但我拿到了钱，工作也很积极。”学习焊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开始照顾学生并开始从事绘图工作。”
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元，第三年，工资涨到了每天10元。
1998年，王爱国居然发现了水电工作的流程，工资一下子翻了一倍，每天赚20元。那时，王爱国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在没有系统训练的情况下，王爱国寻找学习技术的方法，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工作技能。
1998年7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公告，宣布社会住房分配彻底结束，住房商品化时代彻底开始。中国城镇化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王爱国开始东奔西走，感觉有无穷无尽的工作要做。 1999年，他成为一名建筑工地领班，工资逐年上涨。那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0元，2000年又达到了每天100元。到2001年，工资涨到每天200元。不久，非典来了。
王爱国被迫返回家乡，收入锐减。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典结束后的第一年，行业开始复苏。他来到北京，拿到了历史上最高的薪水。
转折发生在2008年。当时，房地产和建筑业仍然蓬勃发展，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
王爱国显然认为，自2008年以来，薪资涨幅就没有这么快了。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平均日薪一直维持在500元左右。现在，由于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等因素，他也面临着拖欠工资的问题。目前，他还没有拿到2022年的全额工资。
为了养家糊口，他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年只花一个月工资的习惯。疫情期间，他收入下降，想过转行，但一走就什么都做不了，就又回来了。
展望未来，他希望“按照国家政策，实现小康生活”。现在我的收入还不够养家糊口。每年能省下2万到3万元就不错了。现在节省了四万元左右。 “一万元左右。”
在他看来，所谓保财就是“少花钱，不买别的东西”。
“40岁以后我想回到国企”
苏展一直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最前沿。
2012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他，隐约感觉到了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迹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团购。比如2011年成立的美团，以及当时不温不火的京东，都首次尝试将团购从线下进化到线上。
起初，苏展并不看好这些新业务。他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行业前景未知。于是，他选择在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公司担任程序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该行业的变化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加入公司后不久，滴滴就于2012年上线。那年“双十一”期间，电商大战爆发。天猫、苏宁易购、易迅、优购、京东、一号店、国美等众多电商企业争夺消费市场。 “双十一”活动当天，支付宝交易笔数突破1亿，交易额达191亿元。
这些变化渐渐让苏展“不舒服”。刚进公司时，他的税前月薪为6000元，每年加薪1000元。即使算上公司的餐费、住宿费等报销补贴，相比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学生来说，还是显得不太好。
2014年，他感觉互联网真正兴起了。滴滴的打车业务和美团的团购活动日趋成熟。如果你每天打开新闻，总能看到那些成功将线下业务转型到线上的互联网公司在不断融资。
苏展说道：“要么是这家公司融资了几轮，要么是那家公司融资了几轮，下面员工的薪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了。此后，关于互联网程序员加薪的消息不断增多。压倒性的。到外面来吧。”
当他看到身边的同学加薪3000元、5000元甚至10000元时，他绝对坐不住了。
在工作的同时，他开始重新学习编程知识。 2015年5月，苏展选择跳槽到一家提供第三方在线互联网支付的公司。由于支付渠道每年都受到国家颁发的牌照的限制，苏展当时做的那种在线支付业务是消费者和相关APP之间的中介。
加入这家公司后，他的工资涨了，但幅度不大，税前才一万多块钱。当时，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不擅长技术，所以我没有从我的第一个传统公司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主动看到最前沿的技术，了解用什么框架来实现。”相关计划。”
为了跟上互联网的潮流，他决定，无论这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出多少工资，他都愿意工作，因为他想以这家公司为跳板。
当时，他在大场的同学每个月的工资都快两万元了。
苏展努力工作了一年，终于在2016年初跳槽到一家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他的月薪近2万元，一直在那里工作。
他表示，2017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截至2017年，他的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0%-20%，直到2021年。同年，支付宝和滴滴的上市遭遇阻碍。互联网监管开始变得更加严格。
苏战突然觉得互联网行业很萧条，而且这种萧条一直持续到今天。从2021年起，苏展的公司将每六个月裁员一次。为了保住工作，从2021年开始，他还养成了每天晚上加班到中午12点左右的习惯。特别稀缺。
35岁的苏展深陷困境，只能拼尽全力“卷起来”。他不敢轻易跳槽，生怕跳槽后被解雇，因为35岁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是一个“危险”年龄。
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出路：回到国企。 40岁后，他计划重返第一份工作。
“国企给了我归属感”
与苏展不同的是，伍羡已经采取了行动，实际上加入了一家国企担任分公司董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2010年，伍羡开始觉得国有企业更适合他。国有企业的人际关系虽然比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复杂得多，但更稳定，劳动强度较低，工作量较小，工作条件较好。更好的。年轻时，他认为外企是为年轻人工作，而国企是为中老年人工作。
中年重返国企后，伍羡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现在他认为：“国有企业有归属感，有人文关怀。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则没有这么强的归属感。从收入角度看，国有企业是有保障的。”
一批外资企业在逐步融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因市场变化而关闭了国内部分业务部门并裁员。 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此外，我国对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已取消，不再享受此前实施的外商投资“两免三减半”和出口退税政策。
从政策到行业，外企工作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优先选择。
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坎坷和疫情的影响，苏展更加认识到国企的优势。他表示，处于半垄断地位的央企比其他企业优势明显，具有很好的优势。
苏展表示：“国企虽然也有业绩增长的诉求和压力，但不会拼命地在第二年超越业绩。总体来看，发展比较稳定，但一些外企在市场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如果做生意的话，可能会严重透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公司来年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不过，他也承认，在国有企业内部成长非常困难。对于这些变化，苏展的想法是：“无论在哪家公司工作，只要努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应受访者要求，伍羡、苏展、王爱国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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