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龚刚（1971—），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扬州大学访问讲座教授，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外国文学研究》编委，《文学评论》外审专家，《澳门人文学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伦理叙事学、比较诗学研究。

【本文来源】龚刚《马丁·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误读剖析》《外国语文论丛》第11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第47—52页。

马丁·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误读剖析

龚 刚

澳门大学 中文系，澳门 999078

摘要： 不少学者在文论研究范围内从浪漫与诗化之维度去泛化和发挥海德格尔的诗学，不能回到思想自身，实难真正切入海德格尔诗学。叶秀山先生对“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的诠释，淡化了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诗性思考中的神秘色彩。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地栖居”是作为必死者的人以神性为尺度测度自身的存在方式。人类栖居在大地上，就像花朵植根于大地，但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类应当以来自天空的尺度度量自身，惟有如此，人类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也才能拥有“诗意”，正如花朵因为阳光的照耀而美丽。

关键词： 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神性；天命

心之空明，既是智性的境界，也是诗意的境界。这里的“诗意”，不是伤春悲秋的浪漫情怀，而是超功利、超世俗的澄明意向。庄子所倡导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dichterisch wohnet），皆是澄明意向的体现。区别在于，海德格尔以神性为以依托，庄子则以天命为依托。从海德格尔本人的言说来看，他所谓“诗意地栖居”，其实就是神性地栖居。

关于诗与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关联性，国内学者有众多论述。叶秀山认为，诗处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是从诗的思考走向思想本身。孙周兴认为，海德格尔关于诗的思想，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诗化哲学”或“浪漫美学”。彭富春认为，诗意的语言是纯粹的语言，针对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他指出，海德格尔早期将语言置于此在的理解和解释，中期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晚期甚至强调，语言是存在和思想的根据。从彭富春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诗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语言的本质是诗。周宪认为，海德格尔极力强调“诗意栖居”的本体论涵义，主张以此来对抗常人流俗闲谈式的平庸生活，表明审美现代性对日常经验的否定的积极意义。吴予敏认为，海德格尔希望哲学和诗能够帮助人的灵魂，突破物质和体制设置的屏蔽，重返于自在自由的本质。[1]

叶秀山还对“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的内涵作了如下概括：“‘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亦即‘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2]

从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诗人何为？》、《……人诗意地栖居……》（“……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t dieser Erde……”）等一系列诗学代表作可见，叶秀山、孙周兴、彭富春等学者对海德格尔诗论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意义的揭示，合乎海德格尔以诗求真的运思逻辑与思辨精神。所谓以诗求真，也就是把诗歌看成真理言说自身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更不是“摇荡性情”、“感荡心灵”的触媒。如从浪漫诗化之维度去泛化和发挥海德格尔的诗学，不能回到思想自身，则难以真正切入海德格尔诗学。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不过，叶秀山对“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的诠释，似乎淡化了弗里德里克·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与海德格尔诗性思考中的神秘色彩。

首先来看荷尔德林诗作《在明媚的天色下》（“In lieblicher Bläue”）中的核心段落：

Darf,wenn lauter Mühe das Leben, ein Mensch

aufschauen und sagen: so will ich auch seyn?

Ja. So lange die Freundlichkeit noch am Herzen, die Reine,

dauert, misset nicht unglüklich der Mensch sich

der Gottheit.

Ist unbekannt Gott? Ist er offenbar wie die Himmel?

dieses glaub' ich eher. Des Menschen Maaß ist's.

Voll Verdienst, doch 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 Doch reiner

ist nicht der Schatten der Nacht mit den Sternen,

wenn ich so sagen könnte,

als der Mensch, der heißet ein Bild der Gottheit.

Giebt auf Erden ein Maaß?

Es giebt keines. Nemlich

es hemmen der Donnergang nie die Welten des Schöpfers.

Auch eine Blume ist schön, weil sie blühet unter der Sonne.

如果生活纯属劳累，

人还能举目仰望说：

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

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来度量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吗？

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

我宁愿信奉后者。

神本是人的尺度。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

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

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

人是神性的形象。

大地上有没有尺度？

绝对没有。(同样

大地也无法阻挡造物主的万钧雷霆。

花朵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在阳光下绽放。)[3]

然后来看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中的解说，：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仅作几点思考，而且，我们的惟一目的是要更清晰地倾听荷尔德林在把人之栖居称为‘诗意地’栖居时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唯在一味劳累的区域内，人才力求“劳绩”。人在那里为自己争取到丰富的“劳绩”。但同时，人也得以在此区域内，从此区域而来，通过此区域，去仰望天空。这种仰望向上直抵天空，而根基还留在大地上。这种仰望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这一“之间”（das Zwischen）被分配给人，构成人的栖居之所。我们现在把这种被分配的、也即被端呈的贯通——天空与大地的“之间”由此贯通而敞开——称为维度（die Dimension）。

人之为人，总是已经以某种天空之物来度量自身。就连魔鬼也来自天空。所以，接着的诗行（第28-29行）说：“人……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sein）。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与大地所共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着的测度。

人就他所归属的那个维度来测度他的本质。这种测度把栖居带入其轮廓中。对维度的测度是人的栖居赖以持续的保证要素。测度是栖居之诗意因素[4]。

很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地栖居”是作为必死者的人以神性为尺度测度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以大地为生存根基，同时又通过仰望天空而贯通大地与天空从而体认并实现其本质的存在方式，用荷尔德林的原话来说就是：

神本是人的尺度。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接下来的问题是，荷尔德林为什么会将以神性为尺度的栖居视为“诗意”的栖居？

这就要从“诗意”的一般解释入手。所谓诗意的世界，应当是一个超功利、超世俗的审美世界，对于现实世界而言，它是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如果只是匍伏在大地上，而不去仰望天空，不去寻求某种超越，同时以某种超越性尺度的度量自身、提升自身，那么，人们将永远沉溺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生存状态中，难以自拔。荷尔德林说，大地上绝没有尺度，“花朵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在阳光下绽放”，而阳光来自天空，同样，超越性的尺度来自仰望，来自天空，所以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在人之本质的测度借以实现的‘采取尺度’中看到了‘诗意’的本质。”[5]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着眼，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其实可以说是以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星空”照亮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原野”。康德关于星空的名言已久为世人传诵：“只有两样东西经深思而益增钦敬，一个是头上的星空，另一个是内心的道德法则。”（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6].）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詹姆士来说，不是人们的信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的准则成为人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必须由行动的实际效果来检验。他还从心理学角度论证说，人只信仰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人愿意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往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希望今后成功的心理，两者组成了行动意志，这个意志不断给哲学灌注生命力，所以他主张，哲学思考必须和“人性的原野”联系起来[7]。康德希望人们通过仰望“星空”而获得超越性的眼光，并以一种大地上没有的尺度，度量及引领自身，但詹姆士却从人性的实然出发，将人们的眼光拉回到了大地上的生存，并以行动的实际效果与成功的历史经验作为度量并引领自身的尺度，这是一种现实的尺度、功利的尺度，恰好与海德格尔所谓超功利、超世俗的神性尺度相对立。海德格尔不否认人栖居在大地上这一现实，就像花朵植根于大地，但他同时强调，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类应当以来自天空的尺度度量自身，惟有如此，人类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也才能拥有“诗意”，正如花朵因为阳光的照耀而美丽。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

庄子为其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行径辩护说：“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8]这里所谓“命”，即是“天命”；他在为其“无情”说辩护时主张“常因自然”，其实就是强调顺乎“天命”。“天命”并不神秘，其实就是有无生灭、四时交替的自然演化过程。庄子以为，如果能将世俗世界之生离死别与天地自然之四时变化视同一体，那就能超越人间世的悲欢离合，而上达“闲对庭前花开花落”的逍遥之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天命”也是一种度量并引领人类的超越性尺度，其功能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神性尺度。对于“天命”的领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9]这就是说，人们应当通过“观于天地”，而去感悟自然世界的“大美”与人类生存所依托的“明法”、“成理”，这与海德格尔主张通过“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仰望”而获得“神性的尺度”与“诗意的栖居”，可谓灵犀相通。

注释：

[1]张贤根，《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第23—26页。

[2]叶秀山，《何谓“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读书》1995年10月，第44—49页。

[3]括号内的段落为龚刚所译，其他部分为孙周兴所译。

[4]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470-471页。

[5]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472页。

[6]这句格言出自：《实践理性批判》（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后来成了康德的墓碑铭文。由于译文五花八门，龚刚在这里尝试作了重译。

[7]威廉×詹姆士，《多元的宇宙》，吴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庄子·至乐》，《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110页。

[9]《庄子·至乐》，《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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