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小说）
吾临
一
直到十岁那年，我才第一次进城。
下了绿皮火车，爹背着我一路打听，走进了县城医院。医院是一座二层红砖小楼，二楼窗下的红砖墙上从头到尾刷了一条整齐的白道，上面用红铅油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
如果不是大夫上衣兜别着一管钢笔，觉得他与爹没啥区别。他手里拿着一个似乎生了锈的铁钳子，大声让爹把我的棉鞋脱下，不顾我的大声哭叫，使劲的把缠在我脚上的沙布撕扯下来，顿时血水伴着黄色的浓水往红砖地上滴。钳子夹着的碘伏棉球在我的大脚趾上来回的蹭，训斥的口气大声问爹：“这爹让你当的，咋不早来治，骨头都烂黑了，废了”。爹摘下狗皮棉帽，汗顺着脸往下淌，小声应诺着：“队上修梯田太着忙，可不敢误工，这些个日子，小子晚上疼的睡不下，呜哇乱叫地喊，医疗点赤脚大夫瞧不了，没了法子，麻烦费心给好好瞧瞧，调治调治”。大夫接着说：“来晚了，大脚趾留不下了”。爹俯下身把头探到大夫跟前急促问：“怎个留不下？”
“骨头己经烂了，得赶紧把大脚趾割了，不然过几天浓往上面窜，整只脚都得割，再窜，那就得从膝盖那里割下，再严重，整条腿怕是保不住喽”。
院子里的广播喇叭里传出熟悉的每天都能听到的“大海航行靠航手”的歌曲声。大夫站起来朝爹说：“我得回家吃饭了，想好了，割的话下午再来吧”。
街心饭馆的香味打老远就直往鼻子里钻，爹背着我走进了馆子。里面人不多，把我放在长条板凳上坐下后，爹弯下腰朝四周瞅了瞅，慌忙脱不鞋，伸手从鞋里摸出一张钱，走到柜台前怯怯地问：“汤怎么卖？”柜台里头戴白帽子的女人斜视着爹，不屑地大声嚷道：“清汤三分一碗，蛋汤一碗一毛二”。爹把手里紧紧撰着的那张皱褶的钱递給柜台里的女人，说：“给盛一碗清汤，一碗蛋汤吧”。
爹把两碗汤轻轻端放到桌上，小心地把蛋汤推到我跟前，清汤留给自已，从挎包里拿出娘起早贴的苞米面饼子，我俩就着汤大口地吃了起来。
从大门口爬进来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子，一条裤腿用草绳从膝盖处系扎着，整条腿短了半截。草绳扎着的裤腿随着爬行扭动的身子在地上拖着。他朝一张坐满了正在吃着炒菜和白馍的人的桌子爬过去，捣蒜般的在满是油渍的砖地上嗑着头，嘴里不停的嘟囔着，坐在凳子上的一个男人用脚使劲往外推拔他。爹本能的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个饼子，男孩子朝爹手里的饼子瞅了瞅，却转身慢慢朝远处的墙角爬去，就蜷缩在那里。
吃完了饭，爹背起我，走到墙角把包里剩下的饼子递给了那个男孩子。出门便大步流星走回了火车站。我忙问：“爹，咱不治了？”爹喘着粗气，仿佛眼前总晃动着馆子里的那个无腿男孩的脸，转眼间变成了我的模样。爹的胡茬下厚厚的嘴唇不停地抖动着，颤颤地说：“割不得，割不得，割了，一辈子就废了，就废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