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分配”的那些事
肖阳明
春节回家，见到小妹和妹夫。言谈间，躲不开一个话题——孩子的工作。
小妹有个女儿，大学毕业两年了，尚未找到正式工作。话头儿一开，小妹的眼眶便湿润了。“孩子一有机会就考，也很用功，有时就差那么几分……孩子大了，也不敢多说什么。”听她这么讲，我这个当哥哥、做舅舅的也觉得分外惭愧。
小妹深知“逢进必考”的道理，丝毫没有埋怨谁的意思。或许看我有点儿尴尬，于是话题一转：“不像你们那个时候，工作‘包分配’”。
本意或许是想调整一下谈话的气氛，实则勾起了我对那段“被分配”经历的不堪回忆。
一
1985年的夏天，大四进入第二学期，毕业去向成为同学口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临近分配，图书馆、宿舍里亦或校园的随便一个角落，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肆意地议论着，焦虑地等待着，就像今天的彩民等待开奖一样。
所谓“分配”，自有规定的流程。简单讲，就是根据国家用人需求，计划部门牵头制定并下达计划，高校或教育部门负责将计划对应落实到学生头上，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把萝卜放到坑里”。
分配的单位好坏，事关每个学生的专业特长、职业喜好和切身利益，更是每个学生及其所在家庭的希望所在。大家都在力争分配一个好单位，为了分配的“运动”也悄然进入高潮。
二
按照当时的政策设计，分配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学生根本无法与用人单位接触，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结婚前双方是不知道对方的。
大家都在揣度着分配的去向，也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对我而言，“教师”是唯一不能接受的职业，而且执拗地拒绝妥协。这与自己的职业好恶无关，完全是另有苦衷。
记得很清楚，在入学的首堂课上，辅导员介绍了班级情况后，接着宣布班干部名单，要求上台自我介绍并表态发言。到了晚上就寝前，有位室友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今天讲得都是什么啊？我一句也没听懂”。其他室友也一起附和。由此及彼，想必还有更多的同学会有同样的困惑，只是尚不熟识，不好提及罢了。之后，因为“卷舌音”“前后鼻音不分”等方言问题，还弄出了不少笑话，不一而足。直至毕业，我的普通话水平仍无根本性提升。
每每想到“台上授课、台下学舌”的情景，我都会不寒而栗。这便是我拒不接受“教师”这个职业的根由所在，唯恐落得个误人子弟的骂名。
三
“盖头”终有揭开的一刻，翘首以盼的分配方案如约而至。
与今天的“考编”或“选调生”考试不同，分配方案既没有张榜公开，也没有开会宣布，有的只是辅导老师与学生“一对一”的谈话。其实，不少同学对自己的去向已经一清二楚，只是需要做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老师的谈话简单直接、开门见山：“考虑你的综合表现，拟定你到‘团省委’工作，如无特别意见，就这样定了。”听闻此言，进门还在“砰砰”跳个不停的心脏，似乎一下子平稳了许多，于是千恩万谢地结束了谈话。
“团省委不错，省团校刚刚成立，你这一去就是创校元老。”有位同学这样向我道贺，又好像在提醒着我什么。因为多数同学知道，我是拒绝当老师的。听闻此言，原本放松下来的心情，一下子又被揪了起来。
再次见到辅导员时，他仿佛早有准备：什么工作特殊性、分配敏感性，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云云，又讲了一大套。言而总之，没有调整的余地。人生的首次挫折就这样不期而遇。
既然调整无望，我又不肯将就，那就只剩“二次分配”一条路了。迫不得已，我便恳请辅导员将自己改派原籍。见我去意笃定，他便顺水推舟、落个清净:“那就回你们邯郸，碰碰运气吧！”原来，人生的方向就掌握在辅导员老师的手里。
四
要求“二次分配”，无非是想争取回旋余地，寻机扭转被动任教的窘况。不料，不仅上年的政策未能延续，当年又来了个急刹车：“机关一个不留，全部充实基层”。
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二次分配计划”。照此计划，同班同学竞争三个岗位，只有一人能去《邯郸日报》，其余两位须到学校任教。自以为独占“*党**员”身份优势，可以单享“*党**报”岗位，不料内部传来消息：报社人选已定，我被分配到“邯郸地区教育学院”——当老师。原来，自己的一切想法都是幼稚的。
情急之下，受人指点，我给行署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内容无非是“自愿回山区工作，决心投身家乡建设，……云云”。与此同时，家乡政府也很给力，计划与教育部门联合行文，请求本籍毕业生回乡工作。“*管双**齐下”带来了预期效果，主管专员向教委批示：“此情况属于好现象，应采纳其意见。”据说，教委的主任还算重视，主管领导却很执拗。事后得知，她是将我的“苦衷”与“看不起老师”发生了联系。“误会”的结果也很直接：改派“武安师范学校”——当老师。得知这个结果，我仿佛被带入梅雨季节，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郁闷的心情被压抑到了极点。
万般无奈之下，家人又托友修书，让我到大名县搬兵，恳请“她”的一位故交从中通融。这趟搬兵发挥了作用，“她”终于松口，同意将我改派涉县、参加“三次分配”。当我不乏兴奋地拿到《报到证》时，却猛然看到“备注”一栏3个大字——当老师。大有咄咄逼人、迫人就范的味道。
回到县里报到，事情简单了许多。据说，听过教育部门汇报后，县长直接拍板：“到政府办公室上班”。至此，在持续了一百余天后，我的“被分配”之路终于走完了最后一程。
谁能知道，这一次次“被分配”的经历，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孤独，以至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
五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家长开始怀念“包分配”的年代，虽说薪酬不高，但胜在稳定。
作为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有幸享受了“包分配”的福利，这对于即将毕业、被就业所困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羡慕的。但就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而言，包与不包分配各有利弊，“包分配”是保证你有工作，但不保证你会有称心如意的工作，分配“定终身”、工作“被安排”、听天由命的滋味同样十分难受。
伴随时代的更迭，就业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或许很多家长依旧认为“就业就是拥有一份好工作”，而实际的意义则在于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从“统包分配”到“自主择业”再到如今的鼓励“创新创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式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无论怎么讲，都是符合社会和人才发展的。
作者简介:肖阳明，男，1963年生，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河北涉县人，曾先后于涉县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厅（室）、市商务局工作，长期从事文秘和经济管理工作。从市商务局领导岗位退休后，开始尝试散文写作。
图文作者 肖阳明 编审 常小靠 任宝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