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清甲午之役，丧师赔款，全国震惊，我那时オ十五岁，正在私塾读书。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愤恨，认为国家兴亡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不觉爱国之心油然而起。
不久，清政府也渐知外患日亟，非变法图强不能自存。于是，有废科举、兴时务的倡议。
但是还未实行，我便在这时候，搜购了不少的时务书籍，日夜钻研，才晓得国际情形，确非整军经武，充实国力，不足以图存。
后经庚子之变，外人盛倡瓜分之议，我更痛心国事。恰好省城有招考将弁学生的布告到县，我那时脑子里充满投笔从戒的心情，
看到布告，便毅然辞家赴省，竟如愿取录了。两年后毕业，正是湖南成立新军，我初任教官，继任队官，干了一年半。
清督赵尔巽调川，我是他所办将弁学堂学生，便调我同去，又任四川陆军六十五标队官。
又经过一年多，值英兵侵犯*藏西**，达赖逃到北京向清廷乞援，清廷即令四川派一混成协授藏。
我深慕古人立功绝域之风，也想到藏有所树立，便参加入藏。
到两年半，收抚工布、山南、翠南，最后又进攻波密，很顺利地完成任务。
而内地革命风声，已由英文报转播到藏。藏军全体皆系帮会，一闻内地事变，群起杀长官、拉队伍，打破从前编制，重新以仁、义、礼、智等字相号召，组编成军。
我被推为*藏西**革命军总指挥，开进*藏西**，驱逐钦差统领(皆旗人)。因被乌斯藏江阻隔，苦战三日，无法渡江而退。
时川人“大团结”，我不得已带湘西新兵一连，经青海入甘肃，历时七月，因绝粮迷道，随从是一百一十五人，中途死了一百零八个，生还只剩七人。
我由甘肃回到家中，正值湘西镇守使署成立。镇守使是同乡田凤丹先生，坚约我入幕任参谋长。办了三期军官团，练了一营兵。
又值护法军兴，饷糈中断，湘西镇守使出了四团兵东下到岳阳一带作战，不久战争结束，开回麻阳、芷江、晃县一带剿匪，
我便升任湘西剿匪总指挥。当时长沙为北洋军阀张敬尧所盘踞，不过权力尚不能达到湘西。
不久，云南唐继尧委田镇守使为*国靖**联军总司令，我奉令代理总司令，统辖五团人驻防辰阳、桃源一带。
次年，谭延闿会师湘南，进攻长沙，张敬尧狼狈退走，湘政仍由谭延闿主持，是为谭延阁二次督湘。
那时我的兵力由一团统辖到五团，由风凰一县巡防军，而统辖了乾城、永绥、永顺、古丈四县的巡防军。
谭延闿委我为风、乾、绥、保、永、龙、桑七县巡防军统领，这都是民国六年到十年所经过的事。
那时防地内土匪最盛，就是龙山、永顺、桑植、保靖四县，我便由麻阳开入北河，驻防保靖。
不到一年，湘局起了几次变化，中间以谭赵之争为最烈。赵恒惕逼谭出走，竟取而代之，委我为湘西屯边使。
我因鉴于内战日亟，徒苦吾民，乃决心以保靖息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帜志，专意剿匪，不问外事。
过了半年各县匪患肃清，人获安居。但湖南政府一贯的是把湘西看成化外。因此，民智锢蔽，诸事落后。
我乃锐意兴学，先后不到两年，开办的学校:联合中学四百多人，联合女校六百多人外，保姆养成所以及幼稚园各一班、模范小学六百多人、乡村师范八百多人，茶业棉业讲习所各百余人、乡政讲习所二百多人。
又提倡乡自治，分教育、实业、慈善、团防四项，又办军农、军工各一大队。
一切建设事业在积极推进时，不料川人熊克武在川失败，率部六七万人窜人湘西，进据常德。
不久，忽由慈利回窜大庸，袭击绥保，我军猝不及防，所有防区各县均被其*躏蹂**已遍。
我军极难集中，乃采取游击战术，同川军周旋一个多月。因我方实行清野办法，川军军粮匮乏，加以*攻围**乾城月余，损失更大，乃撤兵退入黔境，防区オ一律收复。
到次年春间，袁祖铭由川退回黔境，全军七万多人，又取道湘西赴鄂，在湘西停顿月余，我军退守龙山永顺一带。
后袁率师到常德徘徊不进，乃经湘军*攻围**，袁死，全军败退回黔。
我防区各县损失亦甚大，尤以保靖一县，经两次破坏，机关、学校焚毁已尽，我乃移住风凰。此民国十五年以前的事。
自民国十六年至ニ十二年，红军进入湘西永、桑边区，同我军几度冲突，终退入洪湖。
最后红军主力由江西撤退入黔，取道湘西，贺龙、萧克两将军率部进据永顺、大庸。
何键开兵五师西上，同我这一师均归陶广指挥，共同防御。在龙山边境一度接触，红军乃转向鄂西开进，绕道桑植、大庸、沅陵入黔。
我在何键统治期间，因不遂他的种种非法诛求，对我的仇视很深。
那次开兵五师西来，名为防共，附带想以最大压力，迫我去职。我灰心时事已久，日夜求去。
因有这个机会，我便一面辞职，一面保我的第二旅旅长顾家齐代理，又去电保顾继任，何键一并照准，并欢迎我到省，保我为省府委员。这是我解除兵柄后的经过。
我到省年，湘政改组，调何键为内政部长，以张治中主湘。我同张治中原不相识，不知怎样的竟一见如故。
那时湘西龙云飞于何键离湘时，便高标讨何旗帜，聚众数千，占据乾城，旁及风、麻各县。
而北河永、保各地也乘时而起，攻破界地，已达十七县之宽。
张治中到湘之初，要我回湘西，我坚持不就，乃派其保安司令徐权到沅陵成立绥署，剿抚兼施，经四个月之久，匪患愈深，就是沅陵对河也有股匪盘踞，向城*射内**击。
徐权知不可为，仓皇回省。张治中竟电请伪中央于沅陵设行署，要我主持行署。
我坚持至再至三，都不许。乃赴沅任职，费了一个半月的剿抚力量，才把各县匪患肃清。
那时抗日军兴，需要兵源甚急，令我编两个师开赴前方。我正想把这些队伍编好开出，才好整理内部，张治中也很同情。
又费了两个多月力，编成两个师，一律调赴湘潭一带驻防。至下年，长沙发生空前大火，伪中央调张治中回渝，以薛岳继任。
我亦知薛岳轻薄浮躁，性情暴戾，一再辞职不许，乃同张治中相约赴渝，辞去本兼各职。
我从此看到国事前途已成绝望，便请假离渝，寄居南川。因我外家是南川的，所以到南川一住就是六年，一切外事不问，专办手纺工业。
自己又创造了很多机械。后因日寇有进攻重庆之势，南川首当其神，便移住贵州印江，又住了两年。
抗战胜利，日寇投降，薛岳离开湖南，所以我才转回凤凰老家。这是民国三十四年前的事。
我回到家乡后，每年收入的租谷有一百五十担干谷(这是经过风凰县人民政府多次调查评议过的)，
一家十七口，加上亲族故旧多年住在我家的还有七口人，所以每年收人租谷，还不敷半年的用度。
从前虽有七千多元的蓄积(省委的俸)，因住南川、印江八年之久，早已用光，回家路费还是向朋友借的。
所以一回到家，不上两个月，生活即起恐慌。不得已卖了长沙地皮两块，沅陵浦市房屋两栋，得款二千多元，
便拿了一部分同商人集股经营商务，一部分自己弹花、卖棉、制毛编衣，又租附城地皮一大块种植棉花、麦、豆、包谷等作物。一家从事劳动，以维持生活
回家三年，尚可勉强支持。到了三十八年，湘西三・二事变突然发生，初起于麻阳，而沅陵继之，一时各县土匪皆起，乘机作乱
尤以辰溪巨匪张玉琳抢到辰溪兵工厂，得枪数千支。张匪本来五代人都是为匪的，他的父兄在我剿匪时候，都是被我杀了的。所以得势后，日夜想报复我。
我们凤凰是同麻阳连界的，麻阳事变起，风凰就有些摇动了。
所以凤凰县县长同地方各界，一致请我出来组织治安委员会，电报省政府已得批准，我才勉强出来担任，地方也渐渐安定了。
后因沅陵方面军事紧张，程潜主席派人到凤凰，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沅陵行署。
我两次坚辞，均不许可，我才移住乾城。但行署成立四个月，只是一个名义，并未正式委用科长员等。
白匪崇禧、宋匪希濂一再想我替他编些*队军**，但我始终只把每个县编两三个自卫队，并未委用旅团营连长等名义。
在我就职的主要意义，也不过想借这个名义作掩护，使张匪玉琳不敢公然来报复我。
到下半年，常德解放，大军分道经湘西向黔推进，我也把行署结束。
因为那时候白匪崇禧、宋匪希濂都有人到湘西，尤以贵州伪主席谷正伦是蒋匪嫡系的帮凶，开兵数团进驻风凰雅拉营同大兴场，对我的威胁更大。又派有人住在行署内，随时通电。
所以我结束行署时，在两天前便避到风凰苗区老洞一带去了，然后才宣布行署结束。
当时二野要由凤凰入黔，派王尚质等来同我取联系，我便把凤、乾两县的农、工、商、教育、各机关重新政组，另选一般开明人士来负责，准备和平解放。
又因大军过境所走的路线都要经过苗区，非把情况及时通过苗族，以后关于支前粮秣柴草即无法供给。
我就亲自往豹子洞龙辑五家，召集苗族士绅龙瑞祥、吴正林等十余人，把大军过境必须支前的情形，同种种厉害关系，详加宣导。
幸而大家都踊跃应命，所以大军几万人通过苗区，粮秣柴草，不感缺乏。后来，大军开过，各处剩余粮食尚有百余担。
至凤凰人民，经我两次派人回县，详细开导后，大家都很安心，所以大军开入县城时，人民夹道欢呼，大军也惊为见所未见的盛况。
不久，沅陵解放，联络部部长顾凌申派人到苗乡同我接治，想约一个地点同我会面，我便慷慨地约他到乾城。
我便由苗乡回到凤凰，料理几天，赶到乾城。第二天顾部长也到了，彼此见面，谈话很圆满。
他便约我一同下沅陵，我因为还有些经手的地方款、飞机款同盐款，必须赶办结束，并有剩余的现款，必须随身解到沅陵交割清楚，约以十二天即动身下沅。
约定后，次日顾回沅，我回凤凰，不分昼夜赶办结束，整整办了十天才办完结，两天后，即携带眷口六人下沅。
到地承顾部长同周政委、曹军长盛情招待，驻于联络部内，房舍的整洁，饮馔的丰盛，使我惭愧无地。
我住联络部时，同军区各*长首**随时接触，谈话很多。那时候湘西的土匪已遍于各县，大大小小不下十余万人。
大股的是宋匪希濂，在湘西所编的四个师，自常德解放，都纷纷逃回本县;
小股匪是各县原有的队伍，三五十人或二三百人，一股的更不可数计了。
自从四十七军开到沅陵，声势浩大，各股匪都很惊恐，稍稍好些的队伍，本愿意投诚，就恐怕投诚后性命不能保全。
有些狡黠一点的，多年以拖队为生，很轻视解放军，又看到四十七军到沅陵不久，大部分又向川东开去(其实是入川解放重庆的)，
以为解放军还是从前剿匪*队军**一样，驻不久又要开动的，便拼死抗拒。
军区*长首**以我在湘西日久有些声望，要我多方开导他们，把*器武**放下，政府决能优待他们。
我于是直接间接去信劝告，他们因为接到我的信，又晓得我已经到了沅陵，便继续争取了不少人把*器武**放下，自动到沅陵学习;
有些倔强不服的，我又向*长首**说明这些人不限定要争取，因为我们的解放军力量很大，剿匪又很英勇，可不必采用从前剿抚兼施办法。
后来，四十七军由重庆解放后很迅速地开回湘西，便展开剿匪工作。
一天天的捷报传来，我对于剿匪确有信心了。不久沅陵行署传来省府电，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我被委为人民政府委员，闻命惶悚，真是无地自容。
旋省府召开首届人民政府会议，奉召到省参加会毕返沅。到了下年，又到省参加人民代表会议。
那时正是朝鲜战事发生，政府对于市区内的收音机还未取缔。所以各处都在收台湾、美国反宣传的播音，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那时湘西剿匪已进入普遍清剿阶段，解放军已尽了最大努力，并且有相当的牺牲，才使湘西全局渐次肃清，把首恶都*压镇**了。
从此，匪的枪械已缴尽了，乡人民政权已建立了，民兵也组织起来了，我相信湘西匪患尽绝，地方可以长治久安了。
上面所述，是我从二十岁到现在七十二岁，中间五十几年的经历。
因年代久远，多少事都不能记忆，尤以年月的错误更多，我把五十多年的经历综合起来说，得到三个结论，特分别列举于后
一、对*党**的认识。我是五十多年服务军政界，从未参加任何*党**派的人。
只是早年读书很醉心于“礼运大同”，希望这种政治能够实现，人民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不料遍读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详究暴君污吏，苛政如虎，几于千古一辙。
尤其社会上一般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虐贫，以贵役贱，层层的压迫，层层的剥削，老百姓们日夜宛转*吟呻**于苛政下，哪里还谈得到大同之治和人民幸福呢!
经书是读遍了，又涉猎了不少子书，依然是找不到一点头脑，才知道“礼运大同”是一回事，历史演变又是一回事，理论与实际相隔悬远。
所谓大同之治，绝对不能实现的。
到民国十年心以后，共产主义渐渐萌芽，我僻处湘西，因区域所限，同各方面很少接触，就是民国十五、六年，湖南农运组织也只是在中南路一些县份，我湘西南未发动。
自马日事变后，*动反**政府对于*产党共**方面情形，如同筑了一条铜壁铁墙，一点风都不通。
我远在湘西，据一般的的传言，说“如何*动暴**，如何糟得很”，所以我对于*产党共**总是怀疑的。
民国二十五年，我到长沙任省委，接旧日同事贺龙将军由延安给我一封信，对于共产主义写得极详尽，反复读了几遍，我对共产主义的内容才稍稍有了了解。
到前年湘西解放，我来到沅陵，会着军区各*长首**，都是*产党共**的老*党**员。
我看到他们生活极严肃，又极有规律，对人和蔼可亲，语无遁词。我更很惊诧的就是炊事员、警卫员，也无一个不是这样的。
我又得到不少马列主义的一类书籍来看，深加体会，才了解共产主义是以无产阶级*政专**的，
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此外，不容许社会上再有其他的官僚资本、地主豪富阶级存在，
必须把这些阶级都彻底*倒打**，然后人民才能脱离被压迫剥削的羁绊，才能得到自由幸福。
但这些阶级在社会上已有根深蒂固的基础，要想把他*倒打**就不能不采取革命手段，如*动暴**、斗争等都是必然的。
从此，才知道“礼运大同”之治所以不能实现，也就是人民在层层压迫剥削之下，不能解放的原因。这就是我个人对*党**的认识，
二、对于政治上的兴奋，我在*动反**政府任省委十年，每次审査预算，我都在场。
去年，省人民政府首届省务会议的预算，同今年程主席到京开会传达会议情形与中央的预算，简直截然不同。
单就行政费同事业费来说，*动反**政府行政费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事业费不过百分之五。
而人民政府事业费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行政费不过百分之五。
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人民政府，确是为人民服务，是做事不是做官的。*动反**政府是只做官不做事的。
从前*动反**政府同人民是痛痒不相关的，只有要出钱才找老百姓，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一概不管。
现在人民政府对于老百姓，任何一件极细微的事都十分重视。如保秧、抗旱、防洪、捕虫等等，
在*动反**政府时，从来是不措意的。任你灾情如何惨重，有时偶然施些小恩小惠，赈济一下就算是仁政了。
我又从唐书虞书上，看到那时候的政治很民主的，所说“引养引恬”的话，
就是引导人民努力生产自足自给;引导人民锄奸除暴，得到安居，决不是专靠政府来做的，这是一点。
我看只有我们人民政府，真正做到了“引养引恬”的地步了，凡遇一项事件将要发生时候，政府便细密地作出计划，发出号召，大量发动群众，大家如响斯应地一致努力去做。
虞书所说“惟动不应蹊志”，真只有我们人民政府做得到。
从前老百姓吃饭是靠天讨吃的，一定要风调雨顺才能吃饱仮。现在老百姓是人定胜天的，只要自己力量尽到，便可战胜一切灾荒，就有饭吃了。
还有许多事，人们看不到，政府都做得到的。
如去年夏荒，一般人都看到是不能免的，但政府能事先预防，把夏荒平安度过。
今年春荒也是如此，今年夏荒因雨水太多，大家认为万不可免，政府也大声疾呼，作出种种有效的计划，现在荒月又是平安度过了。不仅灾荒不起，而且今秋还可得到丰收。
又如去年近冬时，市面上都看到年底物价一定要高涨，但政府冻结资金的令一出，物价便能稳定，毫不波动。
政府这一类的事太多，写不胜写，总之，无一件事不使我感到兴奋。
至于清剿土匪的事，大股肃清后，残余的匪也是大量发动群众，结合群众，上山去搜捕，无论他藏匿甚么深山穷谷，都能搜出来。
我们湘西的匪患百年未靖的，这年来，已基本肃清，匪根拔尽，连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再来政府有些办法实是我梦想不到的，对人方面:用批评同自我批评，这种*器武**，使每个人都能够坦白无私，实心任事，并且使人们的思想行动，天天都在进步。
对事一方面:用民主集中、集中民主的方法，使任何事件都能公开地自动的来做，再没做不好的。
对社会一方面:则提倡劳动生产，节约致富，使家中每个人都要从事劳动，自立谋生，不要依靠家产，安坐而食，
又使大家的生活群众化，把从前装门面、撑虚架子的一切无谓浪费都去尽了。
那么，人们除了生活以外有钱也无用处，更不需贪污发财，这样一来，便把几千年社会制度完全改革过了。
对国家一方面:则积累资金，大量建设，现在合作社同地方工业，城乡物资交流，都已发展起来了。
并且金融管理制度也建立了，主要的经济政策，就是集全国不急用之私蓄，成大量有用资金，把国家一切大规模的建设，都能顺利展开，这种办法真使我感到十二万分的兴奋。
三、对于自我检讨。我在湘西负责几十年，有誉我的，有毁我的，有毁誉参半的。
其实，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不但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就我自己从前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可以坦白地自我批评一下，我在地方负责几十年，只算造了不少罪恶，哪里说得上好处来，这些罪恶也不是我有意造成的。
拿马列主义讲，因为我那时观点同立场都闹不清，所以不知不觉流入罪恶一途。
因为观点的错误，找不着群众路线，所以一切行为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再来，我的立场固然以保靖息民为本，极爱护穷人的，然一方面也还与官僚资本、地主豪富阶级的人有关系，
等于脚踏两只船，源不清流必浊，这也是造成罪恶之一大原因。
且同贺龙和萧克两将军，曾在永、桑地方发生几度冲突，这些举动，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帮凶，更不成人了，到现在我的追悔是来不及了。
去年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贺、萧两将军还先来看我，谈笑如常，我更惭愧无地。
政府对我本宽大之怀，不昝既往，还复优加擢用，更使我不知怎样才能图报。
我想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虽想尽力协助政府为人民服务，但年事已衰，学习不够，实在力不从心，
好在有儿女七个，三个在参加学习，四个在机关服务，我只好切嘱诸儿女，自今以后须努力工作，赎我罪过，报答人民。
陈渠珍
1951年7月24日写于长沙
陈元吉：
李子园别墅里亦是如此布置，先父给我们兄弟姐妹取名也全出自《庄子》。如，同初，即“性修及德，徳至乃同于初”;
太冲、和生，寓意“冲气以为和”的意思。其对老庄哲学思想之推崇，可算是至诚且深了。
先父一生戎马倥偬，却仍著述不断，除了一些序、跋、讲话、诔文外，还写了三本专著，即《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和《湘局二十五年之一瞥》。
前者，系追述他清末远征*藏西**，后经康藏青高原返回的曲折艰苦，及与藏女西原的一段奇特而感人的爱情故事。
后者，惜已散失。
先父写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写追忆文章能忠于史实，不自我吹嘘
他曾说:“我宁以诚而失败，不以伪而成功。”这也可以反映先父刚正不阿的个性。
先父毕生不倦追求的有两个宿愿:一是保境息民，建设湘西，二是“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见《日记》)。
先父的遗著和有关资料，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革文**”运动中，被视为*动反**言论，尤恐销毁不及，殃及家人，因此散失严重。
如《寥天一庐日记》，原有三十多册，我大哥、二哥冒着生命危险，只保留了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