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完事后，塔尼亚开亮床边的灯，迅速穿衣，轻轻地吻了非利浦的前额。“我设法明晚和你相会，”她告诉他。“你是一个出色的情人。晚安。”
拉托再也没见到这个女人。次日下午，经理要求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发现两个穿便衣的克格勃人员。有一个自我介绍是上校，拿出一个信封，并邀请拉托检看其内容。
十二张8x10的光亮照片出现在办公桌上。拉托昨夜发生奸情时的各种姿式，无情而又详尽地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怖而难以相信。他一直深信在技术上是无法拍摄任何照片的。然而这一信念的可怕反证就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
原来菲利浦和塔尼亚的照片是用装在旅馆房间里的固定摄影装置拍摄的。所谓“预定错误”的原因，就是要肯定这个法国人被引导到装有*听窃**器的房间。照片并非由普通的摄影机拍摄的，而由装在近床边的墙内的微型电视摄影机拍摄。镜头是通过一英寸直径的洞口摄影。当洞口不使用时，就以墙粉灰泥模子隐蔽。当需要摄影时，模子会自动打开。代替普通镜头的是，摄影机装有光度加强装置，其能力能使现有光度增加十五万倍。月光，甚至温和的星光，就可提供足够的照明以获得高质量的照片。窗帘拉上后，通过通风的格栅进入房间的光证明够用。电视影像被传送到底楼的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个克格勃特务可以监视几个类似的装有*听窃**器的房间。特务通过一个光学装置注视着菲利浦和塔尼亚的奸情，并使他能观察电视监视机，同时用装有微粒显影胶卷的普通摄影机从电视拍摄快照。如果拍摄的照片质量不好，塔尼亚无疑将再次赴约，以便给摄影机另一次机会。根据上述情况，她在这次设置圈套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诱饵已被吞食，现在克格勃官员来向菲利浦·拉托提出账单：关于空对空火箭的自动跟踪弹头的资料。由于他们以讹诈来威胁，拉托拒绝提供。他从旅馆被押送飞往莫斯科。他的抗议，如同他要求会见法国大使一样，未被理睬。
上校告诉他，他诱奸的女人是苏联高级军官的妻子，拉托显然是作为间谍被派来向她榨取情报。如果他们决定控告拉托，上校可以保证他有罪并被判徒刑许多年。
在卢比扬卡监狱隔离三天后，菲利浦·拉托的神经受不住了。他同意向他的审讯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资料。虽然资料是保密的，但他认为它们还没有机密到足以严重损害他的国家利益的程度；此外，从对方向他提问时所流露出的片言只语中，他相当肯定，俄国人已经知道关于反干扰系统的最重要的事实了，他这样来说服自己。
后来，他告诉法国反谍报官员：“这些人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情报是很具体明了的，显然他们在这项研究中具有极好的识别能力。”
他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得到的报酬是那些使他倒霉的底片和像片。他所不知道的是，俄国人也把电视照片作了录像，因此，他们可随意借此再度讹诈。而现在他们无需再利用性谍报了。拉托，由于泄露秘密资料，已构成叛国罪，为此他可能被法国政府囚禁。克格勃有他口头承认的磁带录音，他按他们要求进行制图时的照片，以及他手写的关于电子线路的说明--绰绰有余的证据可使法国法院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背叛。这就是克格勃用来胁迫拉托成为一个定期输送情报的间谍时所施用的压力。
拉托最后同意成为一个间谍，并被送到莫斯科的舍列米季沃机场，乘一架苏联民航班机离开了这个国家。他回到西方就勇敢地直接去见他的雇主，并告诉他，他在苏联期间成为讹诈的对象。离开卢比扬卡监狱的威胁力量后，他能看到，沿着背叛道路再走下去将是多么危险。最后他受到法国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的反谍报官员的审问。起初他试图缩小他泄密的范围，但最后他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当局是同情他的，他们恐怕比其它国家的保安官员更能理解这方面的人类弱点。他们同意不将此事告诉他的妻子，而仅说他曾受到威胁和恫吓，并被单独禁闭在卢比扬卡监狱。但有好几年，公司取消了拉托所有的机密工作，禁止他接近保密资料——这些禁令损害了他灿烂的前途和专业工作。不过在一九七二年澄清了对他的怀疑，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工作。
用于拉托的性谍报圈套是经过仔细设计的，涉及很多特务和一个受过训练的燕子以及高度复杂精致的监视设备。克格勃的圈套并非都如此精妙。有时候，采用原始的方法代替暗藏摄影机，派两个克格勃官员用肩膀撞开上锁的卧室，猛闯进去。这时，也许摄影，也许不摄影。有时候官员装扮为一个凶暴的丈夫和他的“好朋友”来揭露一个妻子的不忠实。在其它时候，他们会假装成普通的警官来调查所谓强奸。
这个案例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季期间，一个三十一岁的美国工程师访问莫斯科时所发生的。克格勃已相当了解此人参与了为美国空军进行的重要的绝密研究工作。当他在卡尔科夫街上的一家饭店吃饭时，遇到一个有魅力的俄国女人。他们在吃饭时混熟了，后来她提议陪他参观本市的几处景色。她带他走进公园的一条蜿蜒小路坐在一张隐蔽的露天椅子上，于是他们开始接吻。她回报了一会儿他的热情拥抱，然后，她突然开始尖叫起来。出现在近处的闪光机在黑暗中闪亮，从周围的灌木丛中跳出十个人。他们中间的一个自称是少校苏保罗夫的人告诉这个美国人，除非他合作，否则要控告他企图强奸。
象拉托一样，他们用飞机把他送到莫斯科囚禁。经过不能与西方官员接触和严厉审讯的几天后，他同意了合作。他向克格勃专家们提供了他的工作的具体内容。他还同意为俄国充当间谍，然后他被通知于十二月飞往墨西哥城去会见一个克格勃间谍。回到美国后，这个美国人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当局。结果是失去了他的安全审查合格证明和他的职业。
这样的故事虽然可能多次重复，但仍仅为性谍报冰山的尖顶而已。只有在受害者忏悔或被捕后，西方情报机关才能知道这样的圈套。往往在他们替以莫斯科为基地的老板掠取秘密情报几年之后，这种人才遭逮捕。反谍报机关往往很难侦查出那种没有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动机而去出卖情报的叛国行为。即使有这样的迹象时，也只能证明西方保安机关惊人的马虎。低级官员生活优裕得超过他们的薪金，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早期效忠于*产党共**的事实仅属纪录而已，他们仍能在敏感地区工作多年，而不受到怀疑。许多案例表明，一个国民的叛变，只有在他本国的谍报机关策反一名*产党共**官员，或一名华沙条约高级情报官员自愿叛逃时，他的活动才被发现。一个受害者有勇气进行反击，或者一个克格勃性谍报行动失败，这都是非常偶然的。这种情况在六十年代早期也确实发生过，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就惊人地战胜了这个系统。这是在西方情报界至今仍能让人高兴的一个故事。
由于有一个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的国际名声，总统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似乎成为性圈套的明显目标。几个漂亮的女人被介绍给他，而她们最后总是到他的卧室，由隐藏在那里的摄影机拍摄全部过程。在他的访问接近结束时，总统被陪同到克格勃总部，把影片放映给他看，作为讹诈的序曲。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苏加诺博士高兴地微笑着。当放映结束灯亮时，他询问吃惊的克格勃官员，是否有可能搞几部所摄电影的拷贝，以便他随身带回国内公演。据报道他曾说：“我的人民将为我而感到骄傲！”
但是，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一个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的性谍报阴谋的结局就没有这样庆幸。克格勃在一九六三年*诱色**他们的受害者入圈套，一年后他为他的私通付出代价：他被迫向苏加诺总统送去一系列假文件。这个由苏联设计但通过捷克情报机构进行的活动，是一个标准的假情报运动，目的在于促使印度尼西亚公众舆论反对美国。
在这种被苏加诺深信不疑地接受了的来自他的外交官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关于各种各样所谓中央情报局反对他的国家的阴谋，其中包括一个英美联合从马来西亚入侵的详细报告。总统的反应是发表一系列强烈反对西方的演讲，然后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雅加达的美国财产。但运动对*产党共**人产生相反的结果，他们的地方*党**员象其他人一样，在假情报活动的错误引导下，企图搞一个*变政**。当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他日**们根据计划谋杀六个将军以夺取政权时，他们期望公众舆论支持他们。这个预期的普遍起义从未实现，而*队军**对*产党共**人采取了恐怖的报复。在随之而来的血洗中，估计有五万人被处决。
一九四五年后，特别在德国，虽然苏联利用性谍报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只是在过去十年里才真正认识到这种圈套所造成的威胁。甚至今天，当个别人鼓起勇气去承认他们被克格勃性圈套诱入陷阱，或者当这一圈套暴露时，他们的反应却直接有利于苏联。这些人时常因耻辱或解雇而受害，其更多的原因往往是与过时的道德观念有关，而不是什么危害国家。这种态度受到克格勃的欢迎，因为这样使受害者不太可能自愿忏悔，情愿选择初步而又容易的合作，却不愿面临立即的公布于众和造成丑闻。
英国政府第一次认真对待性谍报威胁的迹象是在一九*四六**年。这时英国保安机关震惊地发现了一个苏联谍报网针对波特兰的海军水下*器武**机构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对海军部职员威廉·约翰·瓦塞尔以同性恋爱所进行的讹诈。为了对这件事作出反应,英国反谍报组织,当时被称为M1-5(现在的保安局),编写了一本名为<他们的行业是奸诈》的小册子。这本书对因工作需要须去铁幕后面旅行的商人、科学家和其他人有很大的价值。可是,主要由于怕俄国人不高兴,发行范围仅局限于政府部门。五年后,英国贸昜部编写一本共六页的小册子,告诫拟去访问苏联的商人关于性讹诈的危险。他们简单地提到象红外线照像和电话*听窃**器这样的技术。对那些接近机密情况的美国人,在他们去任何*产党共**国家旅行前,也给予类似的告诫。俄国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反应,不是不理睬就是嘲笑他们所捏造的危险。为讽刺贸易部的小册子,著名的苏联讽刺杂志<鳄鱼》建议,为他们的性感而忧虑的来访商人,可以试穿羊毛*裤内**来使女士们灰心。“一个穿着羊毛*裤内**的男人是否看来很性感?”《鳄鱼》杂志的作者问道。他们另外一个建议是来访者穿苏格兰短裙,“这将会使你失去女*伴侣性**。但开始蓄留小胡子或胡须以避开莫斯科男性可能是聪明的。”作者最后一个建议，《鳄鱼》杂志告诉读者,外国人可以一直在柩车上的棺材中旅行莫斯科。“棺材会被抬到冾谈贸易的地方,只把棺材盖打开一下,只要够来访者签一个赚钱的合同就行！”除了这些胡扯外，这份杂志总结说，最恰当的办法是让这些商人集中精力于他们的买卖，不要参与任何可疑的事情。一个西方来访者曾经控告说有一次他回到旅馆，发现一个裸体女郎睡在他的床上。对此，《鳄鱼》杂志评论说，“他忘记补充一句，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他不仅可能看到一个裸体女人，而且还看到了一只紫色的长颈鹿！”
但对克格勃说来，性谍报既不是幽默也不是嘲笑的题材。这是一种重要和复杂的策反手段，它占用几千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床上伴侣和监视专家的时间。他们在莫斯科保留着能搞圈套活动的特殊公寓，在苏联各地主要旅馆里有装着摄影和电子设备的卧室，以及开办特殊的性学校，训练男、女床上伴侣。克格勃显然在性谍报工作上投下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它收到效果吗？
总的说来，这种手段已使克格勃实现了许多起重要的谍报袭击。事实证明，这种袭击用别的办法是搞不成的。它能使他们的间谍窃取种类繁多的军事和工业机密，渗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事先获得针对他们在欧洲的特务的反谍报活动的警报。
对于性谍报的危险，西方政府一方面似乎缓慢地认识到了并已有所反应；反过来，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同样地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为什么如此，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最简单的，而且无疑是最容易使人同意的答复是：西方保安机构更讲道德-他们认为这种战术是有损于他们的身份。在水门事件以及关于英国特务在北爱尔兰的活动情况被泄露之后，这种看法与其说是天真，不如说是虚伪的。为什么西方只把脚趾浸在这潭黑水中，而苏联却在那里打滚几十年呢？
这里涉及两个主要原因，它们都是特务机关在其中活动的这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的产物。
我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倾向于搞性谍报，是因为他们目前的文化是限制性的。他们的许多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公开的*行为性**看成是邪恶的，把任何形式的职业*女妓**和色情画都看成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丑恶果实。在意识上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性谍报是对西方人特别有效的*器武**，并且也导致他们把其本身受到抑制的性欲不知不觉地加到了自己敌人的身上。此外，性谍报能使他们沉迷于替别人安排色情冒险，为私通拉皮条，以及在执行任务中观看*交性**的照片。这样他们能间接地欣赏淫画而又不感内疚。在这一点上同那些审查官员研究色情影片时的情况很相似。
西方谍报机关对这种手段估价比较客观，认为它具有潜在的效力，但也警惕地认识到它又是一种双刃*器武**。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重要的性谍报行动被发现，可能引起新闻界的兴趣和政治上的激怒。所以这种行动进行得十分谨慎。他们使用防御性的性谍报，在需要保护一个来访的政府官员或大使免受讹诈危险的情况下，经常为来访的要人和其他人提供女人。他们非常有节制地以及只有在最大程度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使用进攻性的性谍报，作为控制讹诈的工具。这意味着在军事或警察控制良好的地区进行，这些地区还必须能做到使新闻和类似公共调查机构和舆论保持沉默-例如，英国人在贝尔法斯特使用进攻性的性谍报的情况就是如此，关于这件事，我将在第九章中阐述。
有些证据说明,在尼克松时代,中央情报局曾有限度地使用过进攻性的性谍报。例如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华盛顿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报道,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各地豪华的公寓里设立了一系列“情巢”。据说一个这样的圈套建立在格林威治村的高层楼里,在一张航船画的后面隐蔽着一架摄影机。据说那些正在和由谍报机关提供的*招应**女郎胡闹的外交官被摄了影并受到了讹诈。报刊上披露的另一件事是同一个妖娆的古巴姑娘玛丽亚·劳伦兹有关的,当时曾利用她进行过一次性谍报阴谋,从卡斯特罗那里窃取密件。据说她曾扮演过一个玛塔·海丽的角色去和卡斯特罗睡觉,有机会就替谍报机关盗窃秘密。
不管这些故事中有多少是真的,比较可能的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这些公寓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性谍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相信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把这种手段当作间谍和策反的主要工具来使用。正是出于这个理由而并非出于反苏偏见,本书大部分是阐述克格勃在其他*产党共**特务组织的合作下所设置广泛的和精心策划的性谍报圈套。这些活动是在封闭的社会里进行的,那里的宣传报道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有记者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一在这样的社会里,明哲保身完全是生活的本能和极为普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