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丹
（一）
男女关系的本质，是性。
“性”，不可言也——大概属于妙不可言的类型吧。性带给人极大的快乐，而且还是属于天生自带“众乐乐”体质的一种快乐，一人不成性，众人（至少二人）乐之方为性。
中国古人讳谈性事，诲淫诲盗，谈性色变。与今日女孩子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大谈大姨妈、大卖乳罩而神情自若者，已大不同。
有人说，孔夫子其实挺开明的，他就说过“食色，性也”，承认对人来说，饭饭与爱爱都是本性、本能，不该羞于承认。
这确实是古代关于性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充满先秦人性的光芒。错了吗？
我告诉大家，真错了。
错在它不是孔子讲的。这句话记在《孟子》一书里，但也不是“亚圣”孟子讲的，而是一个叫告子的先生对孟子讲的。告子是什么人？已难以考证，听他与孟子对话，颇有追问与质疑的意味，大约他不会是孟子的学生。至少他的名言：“食色性也”，不代表儒家的经典思想。
就是孔孟，也只属于原始儒家，后来儒学发达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经典论述一层接一层的覆盖，一个事——比如“男女大防”——儒家怎么看？就不该只问孔子孟子，或董子程子朱子王子，而应该看，当这些大圣大贤的思想强势介入后，在全社会形成什么样的普遍共识。
我今天摊开了讲“男女大防”这件事，讲的就是古人的共识。
（二）
古人认为，男女关系的核心，是防，而且是死守严防。完整的表述是：“男女之大防。”
论起来，古代防得这么严的，不过两件事：一是男女关系，二是夷夏关系。两者都很重要，如果男女大防没守住，那直等于天下陆沉、夏变于夷、中国*国亡**了！
法律设立强奸罪、通奸罪等条款，就是用国家强制力去树立一道“防”的红线。但“男女大防”的政策都是由老夫子和老爷们制定的，他们防范的重点必然在女不在男，但法不能偏心（普遍性的基本特点），单设一个“男法”或“女法”，所以防女，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用伦理道德筑起一道防的堤坝。
好比“七出之条”，大家都知道，它是用来休妻，而不是“休汉子”的。此说见于西汉的《大戴礼记》（一说成书于东汉），编写这本书的“大戴”（戴德）关起门来著述（古人著书，要么关门要么上山，没有开学术会议的），想象的尖刀透穿土壁，锐利而有力！他对“礼”的想象与设定肯定没有经过广泛征求舆论，进行必要的调研，而是凭一己孔见，以及他少得可怜的经验来写。我想，假如这位“道德家”的家庭是幸福的，他落笔时一定较为宽容，假如他的家庭是不幸的，夫妻老吵架，吵得他心烦意乱、厌绝人事，那他落笔一定是凶狠而刻薄的。
一个人，一支笔，竟为万世立法——比如大戴先生就立了个“七出之条”的法。你以为立法者是上帝，岂料他只是一个乡下的腐儒。他写的很认真，后人竟然也都认真起来，奉为金规玉律。
“七出之条”里，就有“淫”。淫的概念在今天都难以界定（比如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既有传播淫秽物品罪，又有传播色情物品罪，罪罚不一，传播者恐怕自己都傻傻分不清），何况古代、古人！当淫的概念不清时，尺度就会变得很大，好比一女子走在街上，朝对面瞟了一眼，刚好那里站了一位帅哥，在女子爱吃醋的丈夫看来，她可能就淫了、贱了、皮紧了、该收拾了！
得防！
男女大防，要在防女，而为女子所防者，是保护所谓的“节操”（贞节、贞操）。
贞节是专属于女性的伦理（我说了，法律不可偏，但伦理道德可以），它要求：在为女孩儿时，当守住处女膜，因为那处易撕裂的洞洞，不属于她本人，而属于一个未来的男人；女子就像一封寄出的信件，“开封”者只能是信封署名的收信人——她的丈夫，他人是断不许代收的！当女子为人妇后，贞节是妇道的核心，“敦伦”的首务。红杏不许出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潘金莲就是开了个窗，就堕落成了千古淫妇。
（“坏男银”翻墙来啦！）
我突发奇想，过去女子裹脚，让她们失去基本的运动能力（跑跳蹦），是否原始的初意，就是为了保卫处女膜不破裂？许多女孩在“需要解释”时，不总说我练体操、我骑自行车、我百米冲刺吗？女性“那里”，是最为讳秘之处——讳秘，恰恰惹人联想，拦都拦不住——故须严加保护，拿出必死的决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啊！”这是圣贤的叮咛，也是社会对一个好女人的期待。
所以女性仪礼规定了，坐立不许分腿，大劈叉？那还了得！男人想象了，你就是在诱引犯罪。在西方，女性骑马，都得侧过身子，头向前，胸朝左，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驾驾驾”。而最厉害的，莫过于把脚裹起来，只能在平地上慢慢挪，这是保护处女膜的最安全方式。
古代对女子的种种“防护”，不是对女性的保护，本质上是将女性器物化，当作男性家长的私有之物。
所以女人防不防，全是男人在操心。
（三）
男人的军功章挂在脖子上，而女人的勋章则镌刻在通衢大道的牌坊上，将有更多的人来瞻仰崇拜。可见，女人防得好，可以上“新闻-联播”的，感动中国的！
一个人这么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的人都这么想，连女子也奉为核心价值观，那就形成了双重的枷锁。
当女性自己防起来时，便是百分比的自虐自害了。
我讲两个例子。
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子落水，别人伸手救她，她不肯接，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她是不许其他男人碰到自己的，最后活活淹死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女子被救上来后，将她被人拉过的那只手砍去。两个版本，你喜欢哪一个？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一个妇人在逃难途中遭遇强盗，一盗摸了她一下，她立刻将被人摸过的那块肉生生咬去，另一盗大惊，又推了她一把，她又将被推处的肉咬去。她的举动倒把强盗吓呆了，不敢再侵犯她，只一刀将她砍死。
这就是女性接受“大防”观念后，对自己的加倍自虐。男人只要求她为自己保护贞节，她连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替男人保护起来。
（看了剧照，网友评论：说好的男女大防呢？如果真尊重历史，历史题材电视剧就没法拍了）
（四）
男女性别不同，两性关系确实需要“防”，而且防的重点，确实应在作为弱势的女性。
但男女之防，不应是为了什么虚空的道德伦理，而是女性自我保护的需要与策略。
儿童少小无猜，男孩女孩裹在一起玩，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培养“防”的意识了。好比女孩子在六岁以后，就不要跟爸爸一起睡了，就是要告诉她：“男女有别”。女孩子特喜欢疯，家长也有适时地提醒：女孩儿不同于男孩，风采宜静、宜雅。
孩子的第一个较为明确的社会身份，是他（她）的性别身份。
可惜我们古人对此毫无意识，大约他们比较含蓄，在性观念问题上较为内敛，不愿说出口，更不愿写出来——羞死人啦！所以古代的启蒙读物里都没这样的内容。《三字经》《千字文》反复地向孩子灌输的，是更高等级的社会价值观及应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却完全忽略了孩子应如何进入并适应TA的第一个身份，任由他们在骤然面对时惊恐不安，甚至发生不该有的错乱。
据说现在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性变态”人数。古代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发生了这样的事，也缺乏正确的认识。比如正史里经常记载的“男变女”（或女变男）。今天“变性人”的人数可能已经超过六位数（我国在1992年实施了第一例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但变性人是不会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的总史的（正史都是总史），也许会写入“新中国医疗卫生史”这样的专门史。这是因为对这些事情有了正确的认识，知道该把它放到哪里记。古人不知道，所以大张其事地将“变性”写入正史。变性往往被记入《五行志》，以为它属于一种灾异，是上天通过这种“变态”之事，对人世进行警告——整个是乱讲，偏得太离谱了。
如果古代的老奶奶知道给男孩子穿花裙子不好，也许性别错位的人会少很多。
所以古代的“男女大防”，并不基于男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理条件与其不同的社会身份，仅仅从维持女性作为男性或家庭、家族附属物的稳定性着眼，它打着伦理的旗号，却形成了一种残酷的强制性*力暴**。因此我说，男女大防的本质，就是古代世界的维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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