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春夏秋冬匆匆而过，转眼之间又进入冬天。说起冬天，现在的冬天和过去的冬天说相同也不同。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宁夏的冬天虽然都是一个“冷”字，但是冷的程度已然不同。可能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吧，现在的冬天真的不像过去那么冷了。加上物质条件、生活水平的变化，对“冷”的感受同样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家里进门暖气融融，出门棉衣锦绣，哪里感觉到冷？不仅如此，人们冬天的着装，再不像过去那样男女黑灰一色，皮帽棉衣裹身，不冷就行。现在不但需要保暖，而且追求时尚、漂亮。如今冬天的大街上，青年男女们，甚至老年人、孩子们也是锦衣秀袄，华裾鹤氅，和多姿多彩的夏装都堪有一比。
1973年初，我从部队复原到兰州铁路局石嘴山机务段，从事机车司炉工作。按照铁路术语说法，无论火车司机、副司机还是司炉，统称机车乘务员。我们段担当从石嘴，山至中卫计264公里的客、货列车牵引任务。机车运行中，司机负责全程驾驶，副司机、司炉分别、分区段燃烧机车锅炉，保证机车运行的水汽供应。日常的机车整备，即维修、保养自然是份内的事。一般的分工是出乘前司机负责全面捡查机车设备，副司机负责更换机车走行部车轮轴盒，司炉负责大轮给油。
记得七、八十年代的冬天，到处冰天雪地，那个冷啊，用呵气成霜，寒风刺骨形容，真是恰如其分。我的记忆里，差不多几天一场雪，大地、山峦、屋顶一片白色，石嘴山火车站始终包裹在冰雪中。冰冷、僵硬是这里的主基调。*夜初**的石嘴山车站，昏黄的路灯下，大地泛着白光，夜晚也不那么黒了。脚下的雪结成硬壳，一踩一塌，留下一行浅浅的印。整个站区好像笼罩在烟雾当中。稍远一些的候车室、公安派出所的二层小楼，路西边的商店、邮局，眼前一簇一簇的自建房，再从一院到八院一片混沌，朦朦胧胧。附近住家窗户的灯光辉映着炊烟袅袅。院落旁不长的马路上，偶尔才能看见几个稀稀拉拉的人。只有站前广场接、送旅客的公交车，以及火车站里进出的列车、来回穿梭的调车机，似乎冲破了满天的寒气，才使得这个冰冷、萧瑟的世界有了些许生机。
记得当年干机车乘务员的时候，最发愁的莫过于寒冷的冬天凌晨叫班出勤。打开宿舍的门，凛冽的寒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眼睛都睁不开。机车整备线上，车上的发电机“嘶、嘶”做响，车身的灯光照亮了机车的各个部位，照亮了地沟、周围。眼看着雪花随风扑在脸上，灌到脖子里，冰凉冰凉的。我们三个人顶着严寒，各自忙碌着做机车整备。在给机车大轮给油的时候，戴着线手套的手，勉强拧开一个油堵加满油，已经冻得麻木不听使唤，我和副司机不时地爬上机车烤烤火，暖和一点再下来接着干。六个大轮就得上下六次。那个时候我总是企盼着不要赶上凌晨的班次，能在寒风刺骨的夜晚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里睡一觉，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后来当了干部，再不用值夜班了，反而增添了许多毛病，什么怕吵啦，睡不着觉啦，冷啦，热啦都受影响。当工人时哪有这样的事？空闲之余有个地方随便一靠，就能迷糊一觉。隆隆的火车从身旁驶过也不觉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贱皮子”吧。
在寒冷中工作总有不舒服的地方。机车整备完成了，我们赶快趴上机车驾驶室，身上暖和起来。真是庆幸过了“挨冻”这一关。雪花飘飘，寒风料峭，大地一片漆黑，东方尚未破晓。“呜”的一声汽笛长鸣，司机驾驶着列车驶上铁道线。我和副司机一个瞭望，一个烧火。把煤水柜里的煤一锹一锹扔进锅炉，保证水汽沸腾。外面的天气再冷，守着诺大的锅炉，怎么着也冻不着我们了。而运行中的火车司机就不一样了。蒸汽机车驾驶室左右两侧的门窗本来就密封不严，透过车窗缝隙的寒风让人有些发颤。司机这边的窗户基本没有关闭的时候。前方的瞭望玻璃经常被水汽模糊，看不清楚。为了看清路面、保证安全，司机都是右手紧握汽门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室外刺骨的冰冷加上列车运行速度，溯风裹着雪片，就像一把把刀子直刺脸面，真是怎一个“冷”字了得。火车风驰电掣，大灯刺破夜空，前方近白米的铁轨笔直铮亮。路旁的树木、模糊的村庄忽悠而过。每到一个车站，三个乘务员都要查看、确认沿途车站给出的行车信号，手比眼看，呼唤应答。无论是侧线停车，或者正线通过，司机都要按规定用手比划，喊一声：正线通过！其他两人同样手比眼看，应一声：信号好唻！驾驶室里煤灰飞扬，三名乘务员自然免不了一脸灰尘。高速运行的机车，遇到外面大风尘土扑面，加上驾驶室里的煤灰，司机比烧火的副司机、司炉更是灰头土脸。还没到终点站，就早早的变成了“李逵”，甚是滑稽可笑。其实我们三个人都应了那句调侃的话：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蒸汽机车的乘务员，又有哪个不是这样呢！记得我当学徒第一次上500号机车，司机师傅范福安、副司机蒋树森、司炉岳德华。当时范师傅头戴一顶浅黄色皮帽，两侧帽耳朵一边朝上卷一边朝下沓拉。列车到达一个站前时，他扭脸看了我们一眼，右手伸出大拇指，尖着嗓子、拉长声调喊了一声：正线好嘞！我们三个也比划着应答：正线好嘞！我当时看着范师傅黑花的脸，眯缝着眼睛，风吹得忽悠忽悠的帽耳朵，举着一只手，悠悠的、尖尖的一声“信号好嘞”！忍不住乐了。我悄悄地对岳德华说：“你看范师傅像不像《林海雪原》电影里的小炉匠？岳德华听了哈哈大笑说：他的外号就叫“小炉匠”！这可真是所见略同。由此说来，无论谁的外号都有些说道，不是那么随便叫的。
机务段的单身宿舍在铁路西侧七号院，一排一排的平房，每间房子住两、三个人。单位除了提供房屋和床板外，其它什么都没有。更别说开水、暖气了。冬天的单身宿舍有炉无煤，冷的像冰窖。正是因为冷的原因吧，凡是家住银川的机车乘务员，回到石嘴山一退乘立刻回家了。赶上客车最好，赶不上客车坐守车，即使半夜到达也要往银川跑。1974年的9.12红果子车站撞车，十来个人死亡的特大事故发生时，后面守车里就有好几个机车乘务员。幸亏相撞前涉事机车发现情况不对紧急制动，致使列车断钩，前面的列车撞了上去，后面的守车停了下来，这些人才侥幸逃过一劫。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有时候机车交路排得紧，回家时间不赶趟，也只能在宿舍凑合。面对空空如也的煤炉，为之奈何？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不知道哪里卖煤。问了几个同事，他们都说没有买过煤。“要生火，得去找煤。你没见咱们这儿到处是煤吗”？还说不要说乘务员找煤了，就是职工家属也没人管。我有点疑疑惑惑，似懂非懂。为此，着实干了一件囧事。一次退乘下班，当时还是白天。我经过运转楼前面的燃料厂时，顺手拿了几块煤，准备回去生火。这时候只听见一个人说：小伙子，你拿煤干什么？我说：我是乘务员，太冷了，回去生火。“你不知道这是公家的煤吗”？他说。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后边过来一个人悄悄跟我说：这是咱们段上的田喜江，田书记。我赶快放下煤，走了。当时我还真以为段上的煤，职工可以随便用呢。这才知道所谓的“找”煤，其实就是偷煤！我真是“泥菩萨洗脸，湿（失）了面子”，想想都觉着脸红。后来调到铁路分局机关经常下基层，亲眼见到铁路沿线的不少单位和家属，公然从列车上卸煤，而且没有一点避讳，有关部门也是睁眼闭眼、有一搭无一搭的，没有认真去管。后来当然不是这样了。
七十年代没有天然气、液化气、暖气，家家户户一年四季离不开煤，到了冬天，更是用煤旺季。买煤、储煤，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内容。入冬之前，人们开始筹煤，渠道有两个。一个是到煤厂买煤，价格要贵不少。一个是有点关系、门路的，就想办法找汽车去矿山上拉煤，价格要便宜许多。那时候楼前屋后的空地上到处可见煤堆、煤饼和煤坯。单位同事之间互相帮忙倒煤，就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由于煤多，几乎所有的铁路家属楼梯过道上都是一剁一剁的煤饼。曾几何时，公建小煤房成为家属楼的必备建筑，随同房屋一起分配。先前没有小煤房的家属楼，随后也建起来了。小煤房已经成为各个居民区高低相间的一道风景线。小煤房的用处也被不少人推而广之，比如除了放煤外还堆放杂物。那时候还不兴冰箱，不少人家把年前采买的年货，肉、鱼等放进小煤房冻起来。怎奈这些做法被梁上君子洞悉，一夜之间被一扫而光。铁路这块儿的小区煤房，不少家遭到光顾。仅我们五号楼就十几家，我家所在的二单元有三家。“有钱没钱，买个猪头过年”；“谁过年不吃顿饺子”，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也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那时候人们普遍工资低，谁家都不富裕。望着被撬坏的门锁，看着昨天刚挂在屋顶下准备过年才吃的鱼、肉，现在只留下一截被割断的绳子，唯有一声叹息，茫然无措。
八十年代初，各单位开始把为职工筹煤做为一项福利内容。这是最初的福利项目，后来逐步扩展为买西瓜、带鱼、米面油等。筹煤这项工作好像先从银川车务段开始的，随后分局机关及银川各单位才陆续跟进。具体做法是由单位出头到山上煤矿联系购煤，然后用火车装运回来，再按部门、按职工名册分配到户。我那时候已经调到分局机关。记得有一次机关分煤的时候，部里的屈部长、李森锡去局里参加整*党**，崔兴东也出差了，家里只有我和洪锦云二人。那次机关分煤，好像一个人两吨，正好装一手扶拖拉机。轮到组织部了，我们俩人一个盯手扶拖拉机装车，一个给手扶引路，送到不在家的同志家中。尽管我们费心了一些，辛苦了一些，但是谁也没有拉下，全部送到每个人的家里，心里很是知足，也很高兴。
过去了，冬天里没有暖气的日子。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生活的印记，曾经的忙忙碌碌已经镌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子里，永远也不会忘记。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