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引言

“水洛城”是北宋为与夏国交战所建的诸多边塞中的一座，仁宗年间为陕西泾原路所辖。

水洛之变是在庆历三年，刘沪负责修建，但韩琦、尹洙等人却极力阻挠，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纷纷上书，在朝廷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水洛城的建设问题，已有学者提出，曾瑞龙在《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一书中对其原因进行了论述。

但更多的是从北宋*队军**的扩张和军事上的角度出发，从其军事战略位置入手，来探讨其在宋、夏两国之间的关系。

而刘双怡的《水洛城事件再探究》，就水洛城的修建时间、修建的缘由、郑戬的*政专**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而对于这一次的“水洛城”的历史却没有一个全面的探讨。

本文试图从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对“水洛市”一案进行详尽的讨论，并从文官与将领之间的联系以及官员的治国思想等方面进行讨论。

水洛城事件之背景及起因

宋夏在水洛城之战中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隆平集校证》记载：“宋夏之战”始于仁宗宝元二年，历时三年，直至宋夏两国达成和解。

这一次的谈判，是废除西夏皇帝的称号，而宋国则将西夏皇帝立为夏国王，让他在京建立自己的属国，并派使者入京做生意，但宋人却要给他一笔钱。

康定年间，宋军大获全胜，庆历元年，“傅逆琦节度使，在好水川中战死，琦坐镇三川，知秦州。”

任福将军不受韩琦的指挥，宋军损失惨重，在好水河畔溃不成军。

他们以为宋军接连溃不成军，是因为元昊士气高涨，乘胜追击，而宋军士兵却抱着畏惧和逃跑的心理。

在庆历新政期间，朝野进行了一次官制的变革，并发布了一套新的法律，在与夏的战争中，对西夏的策略逐步从进攻转为防御。

因此，韩琦作为主要作战力量的主张，在国内的军事与外交政策上，被暂时地压了下去，而范仲淹的主张则越来越多。

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曾上疏“攻”、“防”二条计谋，商议攻防之弊。

范仲淹在奏折中引用了孙武的一段话：割据一方，以其利益为己任，以土地之毛皮为食，以民不聊生，所以不会有劳累。

又说：昨日在延州，见到知青林城种世恒之言，愿于此逐渐发展田利，今日听闻只得一万余亩。

臣观今日之边疆，可使弓箭手、土兵以守，以屯田，以地分粮，使兵有有余，中有之，民之所喜，而公者之所得，其所失，亦可长久之计。

其实，刘平在三川口溃败后，范仲淹就赞同了他的谋士种世恒的建议，在与西夏国接壤的地方建城建寨，招降蕃人。

大理寺丞签，定国节度判官种世恒，知延州清水郡。范仲淹任命种世恒为加强西北边疆，在延州东北修建了一座青涧城。

范仲淹、种世衡等人主张修建城堡抵御西夏，有三个好处：

一是建城池就是占据土地，在边陲之地修建一座城市，就等于多了宋军的领地。

二是修补边境的破损，提高抵御外侮的力量；

三是改变了策略，吸引了宋夏延等人，加强了宋军的力量，加强了边境防御。

宋军在宋国与夏国的战争中屡屡受挫，宋廷很清楚，边关已经荒废，驻防边疆的将军大多都是在沙场上度过的，能够在西北驻扎的大将寥寥无几。

水洛城是刘沪主持修建。 刘沪博览群书，文韬武略，不苟言笑。加封三品，升为右禁卫。

他的父亲刘文质是保州的卫塞人，孙是简穆的王母。刘氏大族，他们的先祖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的哥哥刘焕，则是以父亲为都督，执掌并州粮库。天圣时，昭献太后在位已有一段时间，故称皇帝年事已高，故奏朝廷，仁宗即位，升为右正。

郭后废之时，曾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人为其所用。刘涣曾与范仲淹联名奏请郭后，后来改为镇宁军节度司，升为兵部侍郎，亦是支持庆历改革的一员。

刘沪在夏之战中打败了*党**留等部属，当时任福兵在好水河畔落败，宋军损失惨重。为了避免被西夏人突如其来的袭击，各边关城市都被勒令关闭城门，以抵挡敌人。

正像余靖说的那样，宋军士兵们抱着一种畏缩的态度。但刘沪并不畏强悍的西夏军将，敞开大门迎击敌人，人称“刘开门”。

刘沪原是右侍卫，瓦亭寨的监工，权静边寨的寨主，因打败了*党**留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升为左侍禁，韩琦和范仲淹举荐他为“合门侍侯”。

刘沪的军衔越来越高，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在打败了穆宁蕃的*队军**后，刘沪就将目光投向了略阳的水罗镇，准备修建一座新的城市，扩建自己的领地。 这就是刘沪大力修建“水洛市”的内在原因。

庆历三年十一月，刘沪派人将都督多纳令府中的消息传了出去。会陕西都统郑戬行边关，沪遂招来田地，以水洛、公地为一家。

郑戬在信中说，水洛地势险要，水洛盛产金银，土地肥美，有数千亩良田，还有数千难民，为水洛修建了一座城市，为军士们修建了城市。

而那时候，番人的头目也带着一批人来投奔朝廷，想要在朝廷中谋个一官半职，正好可以招揽更多的人手，壮大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能建立一座坚固的城市，所以郑戬的建议，也被仁宗接受了。

水洛城事件之廷议

水洛城之争本是边境筑城小事，然而这件事情在朝廷里闹得沸沸扬扬，与庆历时期的变法有很大的关联。

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侵犯一些官员和权贵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发生了一场政治斗争的原因。

而在这一次的水洛城事件之后，文臣和将领们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了。

庆历四年，刘沪和董士廉被抓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余靖、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纷纷向朝廷递交了关于修筑水洛城一案的*愿请**。

余靖建议不要将两派都牵扯进来，而是建议继续修建山寨，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范仲淹和欧阳修对此持类似看法，而韩琦的看法却各有差异。

余靖没有韩琦那么熟悉，所以他对水洛城的地形和战略都是一知半解。

范仲淹和韩琦虽然都是在西北干过多年的人，但范仲淹在鄜州、环庆路上待得时间长，对秦凤路、泾原路的事情却是知之甚少。

因此对于余靖、欧阳修等人的意见，范仲淹还是赞成修建这座城市的。两国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是否要修建“水洛”；二是，在这次的水洛城之战中，应该将责任推给哪些人。

余靖觉得修建这座城市有两个好处，一是对西北边境的军事帮助很大。

在敌人进攻时，水洛城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进行有效的防守，同时还能与秦凤、泾原相接，形成一个坚固的防线。

修建水洛城，在边境的治理上，可以招募生户、蕃部和难民，这样既能扩大全国的人口，也能保证当地的安定。刘沪刚收复了数千名百姓，正是建设好这座城市的好时机。

总之，韩琦和余靖等人之所以会有分歧，是有理由的。

首先，余靖等人都是以文人为尊，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朝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水洛城的建设细节并不是很清楚。

韩琦和一群长期镇守在西北边陲的将领们，则是从现实出发，他们觉得修建水洛城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无法实现边防的目标。

其次，韩琦虽然是个官员，却因为常年执掌西北兵权，知道大将要遵守军令，刘沪、董士廉等人违反了他的旨意，就是违犯了他的旨意，有损他的权威。

到了后来，像这样的官员，大多都是秀才，与那些身经百战的西北武将们，对水洛城的看法完全不同。

宋朝实行“右文抑武”，使士大夫对武将抱有鄙夷和成见，而这些成见已经在宋初形成了一股风尚，因此， 文臣与将领的微妙联系也是很有必要的。

水洛城修建一开始的时候，双方都在争论要不要修建水洛城，但是在朝野上讨论了一会，争论变成了关于刘沪和狄青之间的争执，文武百官对于这两个人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

原本，水洛城一战，是因为殷洙派狄青前去捉拿刘沪和董士廉，狄青只是奉了他的命令，可后来关于水洛城的事情，却是一笔带过，将责任推到了狄青的身上。

余靖也觉得，这次的狄青和刘沪之战，完全忽视了尹洙、郑戬和韩琦三人的存在，所以这场战争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曹家齐在其著作《北宋名臣余靖》一文中指出：水洛之战，明面上是前线将帅对西北防御战略的不同意见，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先前的攻守者与守卫者的冲突。

宋国和夏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两国已经做好了和平的准备。

现在的主力显然已经没有了什么上风，宋对夏采取的是防守战术，因此主攻方和防守方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

从余靖，范仲淹，孙甫等人的主和派，以及狄青和韩琦的观点来看，他们对进攻的人持比较公平的看法，只是因为他们在西北的防守战略上的观点不同，才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欧阳修说的是尹洙与刘沪的冲突，余靖说的是刘沪和狄青的冲突，欧阳修并没有跟着附和，而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

欧阳修接着说：一般的文官，都会怀疑朝廷对官员的优待，何况徐永和洙相斗，沪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也是义愤填膺，若犯了沪，那就是群起而攻之。欧阳修说，武官怀疑朝廷偏袒文官，故不能将罪名加于刘沪。

郑戬以为尹洙没有任何借口让他抓刘沪和董士廉，郑戬已经将修城之事禀报给了尹洙，于是尹洙就以刘和董违反命令将两人拘捕，实际上是尹洙栽赃给了刘沪与董士廉。

郑戬立场鲜明，言辞犀利，断定尹洙和狄青有错，刘沪和董士廉都是无辜的。郑戬的话，是对刘沪的偏袒，对尹洙和狄青的指责，更是不屑一顾。

首先，尹洙对渭州了如指掌，水洛城的建设由尹洙负责，尹洙的职位比刘沪、董士廉都要高，他虽被召见，但仍不肯前来，两人都是违令者。

其次，他只是奉了命令，要抓这两个人，而不是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而且，就像韩琦上奏所说，水洛城的防御，并不只是刘沪筑防，智勇双全的将领都能做到。

由于刘沪征召了大量的士卒，所以刘沪筑防是最好的人选。余靖和的看法与韩琦截然相反，他们都觉得刘沪筑防是必须的。

可见，对于边军的独裁，仁宗极为忌惮，不管有没有真正的封疆大吏，北宋都会*压打**武将，而会重用文官。

结语

对于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当初韩琦之所以不同意建设水罗城，完全是因为他是前线的统帅，他更关心的是，这座城市的建设，会不会对西北的边境有所帮助。

这是韩琦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西北地区的现实情况下，修建“水洛城”的优劣，应该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

至于余靖、欧阳修等官员，他们在朝政中的利害关系，以及将来在西北边疆征兵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上，更是*瞻高**远瞩。

与此相比，仁宗之所以接受余靖等人的建议，是因为外交关系的错综复杂，朝廷急需安抚边将，招降边境番部。这也无法否认韩琦所说的“水洛城”战略的正确性。

余靖、欧阳修、韩琦等人接连写信，对修水洛城一事的优劣都比较公平，体现出了“和而不同”的庆历文人思想。

以韩琦与范仲淹为代表，他们二人都曾有过私下交情，又有相同的政治理想与志向，但对于建不建水洛城一事，两人意见不一。

二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水洛城的修建和修建的原因，他们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却没有互相攻讦。

从余靖的角度来看，“和而不同”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余靖一开始是比较中立的，但在水洛城的事情发生之后，余靖的语气也渐渐倾向于刘沪，到了后来，他更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来羞辱他。

因此，有些学者提到“庆历士风，和而异”的看法，是从仁宗时代的士人的总体讨论出发。

从宏观上讲，也有“和而不同”的政治诉求，但这并不能掩饰政治背景、个人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对特定的事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水洛城事件再探究.西夏学，2015.

［3］隆平集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

［4］东都事略.济南：齐鲁书社，2000.

［5］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7］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