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明朝江山大厦将倾，崇祯是个十分好面子的皇帝，这次实在是危机当头，不得不放下身段，拉下脸面来向臣子们“借钱”，为了维护仅存的皇帝尊严，名义上称为“捐钱”。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朝堂的文武贵戚们，开始用各种招数*制抵**。
崇祯帝关系最近的外戚就是他的几位老丈人，周皇后的父亲周奎、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袁贵妃父亲袁祐，崇祯想让他们三人给带个头。按理说他们应该极力支持皇帝女婿才对。
三人在捐款一事上，能够达到惊人的一致，就是：没钱!
周奎没办法，扣扣索索地挤出了一万两上交。崇祯对这个数字很不满意，命令再加一万。周奎这次说什么也不拿了，跑到宫里跟女儿周皇后哭穷，无奈的周皇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给了他五千两，没想到周奎在中间吃了回扣，贪下二千两，只给崇祯三千两。
总共捐了一万三千两的周奎，害怕崇祯不依不饶，干脆叫人买了发霉的大米，对外宣称家中都把钱捐了，生活已经贫困不堪，家里只能吃霉米度日了。堂堂的国丈，自己女儿给他凑的钱他都不舍得捐，自己还要克扣2000两白银，其他人可想而知。在
国丈的带头下，京官纷纷效仿，把富丽堂皇的房子装修成烂砖破瓦，以往的八抬大轿全部换成步行上朝，家里面的装饰品全部藏起来，然后捐款都是几十两、几百两。如果他们真的没钱，都是清廉官员也就不说什么了，问题是之后李自成抄家抄出了7000万两白银之巨，和崇祯募捐的20万两白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在讨论明朝为何灭亡的原因时，大家的焦点总会集中在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朝廷*党**争、自然灾害等等，但很多人都会忽略，其实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是与明朝的经济体系有关。
我们都知道，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实行海禁政策，所谓海禁就是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
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也就是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私走**和抢掠骚扰。
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指明政府在朝贡过程中，可将朝贡物品与赏赐物品之间进行不等价互换，并特许朝贡国附带一部分商货，在政府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这种贸易方式不仅代表了地方藩属国对中央王朝的政治归顺，而且蕴含着双方互惠互利的经济色彩。
万国来朝四方来拜的情景固然是好的，但是在长期的朝贡贸易过程中，各国带上朝贡物品，定期向明朝统治者献上奇珍异宝。作为嘉奖，统治者会赐还丰厚的物品。
朝贡国家带来的货物和明朝中央赏赐下去的货物，价值是非常不对等的，通常朝贡国能获得的赏赐利益要反而会高出自己的付出。
前来朝贡的国家一次就能从明朝中央手中赚取巨额利润。
在这样年复一年，巨额的贸易逆差之下，大明王朝的财政不堪重负。
1492年，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发现巨大银矿山。随着1563年在秘鲁发现提炼银子所用的水银，美洲白银开采全面发力。
于此同时美洲的新作物（白薯、花生和玉米）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16世纪末开始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人口迅速增长，商人阶层得以致富。
更为重要的白银来源还是明中叶解除禁海后，白银大量流入。其中高峰时，美洲白银，每年可流入100-200万两，而日本白银每年可流入300多万两。没错，因为日本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甚至多于美洲。
当时明朝的本土产区在云南，只有区区30万两。
大量白银的涌入保证了明朝货币的稳定发行和流通。使它有了成为法定货币的历史背景。
航海大发现之后，中国南方很快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白银大量流入，冲击了宝钞、铜钱的地位。明廷推行的宝钞沦为废纸，各种劣质铜钱充斥于市，大量流入的白银得以货币化。
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铸币权移转到民间，而当时的官方对此却没有任何意识。不受控制的白银货币，冲击着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公元1581年，也就是万历九年， 一条鞭法推广于全国，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白银普及使用，大量人力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手工业之中。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尚未完成，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以白银缴纳赋税，由此在北方产生了巨大问题。
为了换成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低价抛售，导致民间贫困。顾炎武在山东登莱等地，看到滨海之人因为地理偏僻，无白银可以缴纳赋税。后至关中，顾炎武看到民众丰收，却仍然要售卖妻子。
为什么呢？有粮谷却没有白银。白银货币在北方各地造成了无数矛盾，导致自耕农破产流入社会，而北方社会又无法如南方那样，提供更多的手工业岗位。如果再遇上天灾，就会导致生计无着的无地流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汇集成冲击大明王朝的洪流。
农民出卖米粮，换取白银，在米粮店遭到各种手法的欺诈，至缴纳赋税时，又被官方以各类手段欺压。而明军以白银发军饷，军人再以白银折价购买粮食，整个过程遭到层层盘剥。
白银货币化之后，它将货币的发行权，从政府转移到了民间。明初一度想通过发行宝钞，控制货币发行，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财富。但到了明后期，政府已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再也不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掠夺社会财富。
这也是万历帝采取强制手段，派出大批矿监税使赴各地，明目张胆地进行白银掠夺的原因。
赋税白银化后，造成的新问题是，它更便利了官员的贪腐。往日赋税，采用本色缴纳时，官员虽有贪欲，却无从下手。改为征银缴纳赋税之后，在白银缴纳时，官员从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各个环节中，均可上下其手，加以贪腐。在此过程中，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员再到富豪，手中获得了无数白银。这些白银有部分进入市场流通，用于消费各种奢侈品，还有相当部分则被窖藏。
白银折税，农民不得不先贩卖粮食换取白银，但粮商贱买贵卖，百姓靠种植粮食作物很难支付赋税和维持生计，不得不转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进而导致部分地区的粮食减产。
一旦国家遭遇天灾，农耕社会将极难维系国家稳定。
在与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贸易中，明朝主要出口茶叶、丝绸和瓷器，这类商品主要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其再生产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加上中国方面对西洋的货物本身就缺少兴趣，其结果是大量白银在商人手中囤积。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与停滞的并存状态。
如果白银能持续流向明朝，或许这个经济泡沫还能持续膨胀。
然而，这恰恰是明廷面临的危机——白银来源的不可控性。
16世纪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用兵极盛，军费开销增大，国家数度破产，不得不将美洲的财富搜刮至本国。
17世纪20年代，西欧经济危机爆发，以塞维利亚为核心的贸易体系受到重创，作为商路中一环的明朝实际也受到了影响。
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欧洲的大量财富都被战争消耗。
同期的日本则在世纪之交终结了战国时代，德川幕府上台，对于金银外流极为警惕，同时为了防止天主教传播，幕府开始奉行锁国政策。
17世纪初期，随着小冰期的到来，北方女真人不断向南攻占土地，明朝境内的农民则是面临日益歉收的土地、不断上涨的银价、无力支付的粮食价格。
明廷也是窘迫的，贸易受阻，税收减少，官员们非常取巧地决定通过增税来补充亏损，却不想农民揭竿而起，军费大增，又不得不继续追加税收。
再就是后金，本来是山里的几个部落，后来因为白银多，官员和商人手里有大量白银，去山里买东西，导致各个部落养蛊一样，变成了三个统一的大部落。
为了平定辽东女真部落，明朝只能增加赋税，
于是，明末又回到了建国初期的的财政危机上。
陷入 “收支不均——增税——民变——支出增加——收支不均——增税”的死循环。
白银，这个曾帮助明王朝续命的贵金属，又夺走了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