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判断能力，需要必要的知识、常识、实践/经验、深入思考、与他人的互动讨论，如果从事相关的特殊工作，甚至需要专业技能。接受教育的过程最终会提高判断能力。没有判断能力，你很难成功，甚至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我们每天一睁眼就要作判断，否则寸步难行。小判断有：今天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去哪个商店购物，去哪个剧场看什么戏，等等；涉及你的工作以及和生活相关的判断有：到哪个大学修什么专业，这份工作是否要做，这套房子是否要买；涉及到人生大事的决策有：找哪个人作为人生伴侣，在哪个国家生活；如果你管理一个区域，则要考虑所在区域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则要决定推动立什么法，用什么人和用什么办法选人；对于国际关系，则涉及到和哪个国家联合，对国际重大事件如何表态，在联合国应该投什么票，等等。
如果是小决策（如吃什么饭），即使有错，也无关紧要。但如果是大的决策，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不会忘记20世纪50年代*跃进大**时期大刮浮夸风，曾经有亩产万斤的故事，还动员全民大炼钢铁，把家里做饭的锅拿去炼钢。这些故事现在听起来似乎很好笑，可这都是真实的历史啊！这些错误的决策让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再看看中国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独立的判断，自己提不出问题来，总跟在欧美学术界后面跑。到现在，面对被“卡脖子”的尴尬局面，谁也笑不出来了。关于国际事务，判断失准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是灾难，如二战爆发前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和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德国对欧洲各国发起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英国也遭德军轰炸，最终被卷入了战火。日本曾自感不可一世，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导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弹子**，从而结束了东亚的二战，日本也长期在美国的控制下发展。
对一个个体而言，重大的判断关系到其一生的走向；对一个组织而言，判断力关系到自身是否能够兴旺发展；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判断力往往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存亡。所以，具有判断力非常重要。
判断力是一种能力。所谓判断力，就是作决断的能力。判断力强，就是有主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的决断是正确的；判断力弱，就是缺乏主见，做出的决断往往失准。判断不是掷*子骰**，它需要依据常识和经验，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以及缜密的逻辑做出。
具有高超的判断力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长期的修炼和试错，而读书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高判断力的过程。
常识 有判断力就必须要具备常识。所谓常识，就是符合世界客观规律的知识，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人文科学方面的。一般人18岁读完高中，22岁大学毕业，但这时候充其量只是具备了一些常识而已。世界上的书太多了，不可能都读到。中国有古老而灿烂的文化，西方是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源地，都有很多书，我们要“择善而读之”。读书贵在读经典，还要批判性地读，不能死读。中国过去倡导的“三纲五常”“二十四孝”就是糟粕，读的时候要去除。严复先生在20世纪初翻译引进了西方的名著，对开启中国的民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天演论》《论法的精神》《国富论》《论自由》等。读书要读通读懂，融会贯通，把知识变成能力，像“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先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100位哈佛大学教授曾经给出书单《哈佛书架》（海南出版社），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参考清单。欧美的大学大都有通识教育课，目的就是让学生用人类文明的精华武装头脑，拓展他们的思维。
具备了常识，我们就会避免犯常识性的错误，肯定不会认为一亩地可产粮万斤，知道没有两千摄氏度的温度是炼不成钢的，等等。1600年，布鲁诺因为日心说被罗马教廷烧死，就是因为罗马教廷缺乏常识。当然，罗马教廷希望维持权威统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82年后，即 1882年，罗马教廷了解了常识，公开承认了日心说。
学术团体是由会员为满足其兴趣或专业发展而自发成立和自主运营的组织，这就是常识，可是中国的许多学会却没有真正的个人会员，还要挂靠一家事业单位。社团是跨地域的甚至是跨国家的，而我们却按行政区域设立学会。这些都是违背基本常识的。CCF从2004年开始发展个人会员，也无非是回归常识而已。
我们的学生不可谓不聪明，学习不可谓不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钱学森语），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违背了常识。
具备常识需要持久地虚心学习，但最大的挑战还不在于获得常识，而是无视常识的存在。我们日常所犯的错误，常常就是因为后者。
实践、体验和思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读书毕竟只是获得书本上的知识，没有实践和体验，理解不深，“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通过实践或实验，发现自然现象并努力解释，总结出规律，成为科学。进一步，将科学变为技术，从而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纵观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过程，无不是通过实践获得和验证的，比如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牛痘疫苗，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青霉素，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除了认真学习，勤于实践，还要多加思考，才有可能提升判断力。
质疑和思辨(critical thinking) 人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往往是怎么看怎么对，很难纠错，这就需要另一个环节：思辨。思辨就是讨论、争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教学生的方式就是和他的学生们思辨，而孔子留下的《论语》也是他和弟子们的对话的结果。思辨需要以没有标准答案为前提，否则思辨就失去了意义。人是有局限性的，通过思辨可以更快地接近真理。*革文**结束后不久，许多人还沉浸在“两个凡是”的思维中，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次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思辨需要开放和平等的文化作支撑。在中国的传统上，并不鼓励甚至反对思辨，“三纲”就要求课堂上不允许学生发问。在西方学术界，如果一个人演讲完却无人发问，讲者会感到很不好意思。1998年我在CCF创建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时，就提出成员之间互称名字，不称头衔，倡导一种平等而直抒胸臆的文化。二十多年来，YOCSEF一直秉承承担社会责任的宗旨，以思辨的方式探讨真理，开启思维，推动社会进步。
真实的信息 判断当然离不开信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没有充分而客观真实的信息，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判断，但获得客观真实的信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据称，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就有人在网上发布不实消息，误导了部分选民的判断，这就是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当然，也有当权者为了自己的目的，会掩盖真相，或编造出一些虚假信息。
客观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作决策时不能“刻舟求剑”，而是要根据新的情况随时及时判断和不断迭代。
勇气 判断是一回事，敢于表达判断进而执行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心里非常清楚，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言不由衷，说出假话，如《皇帝的新衣》中，除了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男孩，其他人都无视事实。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学说，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写下了著名的《乌合之众》，这说明，从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说出真相就显得弥足珍贵。
2006年，新华社发布一篇通稿《变味儿的“奥赛”》，说的是由CCF主办的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OI）省级联赛在地方（内蒙古）成了买卖试题、篡改成绩、谋取金钱的温床。沉默，还是发声？我作为NOI主席，第一时间代表CCF向社会发出公告，承担责任，深刻反省。与此同时，修改竞赛机制，使联赛上了一个台阶。发生此事，有监管的问题，更有机制问题。为此，CCF联合社会力量，强烈建议教育部取消联赛一等奖保送上大学的错误政策。最终，教育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取消了保送政策。对于自己的错，要勇于公开承认，对于政府的错误，要敢于公开批评，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2019年5月29日，IEEE向旗下期刊主编发送邮件称，禁止华为员工担任审稿人或编辑。针对这一事件，CCF于次日上午公开发表声明，谴责IEEE旗下的通信学会(ComSoc)的这一错误做法，同时宣布立刻中止与ComSoc的交流与合作。四天之后，IEEE就公开表示，华为员工可以继续参与审稿和相关的学术活动。CCF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面对IEEE这一错误做法，如果不能立刻站出来维护会员及中国学术界的权益，那么CCF的价值观就很值得怀疑，它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诚然，向IEEE叫板需要勇气。说一句极端的话：如果CCF因此和IEEE终止一切合作，那又怎么样呢？不过，IEEE很快修正了错误，也可见它的伟大。
人，不能没有血性，一个组织也是！
情感与直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凭情感而非逻辑进行判断，比如找对象。鲁迅的弃医从文，就是受到了中国人被俄军砍头，而一群虽强壮但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却津津有味地围观的刺激：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体验在塑造人的价值观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说教却不可能。
在情感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价值观和常识在支撑。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人们在作判断时往往不是根据是非，而是利益，这就会使得判断失准。如果只是关乎个人利益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倒无妨。但是，如果涉及到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偏颇的判断会使所在的组织及组织内成员的利益大受损害。此前就有国人自命不凡地大肆吹牛，已使我们大吃苦头。
一个有能力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如果我们善于学习常识并尊重常识，尊重客观事实，平等地和他人思辨讨论，就不但能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还会使自己的行为产生更大的价值。
杜子德
CCF杰出会员，CCF NOI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顾问，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执行院长。原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1996.9—2004.4任CCF专职副秘书长，2004.4—2021.2任CCF秘书长。曾担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主席(2005—2008)。
zidedu@cuhk.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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