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喜忧参半癌症治疗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旧唐书·魏徴传》
癌症,曾被称为“不治之症”。尽管目前许多癌症依然治疗效果较差,但至少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且现阶段癌症五年生存率大有改观,约70%的患者可以长期生存。
第一节 百年抗癌史回顾
回顾人类百年抗癌史,喜忧参半。在癌症研究、预防、治疗及康复领域,我们虽然成就斐然,但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及症结!只有真正直面癌症时,人们才猛然发现:紧急时一剑封喉之法太少!相当多的患者或家属仍处在极度无奈及焦躁之中。
一、好消息:源源不断
随着医疗科技及临床诊疗水平的不断进步、经验的不断积累,癌症防治中的好消息源源不断,纷至沓来——人们几乎天天都能获悉癌症治疗新进展,也似乎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癌症治疗新希望。
(一)新药/新疗法,层出不穷
过去100年间,关于癌症的新药/新疗法不断涌现,手术、化学治疗(化疗)、放射治疗(放疗)、中医药治疗、微创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层出不穷。至于究竟有多少种癌症治疗方法,连专业医生都没法说清楚,更何况是一般的患者和家属呢?真可谓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我们目睹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发现!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对癌症的研究成果做出细致的划分,仅罗列近50年来抗癌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成果,与大家共享:
1970年,放射性粒子植入应用于前列腺癌及其他癌症治疗。
1971年,创伤更小的乳房切除术用于早期乳腺癌患者。
1974年,CT面世,为肿瘤的筛查提供了更清晰的影像学依据。
1975年,辅助化疗用于早期乳腺癌治疗,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治愈率。
1981年,乙肝疫苗诞生,使得肝癌发病率显著降低。
1990年,腹腔镜手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手术创伤和恢复时间。
1997年,第一个芳香化酶*制剂抑**阿那曲唑被批准用于治疗ER阳性的绝经后晚期乳腺癌。
1997年,预防性手术有助于提前防范高风险女性的乳腺癌和卵巢癌。
1997年,首个靶向药物利妥昔单抗(美罗华)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类癌症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1998年,新辅助化疗诞生,目标是缩小肿瘤,以便手术切除。
2003年,科学家成功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标志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初步完成,燃起了以“精准医学”模式治疗癌症之希望。
2006年,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被批准用于宫颈癌的预防。
2010年,第一个人类癌症治疗疫苗获批准。
2011年,抗CTLA-4抗体伊匹单抗(Yervoy)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
2013年,癌症免疫疗法CAR-T开始应用于儿童白血病的治疗。
2014年,免疫疗法PD-1制剂被批准用于治疗各种实体瘤。
2017年,第一个癌症基因治疗被批准用于儿童和青年人的血液和骨髓癌。
2019年,FDA批准PD-1*制剂抑**阿特珠单抗用于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癌症。
……
回顾过去抗癌百年,可以说,人类努力抗争癌症的脚步从未停顿过。
首先,人类对癌症的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变迁。过去,癌症被称为“不治之症”,坊间流传着“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之说,人们一听说“癌”就不寒而栗。2002年,何裕民教授曾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民生健康》栏目,他明确提出:多数情况下,癌只是人类衰老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一种偏差,或者说是衰老性的生理异常,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多数情况下是躲不过去的,但只要合理应对,它不过是种慢性病。现在临床数据证实:70%的癌症患者可长期生存。癌,已然成为一种“慢性病”,并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为此,何裕民教授率先总结出“癌症是慢性病”,于2006年以论文形式详加阐述。并于2008年出版专著推广这一理论。这是在世界上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化阐述这一观点的。为此,他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
在治疗方面,人们也从最初的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到如今拥有了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生物免疫治疗、基因靶向治疗等多种有效措施。尤其是近十年来,癌症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更是捷报频传,在一小部分患者身上甚至取得了治愈性效果。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靶向药物治疗的着眼点来说,也是五彩缤纷,其作用机制可分为激素疗法、信号转导*制剂抑**、基因表达调节剂、凋亡诱导剂、血管生成*制剂抑**、免疫疗法和毒素传递分子等多种通路。如具体到药物,那可以更明确地说,至少有几百种;若细化到某一癌种的具体用药,每种常见癌症至少有几种到十几种靶向药物可供选择,如最常见的、发病率最高的肺癌,其肺腺癌常用的靶向药就有克唑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色瑞替尼、艾乐替尼、曲美替尼、达拉菲尼、雷莫芦单抗、阿特珠单抗等。
免疫治疗是近几年的癌症研究热点与焦点,在2013年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评选的十大科技突破中,“肿瘤免疫治疗”居首位;而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颁发给了癌症免疫治疗领域的相关人员。免疫治疗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美国前总统卡特,他用免疫疗法“治愈”黑色素瘤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认识到免疫细胞治疗的切实疗效与无限可能的事实。免疫治疗已成为继手术、放化疗之后的又一比较有竞争力的潜在治疗方式;而且也已取得了一些成就。CAR-T疗法、免疫点*制剂抑**,如CTLA-4和PD-1等,还有我们熟悉的DCs、溶瘤病毒等免疫疗法,都在肿瘤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疗效。免疫治疗作为医学领域最前沿的技术手段之一,已成为许多濒临绝望的癌症患者渴望抓住的最后一线希望。
这些重大突破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即使是2020年,虽然国内外依然持续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下,但世界医药行业对于抗肿瘤新药的研发热情丝毫未减,反而快马加鞭,好消息持续不断。许多制药企业在抗癌药研发领域也竞相投入巨资,大量风险投资迅速跟进。仅美国,2020年共批准了近50种新疗法,覆盖了十大实体肿瘤治疗,使得很多癌友等来了新的希望和治疗的多种选择。除此之外,还有多款正在研发的抗癌新药也显示出广谱抗癌的实力。终于,人们看到了征服癌症的可能性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二)5年生存率:更上一层楼
随着新疗法和新药物不断涌现,癌因性死亡人数也有所下降,5年生存率(确诊为癌症后,活过5年的患者比例)明显升高。要知道,九成以上患者的癌症复发或转移发生在手术后5年之内。一般来说,一个癌症患者如果能活过前5年,虽然不能等同于患者不会死于癌症,或者体内已经没有了癌细胞,但至少后面的复发风险会降低很多;而且,很有希望临床治愈或长期存活。因此,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兆头。
当然,需指出的是,欧美癌症死亡率的明显下降,始于世纪之交前的社会有效抗癌措施,包括戒烟、控酒、定期筛查等。但可以预料,抗癌新疗法/新药物不断涌现,将进一步增强这一趋势,令癌症防控效果更为改观!
2018年1月,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发表了2000-2014年全球癌症生存率变化趋势监测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18种主要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变化的趋势、地区差异及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癌症预防、筛查措施等,这是目前在全球人口癌症生存率方面最详尽、样本数据最多、最权威的研究报告之一。研究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癌症生存率普遍呈上升趋势,即使一些致死率很高的癌症也不例外。
以乳腺癌为例,在2010-2014年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已经分别达到89.5%和90.2%;对于胃肠道肿瘤,亚洲国家的患者5年生存率水平较高,例如,韩国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中的胃癌为68.9%,结肠癌为71.8%,直肠癌为71.1%;日本的食管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36.0%(全球平均10%~30%)。50年前,美国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就已经差不多达到49%,而现在更是达到了70%以上的水平。
目前,以下5种类型的癌症治愈希望更大:
(1)前列腺癌:5年生存率约为99%。
(2)甲状腺癌:5年生存率约为98%(取决于不同的组织类型)。
(3)*丸睾**癌:5年生存率约为95.1%。
(4)黑色素瘤:5年生存率约为91.7%。
(5)早期乳腺癌:早期(0期和1期)5年生存率为99%~100%!
在中国,近年来肿瘤的防治水平也一直在提升,除极个别癌症(胰腺癌、卵巢癌、儿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等)的5年生存率有所降低外,总体5年生存率均呈上升趋势;目前已从10年前的30.9%提升到40.5%;其中,乳腺癌与宫颈癌的5年生存率在近十几年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提升最高,达到83.2%;已经与日本相差不大。虽然,中国癌症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说,仍然偏低,如肺癌、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均不足20%,分别为19.8%和14.1%;胰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最低,仅为9.9%。不过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其实某些肿瘤的生存率,我们是已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了,如食管癌,美国同期仅为20%。
(三)胰腺癌为例:难治性癌症也曙光初现
何裕民教授40年前开始从事肿瘤治疗。当时,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地区的癌症治疗水平虽然是全国最高的,5年生存率也仅为28%~30%。但是到了2018年,上海有一份权威的官方报告:上海地区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54%,提升了近一倍。
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代**始治疗肿瘤,截至2021年初,已经治疗了5万余例。曾粗略地统计过,我们后期有数据的4万多例患者中,5年生存率接近73%。而且,我们接诊的那些肿瘤患者,绝大多数都是癌症晚期,相对来说,治疗比较麻烦,比较棘手,也比较难治[5]。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胰腺癌、小细胞肺癌、印戒细胞癌、卵巢癌、脑瘤及肉瘤等公认的难治性癌症。
这些难治性体现在:①本即很难根治的癌瘤,且一般对现代疗法不敏感,如胰腺癌、脑瘤等。②已转移或复发了的癌症患者。③老年癌症或身体不堪手术、化放疗者。④迁延难愈或须较长期创伤性治疗的癌症,如卵巢癌、肝癌等。
以“癌中之王”的胰腺癌为例。众所周知,胰腺癌是目前真正难治性癌症之一,它预后最差,严重威胁人类生存。199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胰腺癌发病率增加了12%,死亡率增加了10%。而中国人的胰腺癌发病率也正逐年增高,据中国胰腺疾病大数据中心(CPDC)发布4年期最新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胰腺癌9.5万例,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名第10位,死亡率却排在第6位。由于它早期难以发现,确诊时85%~90%已属晚期或已有转移,因此,只有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手术机会;晚期胰腺癌的中位生存期仅3~6个月;即使手术后,5年生存率也仅9%左右(最新数据显示只有7.2%);化疗、放疗、微创、靶向等,都只是无奈的安慰性措施,且常常弊大于利,对生存质量改善或生存期延长帮助不大。我们曾对中外数据库收录的几十篇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能手术的晚期胰腺癌患者,1年生存率几乎都是0。
胰腺癌的确“凶险”,且“凶险”之处在于人们无制胜之法,但我们如果换个思路,也许就“柳暗花明”了。至少,本医疗机构一共诊疗了4000余例胰腺癌患者。何裕民教授指导的一批博士们系统分析了其中的1000多例胰腺癌患者,治疗效果明显,1年、3年、5年生存期都大大超过国际水平。而且,哪怕是晚期已无法手术的100余例患者,单纯借中医药(不包括加用化疗等)的,3年生存率也达到了40%以上,且获得症状消解、生存质量改善、生存期大大延长等佳效。这篇分析论文发表在国内顶级的中医药学权威杂志上[6]。现在有赖于中医药而很好活着的胰腺癌患者有千余例,有几十位手术失败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已然活过了15~20年!
我们总结认为,对难治性癌症,患者病情往往比较错综复杂,单靠一两种现代方法常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时候,多种治疗方法的有序整合,就成了合理的对策和有效的选择。通过整合治疗,可使胰腺癌等难治性癌症也出现曙光。
二、坏消息,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癌症领域的坏消息也是不断涌现,接踵而至的。例如,在近期(20~30年)内,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仍将居高不下,且还在往上攀升的过程中;癌症的疾病谱与以往大不相同;难治性癌症还会增加;晚期患者依然不少;虽然新的疗法的确很多,但其代价昂贵,临床治疗似乎仍旧有点黔驴技穷;很多来找我们的患者已经是各种治疗方法都用过了,江郎才尽,确实很棘手……
(一)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还会攀升
目前,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人群的主要死因;癌症则已成为21世纪64岁以下人群死因的首位。并且,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预防意识的增强,脑卒中和冠心病等的死亡率相对会明显下降;比较而言,癌症将成为阻碍预期寿命增长的主要疾病。曾有统计资料预测——把英国/美国的数据综合在一起,男性2020年还活着的,当中将近一半(48%~54%)一生中会生癌;女性则超过三分之一(34%~44%)一生中会生癌。也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人中,接近一半的人,一生中会与癌症打交道。换句话说,生癌将是人类的新常态。根据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现在全球172个国家中,癌症是其中91个国家70岁以下人群的第一或第二大死因。
201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该报告对全球185个国家36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了评估。
2018年全球癌症上升至1810万新发病例,其中肺癌发病率稳居榜首,新发病例为2093876例(占11.6%);其次为乳腺癌,2089000例(占11.6%);再次是结肠直肠癌,1800000例(占10.2%)。在死亡人数方面,2018年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约960万人;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约为180万人;其中,男性肺癌死亡率为22.0%;女性肺癌死亡率为13.8%。
数十年来,我国癌症发病呈快速上升趋势,且这种上升趋势是与世界同步的。研究提示:癌症负担的日益增加主要是由老龄化造成的。在中国,现阶段癌症发病率远不是世界最高的,我们现在还远没达到世界水平。世界上发病率水平最高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等。
2018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430万例,其中,肺癌新发病例为774323例(占18.1%);其次为结肠直肠癌,521490例(占12.2%);胃癌,456124例(占10.6%)。中国肺癌的人均发病率高于全球平均数;肺癌新发病例约占全球肺癌新发病例的37%。且肺癌死亡人数位居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首位,约为63.1万例,占全球肺癌死亡的35%;其次为胃癌(38.8万例)、食管癌(37.0万例)、肝癌(32.6万例)、结直肠癌(30.4万例)等。
全世界罹患癌症的人数在“迅速增长”,到21世纪中叶,癌症将成为全球头号“杀手”,也是阻碍人类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拦路虎”。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究其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是其最主要因素;其次,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各地癌症发病人数统计更加全面准确,促使数字提升;再次,诊断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确诊人数随之增加;还有生存压力剧增,以及污染、生活方式骤变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患癌人数的增加。
最后,须明确指出的是:癌症发病率的这种上升趋势,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与人类进步相伴随的客观现象。其因素复杂,平均寿命延长则起着基础性作用,基于此也可以解释为何越是发达国家,癌症的发病率越高等奇特现象。
(二)疾病谱变化,兼夹情况更复杂
曾经,癌症在中国的死因排位很是靠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剧变,我国人群的疾病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染病为主逐渐转向慢性病为核心,这是当代疾病发展的总趋势。
据中国卫生部门记载:1957年,我国城市居民死因前5位依次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还没有踪影;60年代后期,恶性肿瘤第一次出现在死因顺位中,排进前五;1975年挤进了前三位,排在脑血管疾病和心脏病之后;而到了2014年,恶性肿瘤升至我国城市居民(64岁以下)死因的首位。
21世纪初,我国进行了3次死因回顾调查。第1次调查发现,我国常见癌症多呈地域性聚集。在这些地域内,1种或几种癌症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我们称为癌症高发区。如肺癌高发代表区域在云南宣威,与当地人爱吃熏制的火腿、常年用敞开的燃煤炉取暖和做饭等生活方式有关。鼻咽癌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其中又以广东为多见,被称为“广东瘤”(恶性肿瘤的命名能冠以地名,这是唯一的一个)。肝癌高发代表地区则是江苏启东,肝癌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癌症,全球大部分肝癌患者都在中国;究其原因,一是与乙肝病毒感染有关,这些地方的乙型肝炎患者本身就很多;二是启东一带气候潮湿,农民收下的粮食晒不干,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很强的致癌物,农民经常吃发霉的粮食,容易罹患肝癌。
第2次调查发现,恶性肿瘤死亡呈快速增长趋势,原有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死亡率居高不下;肺癌死亡率快速增长;乳腺癌、肠癌等亦呈上升趋势;且农村增幅大于城市;原死亡率水平较低的省份其增幅则大于原死亡率水平较高的省份;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某些肿瘤高发的地区。
第3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原高发地区的高发癌,如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大肠癌、鼻咽癌和宫颈癌等的死亡率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间差距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已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一些地区原高发癌的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甚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20年来,随着对人类基因组的认识加深,最新研究显示中西方癌种有很多不同。肺癌先后取代胃癌、肝癌,成为我国病死率最高的癌症。究其原因,在于吸烟人群的增加、空气环境污染及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紧随其后的分别为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同样,我国癌症谱的分布特点呈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存的局面:城市地区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农村地区消化道肿瘤,如胃癌、肝癌、食管癌等仍旧相对高发;男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
癌症异常错综复杂。因种类不同,它们的进化和体内的转移等因素也全然不同。即便是同一种类型的癌症,也往往千差万别。临床上,癌症患者的病情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多数时候夹杂着多种错综复杂的疾病。人们需要区别对待,因人制宜。如谭先生是肝癌患者,2000年手术,手术不太成功,2年内出现腹壁种植、局部复发、膈顶部有病灶等多次反复情况;而他多次住院前后结识了十四五位同样病情复杂的病友,除部分后来接受中医药和综合治疗后尚活着以外,其余已先后去世了。故吴孟超院士曾动情地说:“肿瘤的确是当前医学面临的大难题,我是搞肝胆肿瘤的,搞了几十年了,虽然疗效有所提高,但是提高得还是不快,而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虽然,近几十年来无论是科研还是临床,都斥巨资投入;癌症天书似乎也被撕开了一个个小角;每次新疗法铺天盖地地介绍后,也能激起阵阵涟漪;但大都很快复归于平静。其实,对于癌症的复杂性,我们仍处于“盲人摸象”阶段。离完全认识它,征服它,或者根治它,还相距太遥远!我们始终认为:医学虽从整体上说已然成为一门科学,但临床诊疗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人们的经验、学识、灵感等,带有浓厚的技术与技艺等的色彩。而数千年来沉淀的博大精深之中医药学,除有理论认识等丰富内容外,更值得重视的是诊疗经验。特别是疑难杂症纠治经验,对于错综复杂的肿瘤,有时能从古人验案或经验中获取启迪,或可“柳暗花明”。
刚刚去世不久的吴孟超院士,虽是一位外科大夫,有70余年肝癌手术治疗经验,却对中医药特别看好。他不止一次地说,肝癌患者手术之后,往往就靠中医药维持而活着。他曾说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为一位肝癌患者做手术,50多年后该患者还活得好好的,就是靠中医药善后治疗。因此,癌症情况复杂,更需要综合方法,包括中医药等来综合维护、调整及改善。
(三)晚期患者有增无减,黔驴技穷者众多
医学界普遍认为,高于1/3,甚至1/2的癌症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早期癌症筛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癌症专家公认的预防癌症的两道重要防线,尤其是杜绝不良生活方式、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等。大量临床数据表明:癌症Ⅰ期的治愈率高达90%以上,Ⅱ期为80%以上,Ⅲ期则降为40%以下,Ⅳ期则不到10%。虽一直这么强调,但现实中为防范须主动采取行动,如杜绝不良生活方式等,人们做得并不好,大都存在侥幸心理,以至于我行我素,导致在我国就诊的癌症患者中,晚期患者依然不少,有60%~80%的患者刚到医院确诊时,就已经进入中晚期,包括肺癌、胃癌、胰腺癌、肝癌、宫颈癌等,这些癌症大多早期没有征兆,到了有症状才注意,多数已属晚期,治疗常常很被动了。
根据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我国胃癌早期的检出率低于10%。2018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通过多中心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005-2014年间,中国肺癌的ⅢB~Ⅳ(中晚期)的比例从41.9%增加至47.4%;Ⅱ~ⅢA期(早中期)的比例则从41.9%降至31.5%。其实,只要提升1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一大批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可惜,唯到痛时,方知有病!“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四)治疗之困境——神药不神,精准不准
关于癌症的防治问题,虽然近年来人们在对抗癌症方面发明了不少方法手段,诸如微创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但多数情况下似乎人们常处于黔驴技穷状态;在部分有效或仅是早期有效等情况下,不少人很快出现耐药或罔效;更有因不合理使用(特别是过度乱用、滥治等)还枉送了不少人的性命。本书主编十分敬仰的著名哲学大师高教授,患肺癌后早期疗效不错,被人劝说加强治疗后,在某医院做微创治疗,老人信心十足地自己走进医院,几天后则直挺挺地送了出来。主编何教授的老友,三航局某领导,患肝癌3年多其病情控制得很好,本计划与主编一起去杭州踏青,行前在他人劝说下试行“预防性”微创,加强及巩固疗效,不料横膈打穿,当即休克,随后高热不退,严重感染,几个月后死于多脏器衰竭。主编去看他时,老泪纵横,却无力应答,好不伤感……花了大钱走得更快,可不哀哉?而这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着,以致社会上出现另一极端反应——绝对排斥高科技手段!表现在部分患者身上,凡这类治疗及检查一概拒绝,有的还极其顽固;表现在某些医师身上,则把他不了解的一些疗法说得一无是处;有的中医师甚至对凡用过放化疗的患者一概拒治,不予接诊……不仅手段上黔驴技穷,观念上更表现为教条主义倾向,好不悲哉!
针对上述窘境,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赖少清主任医师认为存在着“神药不神,精准不准”[7]的尴尬,人们并没走出癌症治疗的泥潭。如靶向药物一度给人带来战胜癌症的希望,被认为是神药,但实际使用后并没那么神奇。原因在于:①靶向药物不能治疗所有癌症。②不能彻底治愈癌症,只是延长生存期。③也有不小副作用,且不能精准地选择癌细胞。赖少清在《癌症的现状与困境、希望与出路》一文中,分析指出癌症问题陷入泥淖是因为“癌症理论的困境”,“生物医学模式的基因突变理论不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不具备成为理论假说的条件”;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部分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确有下降,但“美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得益于美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对癌症的过度诊断的减少”,而不是癌症治疗上的根本性突破。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但在生物医学领域,到处充斥着“生物至上”“技术至上”,人们忽略了“人本”精神,忘记了医学的本质首先是敬畏生命,呵护生命,而不是其他。这一现象,在肿瘤治疗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癌,人们一心只想征服它,无论何种类型癌,一定是类似程咬金式的“三斧头”开局:手术、放疗、化疗;当今则再加上各种新方法,轮番使用,也不管肉体之躯能否承受!一旦“三斧头”之类的征服性措施“没辙”,便乖乖地缴械投降,患者只能认命等死。即使现在提倡的精准/靶向治疗等,亦不外如是!对治疗后病情曾一度稳定,后因种种因素而某些指标又现异常者,出于本能,常习惯于再次无休止地祭起化疗/放疗等老法宝;有的甚至病情十分稳定,仅仅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复发或转移,就漫无目的地靶向或生物免疫治疗一起上,直至生命终结。且美其名曰,为了安全保险起见!以至于“癌未治好,人已走了”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
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类对癌症本质及生命意义缺乏重新探寻及深入思考的恶果。在人们眼中,只有“癌”这个恶魔般的病,却把生命延续及其生活质量等都抛诸脑后。其实,多数情况下癌症只是慢性病,有时只是比较难以治疗而已!这些都已成为人们共识。慢性病通常不讲治愈,人们不应该一味强调“征服”,完全治好。而且,从临床看,很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冠心病、糖尿病等)有时的确还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治愈之策。人们须知(无论是医师,还是患者,抑或家属):医学的宗旨,呵护生命重于征服疾病(包括癌症)!追求活下去,才是时刻努力遵从的第一要义。故呵护生存质量及生存时间应该和控制瘤体之大小及指标是否正常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前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三、癌症患者的“年轻化”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癌症发病似乎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这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年轻癌症患者越来越多
临床工作中,我们碰到不少80后、90后,甚至00后的癌症患者。而新闻中也经常看到年轻人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他们的名字我们似乎都能脱口而出:乔布斯,胰腺癌,56岁;罗京,淋巴瘤,48岁;傅彪,肝癌,42岁;姚贝娜,乳腺癌,33岁;年画娃娃邓鸣贺,白血病,8岁……何裕民教授经手治疗的最年轻的胰腺癌患者16岁、卵巢癌患者14岁、晚期肝癌患者初中刚刚毕业……至于更年轻的一些儿童常见癌症,则不在此列,因为这些属于儿童本身就容易患的,而上述这些情况,着实有点例外。
因此,癌症患者年轻化问题,是近年来反复被提及的事。每当有年轻人得了癌症,人们就会关注是否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生癌。
(二)权威研究提示:伴随着年龄,有升有降,情况不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简单罗列一组数据:2020年,世界顶尖医学杂志、英国的《柳叶刀》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给出了一项关于2012年全球20~39岁的年轻人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研究数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共约100万年轻人身患肿瘤,其中男性342721名,女性632675名,男女比例约1:2。按照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则年轻患者每年癌症总体发生率为43.3/10万。而据中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2000年,20~39岁的年轻人每10万人约39人罹患癌症,到了2013年该数字变成了每10万人约70人罹患癌症,这意味着,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遭遇癌症的中国年轻人群体在急剧膨胀,发病率增长了将近2倍。
从已有的数据来看,得癌症的年轻人确实不少。其中,有些癌种发病率增加很明显,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这类与现代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癌症,不仅数量明显增加,发病年龄也越来越提前。尤其是女性乳腺癌,在相同年龄阶段,不同年份出生的女性,其罹患乳腺癌风险是持续升高的。60后出生的要比50后的风险高,70后的比60后的风险高,80后的比70后的风险高,90后的比80后的风险高。早在2004年,何裕民教授也发现在中国深圳等地有“乳腺癌30岁现象!”[8]不过,并不是所有癌都有年轻化趋势。比如,肝癌“年轻化”倾向就不明显。从2000年开始,50岁以下人群的肝癌发病率其实已经开始下降,而70岁以上的比例增加了。这背后自然涉及诸多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乙肝疫苗的普及。中国肝癌患者中70%左右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会大幅提高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从20世纪90年*开代**始,中国新生儿开始广泛接种乙肝疫苗,儿童感染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很多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逃离了肝癌。可以期待,肝癌发病率还会继续下降。
所谓癌症年轻化,体现在癌症的发病年龄、中位数年龄[9]的提前,以及年轻人发病率的上升。从目前的统计结论看,年轻人的发病率上升已得到证实,但前两项则仍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得出最终结论。而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趋于老龄化,癌症这个“老年病”在老年群体中来势更为凶猛。所以,无论是中位数年龄还是平均年龄都有被拉高的可能,故无法反映真实的癌症发病年龄变化趋势。
癌症患者的“年轻化”问题,就中国整个肿瘤发病率来说,的确是存在的,且比较严重。其中,尤其以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脑瘤等年轻化更为典型,上升趋势更明显。但与此同时,有些癌种则是下降,如肝癌、宫颈癌、阴道癌等。虽升降原因不一,但如果每一位国人不善于自我防范,癌症离你并不遥远,且无论你年轻,还是年老!
第二节 与癌共舞,需要智慧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及社会生活诸多剧烈变迁,可以预料,与癌相伴是必然趋势。对我们所有人(包括医师在内)都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癌症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将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慢性病,几乎谁都难以避免。
至少,有一半左右的人一生中会在某个时候和它贴身打“交道”。
一、与慢性病相伴,将是人类新常态
(一)老年人遭遇癌是普遍情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何裕民教授就注意到美国有医学专家报道说:在80岁左右老年人的尸体解剖中,1/4左右的老人其身体内患有恶性肿瘤,但这些老人生前都没出现与癌相关的任何症状,他们死于其他疾病或原因。换句话说,老年人的体内,出现癌症或癌变等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有美国专家根据现在的癌症发病学数据及其趋势,结合期望寿命推算认定:在美国,如果人均期望寿命活到90岁(现为77岁),若是男性,这辈子患癌的概率是44.29%,最终死于癌症的可能性为23.2%;如果是女性,终生患癌的概率则为37.76%,死于癌症的可能性为19.58%。前述的英国研究结果是最近两年做的,更新了这一数据,男女平均约对半(男性54%,女性48%)会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多数是上了年纪时)被癌魔盯上。
世纪之交前后归国学者黄又彭教授通过对人体解剖后分析认为:当人均寿命达到100~120岁时,每个人体内将出现3~4个肿瘤组织。考虑到许多高龄老人都可能有隐匿的、无症状的体内肿瘤存在,故他倡导“100%老人有癌说”,在我们看来,这并非是无稽之谈!
(二)“你不碰到它反而是怪事”
其实,癌症离你我并不遥远,今天发生在你探视的对象身上,明天很可能就是你自己被癌症“盯上”了!人们常说,到一定年龄,每个人身体里都存有癌细胞;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四成以上的概率因患癌“被知觉”了而苦恼。换句话说:谁都难免会在某个时候“遭遇”它。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血液肿瘤专家格里夫斯(M.Greaves)甚至认为“你不碰到它反而是怪事”!近年来因从事全球癌症研究及治疗史而走红的印度裔美国肿瘤专家穆克吉(S.Mukherjee)曾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明确指出:“很可能,癌症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常态,我们注定最终走向致命的结局。的确,随着在一些国家受癌症影响的人口比例无情地从1/4增长到1/3,再增长到1/2时,癌症无疑将成为无法避免的‘新常态’。于是,问题不再是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会遇到这种永恒的疾病,而是我们何时会遇到它。”
二、癌症是慢性病:学会合理应对才是关键
2002年,我们提出了“癌症是种慢性病”的新概念。2006年底,WHO在一份文件中表达了“面对慢性病:癌症”之意。现在“癌症只是慢性病”的新概念已广为人知,大众坦然接受了。
(一)癌症的常规应对方式需要检讨
癌症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复杂渐进的慢性过程,它通常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累积的结果。而且,很多情况下其进程呈现为“钟摆样”效应,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某种“可逆”性。再者,致癌不仅有已明确的诸如基因缺陷、内外致癌物诱发等生物、理化因素等,同时,还与社会、心理、人文、生活方式等因素休戚相关,这些因素都对癌症的发生发展起着或多或少不可忽略的作用,特别是精神心理状态及持续难以化解的压力等。
得了癌症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赶紧治”“赶紧托人,住院开刀”,而且治疗力求彻底,不留后患。这看似合理,长期效果却未必理想。很多时候,人们越想彻底战胜癌症,越是积极攻克癌症,很可能死得越快。
何裕民教授在《抗癌力》(2016年)一书中列举了中部某省先后两位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同样得肺腺癌,都曾经嗜烟,却因治疗态度不同,结局完全不一样的例子[10]。其实,类似情况天天重复着,只不过人们已熟视无睹了!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何以同样治癌,结局迥异?人类应对癌症的主要目标究竟该是什么?是杀死癌细胞,消灭癌症吗?还是其他?
(二)癌症防治有“U”形特征
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中,何裕民教授归纳过这样一个现象。认为癌症患者的“死亡现象”有倒“U”字形特征[11]:地位高、钱多、资源多的,死得快(因为有太多的资源/条件让他们拼命地争取各种治疗);地位低、没法治疗的,也容易死(因为缺乏必需的医疗条件及资源);中间一段的患者,不太容易死(准确地说,生存时间相对较长)。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接受必需的治疗,但没有太多的资源和条件让他们拼命进行各种治疗,所以,常可较长期地存活着。这个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换句话说:癌症治疗的高投入,未必能有高产出!
比如,在我们诊治的患者中,温州地区的患者疗效往往不佳,一个重要原因是温州人普遍比较有钱,而且舍得花钱,不够理性。但从治疗结果分析,却未必是最好的,有时花再多的钱,却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如果医师和本人的治疗观出现了偏差,那么治疗路径也容易出错,结果往往是花钱越多,错得越离谱,治疗效果也就可能适得其反了。
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中,何裕民教授列举了温州某企业家只是简单的早期肠癌,误以为钱能买来健康,8个月用了200万元,结果多脏器衰竭,冤死于非命!这类现象并非罕见。鉴此,产生了临床一个悖论事实:癌症领域钱多的、有权的且资源多的,往往死得更快!
癌症患者病情往往比较错综复杂,尤其是中晚期,靠一两种方法常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时候,多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整合,就成了科学的对策和必需的选择。面对癌症侵袭时,学会合理应对才是关键!
(三)先想明白:抗癌究竟是为了什么
其实,对于这类问题,也许现实世界的人们过于忙碌了,无暇思考!
鉴此,何裕民教授写下了《大病之后才明白》(2015年)[12],引起了颇大反响!对于忙忙碌碌的中国人,的确需要思考这类哲理性命题!
很明显:追求活着,先活下去!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享受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要活着。至于活着的同时,是否存在癌症等健康威胁问题,却因人而大异!很多情况下,即使被癌症盯上了,也可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期望值,先把许多关键问题思考通透!因为癌症属于慢性病范畴,不一定需要刻意追求治愈它(有时,想彻底治愈它并不现实),谁还能够确保自己身体里没有任何蜕变了的癌细胞?追求太理想化的“无癌生活”,多数时候不仅不可能,且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结果更糟糕。何裕民教授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家四口都生了肺癌,完全不同的结局——老爸是军人出身,生活比较随意,也不恐惧,拒绝过度治疗,他患的是最凶险的小细胞肺癌,有长期抽烟史,却活得最长,活了近10年,过80岁后才死于感染;其妻子从不碰烟,胆小谨慎,一听说自己患了肺癌(其实是最普通的肺腺癌),却活活吓瘫了,在床上静静躺着,不吃不喝,拒绝治疗而在确诊一个多月就死了;女儿也是肺腺癌,不抽烟,一度四五年间控制良好,母亲死了,伤心加恐惧,半年余也走了!儿子抽烟,患的肺腺癌,活了七年多(当时还没有靶向药物等),最后脑转移而死……活生生的差异,更是典型教案!这类案例,不胜枚举!所以,面对癌症,要学会合理应对,活着,才是人们最要追求的目的!
尽管目前许多癌症依然治疗效果较差,但随着新药、新疗法的不断涌现,癌症治疗效果将不断提高,5年生存率也将不断刷新。可以这样说,第一时间确诊以后,适度选择,借助合理且综合的治疗,就是各种方法科学有序地综合在一起,绝大多数新发现的患者都可以很好地活过5年、10年、15年,甚至终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癌症并不难治,癌症问题,不像以前那样,让人谈之色变。癌症已然成为一种慢性病,已变得不那么可怕!而且,医学每天都在快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癌症一定能成为可治愈之病,至少是个可以从容应对的疾病!
三、知晓“惰性癌”新概念
(一)查出来的癌,不少并不致命
随着认知的深化,人们发现原来癌症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内在错综复杂,应该对其进一步细分的。近年来,这一呼声越来越强烈。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对淋巴瘤的观察中注意到有些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临床进展缓慢,遂区分出惰性及侵袭性的,所谓“惰性”(indolent)的,是指生长非常缓慢的;而“侵袭性”的,是指在变化之中,不断快速生长的。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接受这一看法。发现在许多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中,都存在着不同类型,包括进展缓慢、很少引起临床症状甚至不影响生存的亚型等。对于这类癌,遂命名为惰性癌(indolentcancer)。
2019年,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将肺腺癌分为3组:惰性组(indolent)、中等预后(intermediate)与较差预后(poor),相对应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79%、58%。这一分组呼应了上述说法。
(二)对惰性癌积极医疗干预,似属不妥
有鉴于此,面对癌,人们首先需学会鉴别“惰性”与否。何裕民教授及其助手应邀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的《肿瘤惰性病变与医学干预》一文,对此做出了进一步阐述[13],引起广泛关注。本书后面章节中还将有所涉及,并展开讨论。
四、应对癌:除高科技外,有时智慧更重要
上述探讨得出了一些明确结论:今天,面对社会变迁及不断增多的癌症侵扰,或许人人都将遭遇癌;与癌共舞,将成为人类现实生活新常态;而当今抗击癌的方法、手段、药物等,多如牛毛,可谓是进展无限,却最终效果一般般!至少,对每个患癌个体来说,都希望成功走出来,但现实是或然的,很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因此,对诸多方法技术能否长袖善舞,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并非简单之事!常须依赖科学技术之外的哲思及智慧等。简而言之,应对癌,不仅需要高科技,更需要智慧之光!这就是本书将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外科院士倡导借“孙子兵法”以治癌
其实,国内肿瘤临床大师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曾多次与何裕民教授同台传播中西医抗癌科普的医界前辈,外科泰斗汤钊猷院士,耄耋之年写下几本这方面的专著:第一本(2011年)《消灭与改造并举》[14],重点探究对肝癌治疗的智慧,强调不仅要消灭它,更重要的是改造它,倡导“(对于肝癌)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接着,2014年他又写下了《中国式抗癌》[15],副标题即“孙子兵法中的智慧”,提倡参佐孙子兵法以抗癌,且系统地作出阐述。2018年,他又借毛*东泽**智慧指导肿瘤治疗,写下《控癌战,而非抗癌战》一书[16],副标题是“《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这些,体现了他的大智大慧,且满溢着传统智慧,如孙子兵法、毛*东泽**持久战思想等。他不是空谈家,而是一位有着60多年临床手术经验的外科院士;动了几十年手术,却反思认为手术虽有时能提高临床疗效,但也会异化而导致癌恶性程度增加,故强调需借助智慧,各种具体治法方药仅仅是在智慧指导下的应用而已。这充分折射出一位杰出临床大师的远见卓识。
汤钊猷院士关于癌症治疗的论著洋洋洒洒,不下千万字,一篇小文难免挂一漏万,也无力体现。其实,汤钊猷院士的观点集中到一点:防范癌症,除了科学技术外,智慧(包括抗击癌症的策略技巧及生活智慧等)有时更重要。各位读者应找来细细阅读,轻松有趣,定会开卷有益。在此,不作赘述。
(二)对高龄癌症老人来说:治癌更需要智慧
上述阐述可能还会让人有些不解,我们想陈述一个案例,折射智慧的重要性。
有一位九旬老太,很乐观,好吃肉,很少生病,家庭条件颇佳,子女孝顺。因其先生死于前列腺癌,子女觉得应该让妈妈也查一查,结果发现一项与癌相关的指标(CA19-9)偏高,几天后复查,更高。子女就忙开了,到处请教,又是B超,又是CT、磁共振,还是没法明确。当时咨询我的意见,我考虑胆道炎症可能性大,说90岁了,你妈红光满面的,什么都好,你们就放放手,让老人舒适些。部分子女听从了,但有一位特较真的子女,不依不饶,认为一定要查出来,才能让妈活得更好。结果又去做PET/CT, PET/CT需要注射放射*药性**水,有点反应。查完后老人就不舒服,手脚也不麻利了,在家摔了一跤,再加上子女叮嘱,不能放开吃肉了……就此,老人一蹶不振,原本非常快乐的人,变得沉默寡言了,两周后送医院,也没有查出什么,还是CA19-9偏高,但不到一个月,老太走了。
老太走后子女心不甘,来咨询我何以如此!我只能说“过犹不及”。你们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糟糕的。就你妈当时情况,别干涉,放放手,让她优哉游哉,也许再活个三五年,甚至度过百岁都不成问题。这里,不是科技能力及孝心与否,而是智慧问题,是对人性需要有更通透认识的哲思等问题。
作为鲜明的对照,何裕民教授经常提起一案例[17]:
一个93岁的上海乐姓老太,知书达理,很有文化(这年龄很有文化教养者很少),一个儿子是免疫学院士。她因右下腹疼痛,查出CA19-9很高,被确诊为肠癌(升结肠癌)。她自己想得很开,并无特别不适,儿子又懂医,故全家认识统一,不到万不得已不大动干戈,毕竟93岁高龄了。然后就借中医药改善症状。开始老太中医药吃得很认真,因为右下腹时有隐痛。不久,大便通畅,已无不适。老太乐滋滋的,也不当回事了,提出要求,有点苦涩的中医药能少吃点吗!当然我们同意了。几年后,她越活越滋润,接近百岁时,她提出目标,要活过宋美龄(107岁)。结果,该老太真的兑现了。
如果第一时间拼命查,美其名曰“查清楚”,然后紧接着高科技的手术、放化疗等,该老太能活这么长吗?也许,拖一年都很难!因此,对高龄老人来说,更需要智慧。悠着点,未尝不是最好的对策!
鉴此,何裕民教授除写了《大病之后才明白》,还著有《生了癌,怎么办》《从“心”治癌》《抗癌力》等,都是尝试回答这类问题的,可以一并参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