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每日公事，共同任务
克伦威尔的权力不断上升，以至于他现在对他的君主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一届）枢机大主教。如今，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西班牙大使尤斯塔斯·查普 伦敦 写给查尔斯五世.1535'
托马斯·克伦威尔不可避免地成为亨利在朝廷中为制造宏伟蓝图的肱骨大臣。克伦威尔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新主人对与罗马就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无休止的谈判感到沮丧和愤慨。而且不幸的是，国王也非常需要钱。在亨利长期统治期间，这两个问题——满足自己心中的欲望和一个令人不安的空虚的财库 ——总是会触发无法控制的愤怒或暴躁。对下议院神职人员和基督教会的反感越来越大，国王虽然保护和培育了他们，但他们却忠实地反映了对君主不满，并且爆发出对教会权力、财富和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担忧。这些是克伦威尔最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利益非常敏感的特长 ——但他知道自己是在危险的水域游泳，因为既要对君主保持虔诚又要忍受他的不确定的脾气。
沃尔西死后，诺福克和萨福克都渴望占有富裕的地方，并且在根源和细微末节上对这些地方进行改革以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教会的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变化只是挑战的一个方面：其他有影响力的声音试图彻底改变信仰和教义。正被宠的安妮·博林（Henan Boleyn）给亨利一本自己做了注释的*亡流**路德教改革家威廉·廷代尔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所写的《服从的基督教徒》，2这是1528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有争议的书，基于书中第四条诫命 ——“尊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坚定地宣称君主的特权和义务以及他不可剥夺的绝对权力，因为在路德教会中，父权是社会所有权力的典范。4无论谁反对国王，廷代尔严肃地写道：“抗拒神，而又享受着神的庇佑，那么抗拒的人将受到诅咒。”他告诉读者，即使一个主权国家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暴君”，那也是上帝带给你的大好处，为此你应该更加感谢上帝”5。此外，一个国王“可能基于他的欲望无论所做事情的对错，但他只需对上帝负责，只有信仰才能在任何都铎君主的心中发出欢乐的和弦。”亨利狼吞虎咽地看完这本书，意犹未尽地合上封面，极其满意地评价道，“这本书是给我和所有的国王读的”。6没有哪个作者能有希望得到比这个更加恭维的评论或慷慨的认可的了。
安妮也可能给他提供了争议性的小册子《乞丐的祈祷（A Supplication for the Beggars）》，这也是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西蒙·菲什（Simon Fish）在1528年写的。隐藏在这种抨击中的是他的无理要求，即神职人员应该花钱去满足穷人的需要，而不是用别人的公开虔诚的收入来弥补。他还说，更重要的是，已经在亨利的王国内建立起来了的独立的特权，现在危险地侵犯了王室的权威。菲什怂恿国王把这些“数量可观、伪善和假冒圣物”的财富收入囊中。“空闲的乞丐和流浪汉......通过撒旦的操作和恩惠，现在在你眼前增加的，不仅是大量的财富，而且是再造一个王国。”7显然，他不是一个矫揉做作的律师。
克伦威尔已经读过这两篇作品，8并且描绘了书中的观点对教会和牧师的影响方式。在他职业生涯的现阶段他制订了多少改革新教徒的信仰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有待猜测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一定知道安妮·博林的宗教立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与这位朝廷上的新星相得益彰。
讽刺的是，廷代尔因为他华而不实、一本正经而被撤职，他坚持反对亨利离婚，对于这样一个亨利如此上心的问题的态度竟然是反对。在1531年，他向温彻斯特大臣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提出了雄辩的辩论，反对挑战教会的权威，并通过克伦威尔在安特卫普的朋友斯蒂芬·沃恩（Stephen Vaughan）向亨利发送了一份副本，以供他批准。但国王显然不满意。他发现廷代尔的“《答复托马斯·莫尔爵士（Answer Unto Sir Thomas More）》”充满了煽动*谤诽**的谎言和幻想的意见，并认为作者的唯一目的是“只是*引勾**、欺骗和扰乱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国民整体”。但亨利后来没有成功地寻求将廷代尔从异端的低地国家引渡回来。
克伦威尔担心，他和沃恩可能被视为支持廷代尔，当时莫尔（More）和一些主教受到惨烈的*害迫**——实际上是在英国焚烧异教徒。他的通往财富和名声的道路会被这个热心的路德教会（Lutheran）徒而突然缩短了吗？他警告说，亨利应该很快意识到沃恩是“一个真正忠诚和听话的人，不以任何方式对廷代尔进行赞赏或喜爱，也不以任何方式对待他的作品，而是完全谴责和憎恶”——否则他会“被上帝所愤慨，不满你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
早在1529年11月，在沃尔西垮台之后，下议院向亨利递交了一份*愿请**书，要求主教宣布：通过“神与圣教会的法律”来决定是否应该由神职人员长期获得交易利润、租赁土地的租金或享受不止一个福利。9罗彻斯特保守的主教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痛苦地说，下议院已经因为议会议员叫喊“*倒打**教会”所震撼，他威胁地暗示“缺乏信心”。10不知道克伦威尔是否参加了这场反教权主义的行动，但是*愿请**书却导致了三项议会法案的出台，其中一项法令规定，对多元主义的牧师——同一位牧师有不止一个教区—— 不能再适用。克伦威尔可能是担任了立法草案委员会的成员。对英国梵蒂冈当权的第一次打击已经落在了教会的身上。在这些热烈的下议院辩论中讨论的许多指责和想法被克伦威尔保留下来，以备将来用作即将来临的教会和王权之间对抗的*药弹**。
反对教会的政治对抗越来越多。1530年9月29日即米迦勒节（Michaelmas），国王理事会根据“普鲁蒙特规约（the Statute of Praemunire）”起诉了15名牧师（包括8名主教和3名修道院院长），声称他们支持了这个地区的教王权力合法性。12当然，这不仅仅是国家的勒索，亨利也恶意和贪婪地利用了他的议员之间显性的反教权主义。肯定会有疑问的是，国王是否会无情地坚持这个罪名到底：因为这个案件直到第二年1月才能正式呈交国王，克伦威尔10月21日向沃尔西保证：高级神职人员不得出现在赞美诗中。还有另一种方法13 ——有一个份声明强烈地表明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然而，枢密院的起诉书匆匆忙忙送达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时，在威斯敏斯特14王宫的法院出庭以前，他们将在1531年1月24日及时召开坎特伯雷大会，慷慨地向亨利提供了10万英镑（按2006年货币价值3400万英镑）的巨额款项，“成为他们的好主子”，并赦免他们所有的罪名。15作为回报，要求神职人员可以为他们的尊严和潮流采取新的风格。现在，“他不仅是英国国王，信仰守护者”，也是“英国教会的保护者和至高无上的唯一领袖。”16
神职人员谦虚地回应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酋长”，但是含糊其辞地加上“根据上帝的律法允许”的话。17虽然他们试图面对国王的要求，但最终给了他一个称谓，许多教会将来会对此感到遗憾。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利益就摆在眼前，没有不抓住的道理，他们迅速地得到了王室的赦免。国王的国库里有了他急需的资金，已经距离与罗马决裂的那一步更近了。此外，亨利政府也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意识到教堂为了避免动荡到底能拿得出多少现金来交易，第二，神职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会屈服于政治压力。这些重要性的结论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包括克伦威尔和国王本人。
到目前为止，这个新议员渗透到都铎政府的各个主要部门，克伦威尔主要涉及亨利复杂的财务和法律事务，虽然他谨慎地保持了自己的法律和商业业务。他被迅速被认定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以依靠他去完成任务，或者为那些暂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人提供资金。沃尔西的混蛋儿子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在1532年10月20日向克伦威尔写了一封乞求信，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帮助之上：“您现在已处于.……我和您所有的朋友都渴望的位置，您已经有这份尊严可以随时为他们服务。如果您关心我，让送信人给我带来一大笔钱，您会对我施以恩惠的。请立即给我100英镑。”18
一些朝廷中强有力的人——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哈勒斯（Christopher Hales）爵士、掌马官尼古拉斯·卡洛（Nicholas Carew）爵士和克伦威尔的老朋友副宫廷大臣约翰·盖奇爵士，属于那些犹豫不决地敲门寻求帮助的人之一。在为皇廷服务的众多工作中，克伦威尔负责法律诉讼，并裁定被告知的囚犯的命运：生或者死、监禁或者自由。
他还监督了威斯敏斯特新宫殿的这项皇家建筑工程，以及伦敦塔的修缮，还有加来和爱尔兰的防御工事，19甚至为在温莎建造亨利的假定坟墓付出了“劳动和费用”20。在1532年，因为他对沃尔西早期基金会的专业知识，又被重新定位为“牛津大学国王亨利八世学院”21的土地接收总干事。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有才华和勤劳的皇家官僚的共同任务。
克伦威尔显然看到他担任的各种职责有时非常方便。1532年11月，他写信给位于萨福克圣埃德蒙埋（Bury St Edmund）繁荣的本尼迪克（Benedicts）修道院的院长，寻求租赁一个属于自己的物业，因为它方便地靠近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国王的宫殿汉斯顿（Hunsdon）宫，“我非常希望在埃塞克斯（Essex）有一些物业，只要你的哈洛伯里（Harlowbury）的牧师住所能尽快出租，我愿意立即请求你，把哈洛伯里农场给我一个六十年租期，并且相同的......租金......已经很早就习惯了[被支付]。”他进一步毫无知耻地为达成他的租赁做说辞：“这样做，你将我绑在你身上，...这样可以通过我小小的力量，给你们的修道院[提供]可能会有的利益。你内心有什么想法，应该专心做些什么，我希望你写信让这位送信人也就是我的仆人带给我。”22
然而在这里，即使他已经同意哈洛伯里当前的租赁条款，即我们所知的“马利亚和他的妻子”条款，克伦威尔暗示的贿赂是不成功的。他在威尔敏斯特大厦和塔楼为国王工作中写的另一个更吓人的信中，抗议住在萨福克（Suffolk ）的石匠和木匠的住所可能冒犯了修道士的尊严。23
亨利精明地意识到，克伦威尔对王权的最大直接价值在于他操纵议会事务。他有起草新法律方面的技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立法者的工作经历，对于在下议院实现有争议的业务延长的议程变得至关重要，而且他有能力选择适当可行的候选人填补空缺。24到1531年6月，人们普遍认为，“克伦威尔在国会大厦里提出的议案没有人能否决”。这一说法在当年十月份完全得到证实，当时国王指示“真正可靠的议员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他的博学的法律顾问，并且[不拖延地]被执行圣米迦勒条款（term of St Michael）。”25
克伦威尔采取的措施涉及到各种领域的问题，从平庸的行政开始——在南安普敦进口弓箭材料和反对国王的 应收帐款的条目——直到颁布全新的法令。有两项条例法案获得通过——第一条涵盖经由荷兰进口葡萄酒的关税，第二条管控裁缝师委员会的工作。26 但是，有两项提案的立法没有看到一点曙光：“叛国罪加强”法案鼓励忠实的告密者反对叛徒，另一项则是管理主教收入的分配。
一年后，在1532年，克伦威尔开始完全掌握皇家办公室和人事任命，其中绝大多数在他八年多的掌权期间严重停摆，尽管其他领域的国王服务有所进步。在新年期间，他向亨利呈递了一个“红宝石戒指”和一个“印有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孩子们画像的盒子”，27他的主人给了他一个高脚杯小礼物。
现在克伦威尔似乎有了更多的亨利的恩典和善意表达。克伦威尔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行动，4月14日继已经死去的伦敦金匠罗伯特·阿马达斯（Robert Amadas）之后被授予国王宝石的管理权，28每年的薪水为50英镑。7月16日，接踵而至的是*法大**官法庭的书记员（Hanaper）的任命，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的名字来自古英文单词“中古时期的高脚杯（hanap）”，29一个柳条篮（和野餐篮具有相同的词源），负责收集令状和其他法律文件。书记员由起诉人支付费用，以确保他们的利益，章程和执照都加盖了“大御玺”印以证明其合法性，这些工作产生额外的年薪在30至60英镑之间。克伦威尔显然没有经过计算，因为每天他的特别津贴是1s.6d，可能是因为这个工作是由底层雇员完成的。30一些交易被特别排除在费用之外：1532年9月国王发布手令命令克伦威尔转交安妮·博林她的彭布罗克侯爵的专有权利，可以“不对我们罚款或使用自己的印章”。31
这些任命是因为克伦威尔针对神职人员反感议会而进行娴熟的分级管理而做出的奖励。下议院在1532年3月提出的“反对普通的诉求”的*愿请**书，32可能是克林威尔在提出辩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编撰和写下来的，主要是反对主教。1529年的投诉抗议行为现在重演，因为议员对越来越多的异端审判感到不安，引起了新的抗议活动。33同一时期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写道：“因为法官要传唤人，给人安置罪状，说他们被指控和指控的案卷，下议院[发现]非常可怕和严重，因为当事人不是放弃就是被烧死，因此他可能没有经过任何的洗礼。”34
克伦威尔代表他的主人引导了一股力量对教会权威做出最新攻击，回应西蒙·菲什的思想，称自己追求对英国“一体政治”的宏伟目标。35 1532年5月15日，教会的会议终于达成一致，如果没有国王的充分同意，他们没有王室的命令不会*会集**，也不会颁布新的教会（或教规）法律。最后，所有现有的教会法律将在国王主持下由三十二个强大的委员会审查，其中一半是外行人。第二天，托马斯·莫尔爵士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法大**官的职务，将英国的大印章放在一个白色皮包里。实际上，如很多怀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他的离开是一个心里良知的问题。
在1533年，克伦威尔确定了作为英国改革基石的一个重要的立法，。即“禁止上诉规约（The Statute in Restraint of Appeals）”，它禁止任何形式的向教皇上诉的行为，36违者将处以蔑视王权罪论处，并使亨利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宗教事务的最终法定裁定者。克伦威尔的法令序言强烈地宣布：英国就是一个帝国……由一位最高首领和国王统治，拥有同样的皇家冠冕的尊严和财富，对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人构成的政治体，按照条款和时间观的不同划分开来，是有限的，在神旁边就是自然和谦卑的服从。”“一个帝国”就是“皇帝的王权”——这些令人振奋的宏伟的话形成了独裁者自己紧迫的政治和宗教宣言。这些法案还赐予了亨利所寻求的一切：崇高的精神、对英格兰王位的荣誉、以及他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认知地位。最重要的是，该法案认定教皇超越其权威是一种罪行。
除了宗教和政治嘈杂的战场之外，如果您遇到与国王行政当局有任何问题，克伦威尔仍然是可以咨询的人。亨利的首席秘书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于1531年被任命为温彻斯特主教，并于未来几年成为克伦威尔最强大和最狡猾的敌人之一。1532年6月，他向克伦威尔抱怨，他新的教区向国王付出太多的代价：
真的是，我会很乐意付出代价，所以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的结局如何只取决于你。总而言之，我祈祷你能记得，如果福克斯（Fox）主教的盘点是真的，那么我比他的收入要少一点，温彻斯特的主教职位年薪为1300英镑，而他的死的时候的收入是他应该值得的两倍。
我祈求你是好主人，克伦威尔，最终能决定我的收入的只有你，因为我们一样地满足国王的快乐，不应该只是我来付出努力！
你亲密而真诚的朋友斯蒂芬·温顿（STEPHEN WINTON）（写于温彻斯特）
在两个月内，加德纳再次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他最近的呼吁表明克伦威尔律师现在的职责已经扩展到外交事务当中：“我寄给你们......与法国签署的一项委托签署的文书正准备密封。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一定帮助我，否则我恐怕会被撤职。我也请求你要把文书送达给奥利弗博士（Dr Oliver）或出席星期天奥利弗博士的宣誓仪式，在仪式上国王作为公证人。”38此外，克伦威尔曾于1532年10月出席了亨利与法国弗朗西斯一世（Boulogne I）共15次快速而辉煌的见面，并获得了两位君主的高度赞赏。这是克伦威尔离开英格兰海岸的少数几次为王室服务：他更倾向于永远保持处于权力的核心。
于此同时，最终解决亨利的“大事情”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两千多名随行人员陪同下，安妮·博林与国王来到法国，在她的宠爱者几个月的努力下，她于1533年1月中旬终于发现怀孕了好些日子了。处于再一次就要当爸爸的兴奋之中，亨利不能再容忍对他的上一场婚姻的离婚还处于外交拖延之中，或者是想进一步实现他的个*欲人**望。他于1月25日在威尔敏斯特新宫殿的霍尔拜恩门（Holbein Gate）的高级房间内秘密结婚，这一仪式可能是由他的一位牧师罗兰·李（Rowland Lee）主持的。
国王不可逆转地与教皇和基督教背道而驰，现在就看克伦威尔建立起的法律手段是否能让他脱离罗马教皇的约束，使他的离婚完全取决于他在英国教会的权威。
一名新的拥护者已经抵达来保卫亨利：那就是托马斯·克兰莫（Thomas Cranmo），在去年八月份填补威廉·沃汉（William Warham）死亡后产生的空缺而担任坎特伯雷的副主教。40他的选择可能部分地知会了克伦威尔：他完全知道克兰默长期支持在英国管辖下决定离婚案的想法。41当一个新的大主教的名字被考虑时，这些信息可能已经转交给了亨利。在罗马的克罗内特七世无知地，也许是天真地批准了这一选择，并在1533年2月21日-22日发布了必要的九道教皇诏书，允许克兰默作为英格兰大主教的献祭仪式于3月30日在威斯敏斯特圣斯蒂芬教堂继续举行。
新大主教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提出离婚的问题，并于4月11日从他位于伦敦的宫殿由威斯敏斯特越过泰晤士河给对岸的亨利写信：“很高兴地……我的英明的陛下……根据我的工作和职责进行审查，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和判断，这个伟大的事业感动着我，请给我您的崇高许可。”42亨利自然同意克兰默的请求。
不要怀疑，只有在你眼前，你才会有上帝和所说的事业的正义，而不要有任何尘世的或世俗的感情夹杂其中。因为我们最为羡慕的世界，我们所有的行为和行动都是可以接受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主的荣耀，以及为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成功和后代。43
国王还抓住这个机会强调了英国宗教权威的新现实。所以他毫不怀疑地对克兰默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工作及其权力只存在于“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的容忍之下”，而且“你受由上帝所呼召得、作为我们[强调我的]在王国内精神依赖的最主要的大臣管辖。”44
克伦威尔同时忙于起草两项新的严厉的议会法案：第一项是成立特别会议，就国王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二十四年的婚姻代理裁决，不能有上诉。关于预先判断其审议或决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障碍。皇家联盟现在被认为是“绝对的、明确的、绝对无效的”。第二个法案规定了亨利可以自由地再次结婚。
凭借律师冷静的职业习惯，克伦威尔仔细考虑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条文：凯瑟琳王后现在被称为“公主”，而英格兰王位的继承将从此完全依赖于亨利和安妮·博林的任何后代。亨利与凯瑟琳婚姻中唯一幸存的后代玛丽公主，被确定地宣告为非法。最后一刻，这些法案被放弃了，但被上诉法令所取代，45这有效地阻止了凯瑟琳将案件移交罗马。虽然如此，但是4月5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坎特伯雷会议，令人难以置信地，亨利的初婚受到神圣法律的阻碍，教皇的任何*渎亵**都不能，也不会改变这一点事实。包括约翰·费希尔主教在内的二十五个人勇敢的投票反对这种说法，他们因为反对而被迅速逮捕。46
在五月份，贝德福德郡的邓斯特派特距离凯瑟琳被流放的地方不远处建了一个精神病院，远离了伦敦暴徒中支持者的任何肆无忌惮的抗议活动。她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个由克兰默主持的法庭上，并且被迅速地认定为“蔑视法庭”——故意不服从法院的权力和管辖。1533年5月23日，国王的执行长约翰·特雷维尔威尔（John Tregonwell）迅速地向克伦威尔（Cromwell）发出了一个急件，宣布终于使这起不可逃避的离婚正式完成。
这将在中午十点钟之前告诉您，我的坎特伯雷主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作了一个判决，据此他宣布婚姻违反上帝的律法，因此高贵的国王与女士凯瑟琳离婚。
我的坎特伯雷的主人非常荣幸地在这件事上使自己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实话，每一个人（国王陛下派到这边的）都以尽可能多的努力来处理事情，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做的那样。
我们相信，在五旬节盛宴之前，国王的第二份婚姻合同应给予判决支持。47
克兰默本人当天写信给亨利，“当时有消息说，陛下您的重大事务已经得以判决，对安妮的婚姻感到高兴，因为加冕时间是如此地近在咫尺，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考察。”48法庭裁定，亨利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是一贯的非法的；他们当然不会像丈夫和妻子那样同居，现在两人都可以自由地结婚了。其中一个，当然已经有了结婚对象。
五天之后，克兰默在兰贝斯（Lambeth）确认了亨利与安妮·博林的婚姻：安排在1533年6月1日星期日圣灵降临节的加冕仪式可以正常进行。她怀孕了六个月，尽管她穿着漂亮流苏的长袍，但仍然非常明显地看得出来。十点钟，她离开了伦敦塔的套间。
她坐在在一个[马拉的]开放的轿子中，这样所有人都可能看到她......[前方]由一队骑兵开道，所有这些都是秩序井然。然后是有序的先生们，所有先生和女生们都骑着高头大马。
王后穿着一件装饰有珍贵石头的深色锦缎长袍，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串比豌豆还大、比宝石更珍贵的的珍珠项链。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冠冕状的花环，手里拿着一些花。
当她穿过伦敦街道前往威斯敏斯特宫时，她不断地将她的脸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但是，一个不妥协的目击者报导说：我认为，不到十个人用“上帝来拯救”的形式迎接了她。他们曾经这样欢迎过被玷污的女王[凯瑟琳]通过”。49当她的*行游**到达威斯敏斯特大厅时，正在那里等待的亨利把她带到怀里，问她喜欢伦敦的什么样子。她回答说：“我很喜欢这座城市，但是我看到很多把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很少说话。”
在伦敦普通民众显然不喜欢之气氛之中，安妮伴随着十三个修道院院长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托马斯·莫尔爵士引人注目地缺席了仪式。
尤斯塔斯·查普得意洋洋地报告说，“悲伤和忧郁”的伦敦人将五天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像一场葬礼。50
而凯瑟琳呢？现在是一个不情愿和充满忿恨的“王太后（Princess Dowager）”了吗？她被打发去了贝德福德（Bedfordshire）郡的安特希尔（Ampthill），并且明显地减少了佣人。7月3日亨利理事会派人来，负责确认她的新身份。他们提前准备了强而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以劝说她放弃王后的称号。51访客发现她躺在她的私人房间的床上，“因为她脚在做针灸，所以她可能不能很好地站立。并且很疼痛地咳嗽。“一旦他们开始读一个描述她的没有亨利的新生活的文件时，她愤怒地打断了，坚定地坚持说，是她塑造了王后和国王的真正的妻子这个角色。
使者向她宣告，既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没有站在国王的荣耀下，在这个王国内有两个王后，但他确实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现在已经和他结婚了并加冕了的妻子……..
国王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她不仅自己违背了他的诫命，而且还导致.....他的国民们做同样的事情。
她说，她宁愿违背他，也不违背神和她的良心，或者是她自己的灵魂。52
当克伦威尔被告知这个麻烦事的，也感到非常紧张，但他必须微笑着去面对。他干干巴巴地说，大自然给凯瑟琳伤害，使得她失去她的男人，但以她的勇气，她可以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这种情绪的表现在她身上是很少见的。
亨利并不那么同情：他命令凯瑟琳必须再次搬家，到不那么清爽的剑桥郡的巴克登塔（Buckden Towers）去住，以及只给她更少的家庭开销补贴。
与此同时，在罗马，犹豫不决的教皇终于激化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七月十一日星期五，克莱门特七世终于谴责亨利与凯瑟琳的离婚及其与安妮的重婚。在一次秘密的法庭听证会上，他威胁英国国王必须9月前将他被逐出的合法妻子迎回王宫。在法国里昂处理一些外交事务的诺福克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
亨利轻蔑地拒绝了教皇的诫命。他充满信心，很快他就会把缺乏合法的男性继承人的恐惧抛在脑后，而且都铎王朝终将得到安全。
但医生和占星家对英国王位的男性继承人的所有自信的预测都是无效的。
1533年9月7日下午3点左右，安妮王后安全地分娩了一名女婴，她在格林威治的宫殿里的房间里挂着圣乌尔苏拉（St Ursula）传奇和11000个童女的挂毯。孩子的性别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惊喜，特别是皇家夫妇，但亨利没法勇敢地面对。令人尴尬的是，一封王后发往科巴姆勋爵的预先通告的信件，原来是宣布王子的诞生。这封信必须加上“S”这个字母上才能正确地报告孩子的性别。三天大的公主当时在格林威治的维多利亚观察教会上被洗礼时，取名为伊丽莎白。
新王后没有因为生下了女儿而让民众对她的欢迎程度得到改善，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亨利的沉重惩罚。只要凯瑟琳与外界隔绝，她就构成不了一点威胁，但神职人员对国王政策的反对却开始引起真正的问题。
其中主要是伊丽莎白·巴顿（Elizabeth Barton），所谓的“肯特的圣女（Holy Maid of Kent）”。她出生于1506年，曾在该郡的奥尔丁顿的托马斯·科布斯（Thomas Cobb）家庭担任女服务生。56约1525年，她生病了，可能患有癫痫症。当然，当村民无奈地在地上的污秽和动物粪便中无助地哭泣时，她沮丧地惊呼着村民，大声的呼喊着用奇妙的圣洁谴责罪恶和犯罪。人们说这些虔诚的话已经被天使所说了。有了这样的说法，教会自然就被卷入了，坎特伯雷基督城修道院的一位有学问的修士爱德华·博金（Edward Bocking）调查了她的案子。他深信她经历了真正的宗教狂迷，并安排她进入坎特伯雷的圣墓教区内的本尼迪克特女修道院，在那里她过着很谨慎的日子。57
到1526年底她曾经在大主教瓦哈姆、费希尔主教和托马斯·莫尔爵士面前自豪地炫耀。1528年，沃尔西枢机主教接见了她，她当时警告沃尔西即将会垮台。
这些事件在迷信的十六世纪的英国并不是未知的：伊普斯维奇在同一时间有自己的圣女，在赫里福德郡的莱明斯特还有另一个不幸被揭露的冒名顶替者。
后来，伊丽莎白·巴顿被她的传教士支持者们所煽动，成为一个反对亨利离婚的无知的棋子，反对他对教会的至高无上和福音派教会的改革家的影响力的增长。她声称，一位天使出现了，并命令她告诉亨利——这位“英国的不信道的王子”—— 他现在应该修补他的方式，他应该“不要把教皇的权力或遗产从他身上扔掉，而且摧毁所有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学习。”此外，“如果他和安妮结婚，上帝的复仇就会折磨他”，他将会死亡于“小人之死”58.甚至声称，玛丽·玛格达莱妮（Mary Magdalene）在天堂写的一封信件是她预言真实性的不可逾越的证据。
所有这一切都报告给了克伦威尔，她和她的同伙59才第一次看到克伦威尔，就被逮捕并被扔进伦敦塔进行讯问。克里斯多夫·霍尔（Christopher Hole）爵士在克伦威尔的指示下在坎特伯雷拘留了四名男子，他对僧侣受到的严重*辱侮**感到震惊。他乞求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必须尽快送回宗教人士。60克伦威尔的烦恼更多，因为伊丽莎白的预言有一个危险的政治层面的意义。“如果每个这样猥亵的人都应该得到信任，这样肯定自己有上帝的启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颠覆一切英联邦和良好秩序的方式呢？”他问。61他的调查研究也表明，伊丽莎白曾与被遗弃的凯瑟琳的追随者保持煽动性的联系。他检获了700份刚刚印刷的“修女书”，并将其烧毁，以及他能找到的所有著作。这是对都铎政治审查制度和克伦威尔对印刷机和对流行易感性的威胁的担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62
在他的命令下，她和五位牧师和僧侣在1533年11月被处以叛国罪。费希尔和更多的人也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不当地向当局透露了圣母的背叛。对于亨利来说，她现在不仅仅是嘲笑宗教狂热的伊丽莎白，与有史以来的格朗德·埃克塞特爵士的对话，亨利·库特奈的第二任妻子是爱德华四世的孙子，因此是一个处于“休眠”中但仍然是危险的可能威胁到王位的人。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阴险。
11月23日，这位神秘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追随者被推到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外的保罗十字架（Paul’s Cross）上的一座绞刑台上，被汉普郡温彻斯特北海门外的海德本笃会修道院居民约翰·萨尔科特（John Salcot）大声训斥。63他谴责她是一个愚蠢的*女妓**，他的忏悔者博金（Bocking）被愚蠢地误导，并把观众挤进了一个嘲笑和被嘲笑的热切话题。64她计划的公开*辱侮**的宣传内容摧毁了托马斯·克伦威尔雄辩的文章。萨尔库托（Salcot）还传播了伊丽莎白和她的牧师之间猥亵淫乱的言论。
克伦威尔同时收集了克赖斯特彻奇修道院院长托马斯·戈德韦尔（Christchurch Priory）以及他的修道士们的证据，他们渴望远离“神圣的女仆（Holy Maid）”和博肯（Bocking）。作为忏悔者，修道士们给国王写了一封信，
如此恶心，如此恶心，令陛下您如此不高兴，以至于我们不敢张开我们的嘴唇，为他祈祷或恳求您的恩典，但如果可以请陛下以亲切的仁慈和自然的善良，对他来说，恩典应该有放大一千倍以上的荣耀，为您赞美、爱和祷告。
谁的温情、激情的热情和恶意的盲目感情，即将到来，让......停止、阻止和诋毁陛下合法的婚姻。65
克伦威尔委任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审查，她在无情的质疑下崩溃了，承认“她所说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想象力而设计的，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利用她的心态，得到世俗的赞美”。克兰默称他们为恶作剧的......“愿景”，包含“非常危险的煽动叛乱和叛国罪”66
简而言之，克伦威尔对于如何去应对她是一件困扰着他的事情。他的“追忆”或自己记录的笔记称：为了知道国王将如何处置修女和她的同伙，“她所说的尴尬的问题是她只是说出奸诈的话，而不是犯下了叛国的行为。这使得根据法律成功起诉的机会比较小。”克伦威尔转而转向议会，以确保他那不幸的囚犯被判处死刑。伊丽莎白·巴顿和其他五人67在1534年2月21日向上议院提交审判时，被判为严重的叛国罪。一个月后68王室批复了同意书，并于四月二十五日在泰伯恩刑场执行绞刑。在绞刑台上，“圣女”忠贞地宣告：
我不仅导致我自己的死亡，虽然对我而言是理所应得了，而且牵连所有那些与我一起受苦的人，导致他们的死亡。唉! 我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穷人，但祭司对我的赞美，转过头来想一想，我可以说出任何进入我脑海的东西。我因为他们的赞美而自我膨胀，与自己一起陷入了一种骄傲和愚蠢的幻想之中……现在我向神呼求，恳求国王的赦免。69
她最后的话可能是为她写的。她被允许执行绞刑，但其他人是砍头。在伦敦大桥和城市的四个大门分别行刑。她们已经成为英国改革的第一个真正的受害者。
二月二十七日，克伦威尔试图说服费希尔，寻求国王赦免他的罪名，以前曾经用了主教抱怨的“沉重的言语和可怕的威胁”。70克伦威尔告诉他：
如果你已经......看清楚了她的真相和她的本来面目，你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你不会满足于人们对她的神往状态和诋毁的杂音 [谣言] 虚荣的声音，但像一个明智的、谨慎的和考虑周到的高级教士那样，你会审查这样悲伤和可信的人，如当时她的出神状态。.
当然大人，如果审判，请你自己坦白......除了反对你的证人外，还足以谴责你。
如果你恳求国王的恩典，希望国王成为你亲爱的主人，并且将你的疏忽\监督和违法行为坦白出来，我敢担保陛下应该会亲切地接受你，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过去的事情都可以被遗忘和原谅。71
费希尔老了，经常生病，但腰还没有驼，但逃脱了300英镑的罚款。对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指控，在他把尼姑当作一个“猥亵和恶魔的女人”和“那个愚蠢的女人”之后就被放弃了。他写信给克伦威尔：“我的可怜的心被刺穿了，因为陛下应该认为我有罪的想法。我承认我确实相信尼姑是受到启发，但是我把每一个叛国罪的想法都抛弃了。”72
麻烦的和政治上不正确的预言似乎占据了克伦威尔这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沃里克郡牧师拉尔夫·温顿（Ralph Wendon）预测说，“有个王后将会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强烈希望这可能是“淫荡而行为放荡的安妮王后”。73克伦威尔的前任亨利宝石之家的掌管者的遗孀阿马达斯（Amadas）夫人预言说，这位国王被上帝自己的嘴诅咒，将被放逐到他的领土之外，在1534年盛夏之前，苏格兰*队军**将被征服。74她声称有一个生活在一个岛上的神秘的僧侣，他将召集平民和地主们像开“和平议会”那样坐到伦敦塔来。这位令人烦恼的寡妇还指称，国王指使人“把她弄成一个*女妓**”，并试图将她引诱到威廉·康普顿（William Compton）爵士的房子里，亨利计划*引勾**她。75可怜的阿马达斯夫人——她显然是生气的。
克伦威尔仍然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立法，一些直接关系到至高无上的王权，其余的则略为不那么紧迫。其中后一类是1533年的“鸡奸法”76，这是针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同性恋者的第一项刑法。现有的针对异性性犯罪的形式只有强奸和通奸。新法案规定了死刑，适用于任何人犯有与人类或野兽犯下的令人憎恶（*交肛**）的和可恶的罪恶行为。77
克伦威尔为何要制定这一特定法律制度的原因尚不清楚，除非它是旨在针对神职人员的另一种*器武**，特别是减少教会法院的管辖权。除此之外，克伦威尔经常采取不道德的道德观念，反对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他本人可能支持*妇情**——而这一立法在法规书中的引入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中新的圣经原教旨主义。例如，在1536年，他的一个亲戚访问了考文垂、斯塔福德德和德比的副主教，恐惧地发现，“大多数的骑士和绅士生活如此无节制，让*妇情**和她们的孩子们公开住在家里，反而把他们的妻子晾在一边，这个国家是令人生厌的，并以他们的邪恶为榜样。”如今这些恶棍们被命令接回我们的妻子，驱逐他们的*妇情**，否则将会被带到伦敦的克伦威尔面前，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被强迫”这样做的理由。78
最重要的是“最高权力法案”，79宣称亨利及”他的继承人和继任人，这个王国的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酋长，称为英国国教，并享有......所有荣誉，尊严......豁免权，利润和商品的上述尊严”。所有提到教皇的地方，现在只能用“罗马主教”，或者都要从每个教会的祷告书中抹去。
对国王的做法有很多“咕噜声”和“隆隆声”，其中很多是由神职人员煽动的。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是兰开夏郡利的牧师，于1533年7月当他听到安妮作为王后的宣布后勃然大怒：“我不会承认谁为王后，除了凯瑟琳王后！是哪个魔鬼制造了南·博林（Nan Boleyn），那个*女妓**呢，还想妄称王后？”80威尔士牧师威廉·阿尔利（William ap Lly）在同一个月里“想要让国王到北威尔士的一座叫做“恩”，或者叫*诺斯**登（Snowdon）的山上......他会不断敲打国王的耳后，直到国王头脑清醒。”81科尔切斯特僧侣丹·约翰·弗朗西斯（Dan John Frances）在1534年1月声称，“国王和他的理事会都是异教徒，而他们之前是分裂主义者。”82他补充说，当亨利去布伦（Boulogne）遇见弗兰斯一世时，“女王陛下跟随在他的屁股后面，因为狗跟随他的主人的屁股”。83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534年3月迅速颁布的“继承法”对十四岁以下王国内的每个人如何执行罗马的命令做出要求。序言总结了王国治理的新现实：
罗马主教......违背了伟大的和不可侵犯的上帝赋予皇帝的权力，国王和王子有权确定他们的继承人，曾经数次推测谁应该让他们继承其王国和统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之间有最谦虚的话题、最憎恶和厌恶的精神。
深刻思考和思考时间过于长久太危险了，不能再让王国遭受痛苦，而且太多地违背了统一、和平与安宁，对整个王国产生重大危害并带来不光彩。84
现在所有人都可能要宣誓宣称亨利和安妮之间的婚姻是合法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宣誓效忠伊丽莎白公主（以及他们婚姻中所有的其他孩子），作为王位的正当的和合法继承人。亨利的英国现在没有中立的空间：你不是赞成国王，就是反对他。
誓言是由奥德利*法大**官和诺福克公爵以及萨福克公爵共同拟定的。他们很简单直接：
你们发誓要信仰、信任和顺从于国王本人以及他最亲爱的、完全爱戴的合法妻子安妮王后和他们生下的继承人。我们所说的王国的继承人根据法令的限制，为了保证王国的辉煌，而不是在王国内的任何其他权利，也不是外国的权威或强制……
而对于你的狡猾、机智和权力，没有诡计、欺诈或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你应遵守，保持和维护所述继承法，以及所有的遗产、尊严、和条件......绝不为了任何东西私下妨碍、损害或克减它们......包括以任何方式。
神会帮助你们，圣徒们，圣洁的传道人们。85
任何人通过书写或任何行动，以及滥用诉讼的方式反对继承法，都是叛国罪。
克伦威尔现在扩大了叛国的法律定义。86他的“同乡法案（Treasons Act）”同年通过，将广泛的活动范围都归入反君主国家的背景下，现在是高度叛国：
- 通过言语或文字，或通过狡猾的形象、伪装、实际或企图伤害国王、王后或其继承人的恶意愿望、意图或欲望取代他们的尊严、所有权、名称或其皇家遗产。
- 通过明确的文字或言论，表达了我们的主权国家是一个异端的、分裂的、暴君的、不忠者的、或是篡夺者的意思，出于公然或恶意地发表的。
为了更好地实施“同乡法案”，他命名了一个新的罪行——“叛逆”，可以是妨碍或延误了国王的任何一艘船、*药弹**或炮火。87
经过命运的无情打击之后，1534年3月23日，在罗马，在经过七年的不可思议的痛苦的审议、谈判、争吵、指责和外交僵局之后，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终于向凯瑟琳做出判决，裁定她与亨利的婚姻根据上帝的律法而言是完全合法有效的。不幸的是，他错过了“没有他的英格兰航海之船。”
回到伦敦，事件正在快速发展。4月13日，费希尔主教的高级信徒被传唤到兰贝斯宫接受继承誓约。托马斯·莫尔爵士也是从切尔西泰晤士河的家中叫来的。他很高兴地发誓接受继承誓约，但不会签署任何载有该法令序言的其中涵盖了至高无上的文件。克伦威尔告诉克兰默。“如果[费希尔和莫尔]就继承而不是序言进行宣誓，就可以认为这不仅是对罗马主教权威的肯定，而且也是对国王二次婚姻的反驳。这样的事情不能带入人民的头脑。因此，国王要求两者都应该充分宣誓：“他特别相信你绝对不会试图说服他改弦易辙。这种宣誓的方式，如果应该受到损害，可能是对他的整个事业的彻底破坏，也是对法律的*渎亵**。”88
一切都无可逃避。四天后，莫尔被指控而受到逮捕，被困在河边的塔楼，并被带到钟楼，钟楼旁边是堡垒中尉的房间。护送他的理查德·南威尔士（Richard Southwell）爵士建议他将戴在脖子上的黄金链送回家中。莫尔拒绝了，他说：“不，先生，那不会，因为我是与我的敌人一起被带在野外，因为我是一个骑士，我相信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89
也拒绝宣誓的费希尔也被投入入了塔的幕墙后面。两人都影响了国王的美好心情。克伦威尔还逮捕了四名卡尔特传道士，世俗牧师约翰·海尔（John Haile）和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后者是一名来自米德塞克斯郡叙朗布里奇特恩（Bridgettine）的修道士，因为拒绝接受继承誓约。
但在其他地方，截止到1534年7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7342人宣了誓。90
忠实的仆人应该永远得到公正的回报。对于克伦威尔来说，感恩的君主继续赋予他更多的任命（权力）和补助给他更多土地。1533年4月12日，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负责处理皇家财政。那年晚些时候，他被赋予了布里斯托尔记录员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管家的安定职位。
他最辉煌的时刻到了：亨利的首席秘书加德纳主教，由于反对“至高无上的法令”被撤职，并被逐出法庭。克伦威尔被选中在1534年4月15日左右正式接替他，迅速将工作转变为国王首席大臣和国家安全大臣。
在他的短粗的双手中，现在紧紧抓住了英国政府的所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