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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何静，她离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个呼机，可是很快呼机没电了，竟然不知道怎么换电池。这种事儿，以前都是大人负责，成婚后由他负责，现在找谁呢？不久我又发现保险丝也断了，没法做饭也没灯照明，漆黑的夜里，我不由默默流泪。我明白了，已经不再有人如他初恋般对我倍加呵护，此后小到针头线脑，大到房倒屋塌，全都得靠我自己料理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遍一回想他临别的诺言，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连回头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留的绝情。有两次，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跳上出租车跑到他家去闹了两场。第一次，我剪破了他家的纱窗，扯下了我曾经的手缝制的窗帘。第二次，我在以前的朋友家找到他们俩。朋友把我引到了楼顶平合上，结果，他上来后二话没说当众给了我这一拳，终于把梦游般的我给打醒了。这一拳，打掉了我对这个男人的全部依恋与美好印象。在他拳头收回的剩那，我发誓：从此永远不会再理这个男人！
想当初，我是在街坊邻里美幕的眼光里挽住他的胳膊与他一起登上婚姻之船的。想不到仅仅3个月的功夫，我就从飘飘的云端跌了下来，这种打击对于一向要强的我，无疑是致命的。夜深人静孤独一人的时候，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死。但每次我都很快对自己说：你这么年轻，干嘛那么没有志气？为他去死值得吗？
我庆幸我还没有糊涂，我清楚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暴自弃，跟社会上的一些人混在一起；另一条，就是去唱歌厅，一步步往前走。我选择了后者。
当时“萤火虫乐队”正在北京走红，其中的鼓手是我打小的伙伴。他为我争取到了在一个饭店的歌厅演唱的机会。我已经远离音乐世界很久了，连一支新歌也不会唱，只会唱首《掌声响起》。记得我第一次唱完歌，人家就找我谈话了，说：“你怎么搞的？嗓子没嗓子，词还老唱错，上台又紧张？”结果，同台的歌手每晚都拿60元，我只拿40元。40元就40元吧，只要赚的钱够养活自己就行了，我已经没有了与人一争高低的意识，属于我的仿佛只有痛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唱一首叫做《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的歌，歌虽然是唱给別人听的，自己却是每唱一次，都会流泪。
由于我长期精神不振，一些客人就向老板告我的状。我面临被炒掉的危险。那天，老板找我谈话时，我突然看到同台的一个姐妹在偷偷地乐，这重新激起了我好强的天性。我请求老板再给我一周时间。
这一周里，我抓紧点滴时间练声，努力找回从前的感觉，很快就打了翻身仗，别人还是60元我则提高至80元。这小小的一件事却让失意的我，似乎重又发现了生活的乐趣。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买了几身新衣，在镜子前比划起来。冲着镜子里尚无一丝皱纹的年轻面孔，我挤挤眼做了个鬼脸一一原来我还会笑！大概在歌厅唱了3个多月，我就不想再在歌厅呆下去了。
因为我很清楚，再这样唱下去会把声音唱滑的，那么我的歌唱水平就再也别想有所提高了。恰巧，1993年初，我听说谷建芬老师成立了一个音乐中心，就鼓起勇气去了她家。起先她不让我进门，隔着铁门问我有什么事儿。听说我想进她的音乐中心，就说：“我们那里是一个萝トー个坑，人人都能挑大梁，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噪音怎样。”当她听明白我的身份与境况，并看出我真想学东西的诚恳态度后，“哗啦”ー下打开了门。她请我坐下，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又拿来一些她亲手做的日式带紫菜的饭团让我吃。
看着音乐界大名鼎鼎的谷老师，如此和蔼地对待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字辈，久已不见长者温暖的我，心底涌过阵阵暖流谷老师听了我带去的自已翻录的带子后，送给我一盒台湾歌手林良乐的带子，说；“你们的声音很接近，你可以试试走她的路子。”又对我说：“我再给你介绍一些音像公司，你可以经常跟着他们去录一些散歌，多进进录音棚，练练唱，你会丰富一些。”谷老师对晚辈的宽厚仁爱，让我终生难忘。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按照谷老师的指引，录唱了大量散歌，同时，还开始有意向电视方面发展。不出一年功夫，我的歌唱水平已较以往有了长足进步。我先在北京电视台的新年晚会上演唱了伍嘉冀的《新年来信》，又在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节目里演唱了为歌颂大庆而作的《向北方》让我获得了“中国说唱音乐第一人”的美誉，这是1994年的事。回想这段日子，我衷心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孙川、宋晓明、刘智强、张子扬等几位老师。
不久，鲜花与掌声包围了我。人世间快乐的并非只有恋情，还有另一种快乐甚至胜过恋爱，那就是事业的成功。回过头来，看看我离婚初期的失态，我不禁哑然。假如没有前夫当初的决绝，也许我今天还在那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网里纠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想对他道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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