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儒教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
亨氏作为西方的学者或者说谋士，献出的策略是西方要拉拢俄罗斯和日本，并继续控制非洲和南美，这样才有实力和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对抗。
不知道亨氏为什么没提及印度，是不是因为在亨氏眼里，印度已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还是印度没有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也有可能是量定了印度不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极？这和今天印度汲汲不休地追求大国梦可是有巨大的反差。
对俄罗斯的预测更是不准，虽然将俄罗斯列为一个单独的文明，但在亨氏眼里，俄罗斯从文明的亲缘关系上仍然可以算是西方的边缘性国家，是西方可以同化争取的对象，假如今天亨氏尚在，看到俄乌冲突，会不会让他大跌眼镜？
在"文明冲突"论中，亨氏预测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发起的挑战是其立论基础，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出来这一理论前提并不成立。
首先，从民国之后的中国是否还在可以称之为儒教文明是值得商榷的，儒家思想从那时起就开始从政治生活中全面退出，如果现在中国还有人说复兴儒家思想，不过是将其当作一件文化外衣，内里的核心是民族主义。
而不论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产生于西方，更不会对以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构成根本的挑战。
如果中国和西方发生的冲突，可能和西方内部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并无根本的不同。
而当代西方各国之间之所以保持了大致的的和平，是美国在国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处于无人可匹敌的优势下的被管制的和平，未来并不代表美国的这种管制能力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甚至可以将文明的冲突理论视为是亨氏对美国能否一直保持这一优势的忧虑而作出的对策。是对其它西方国家的一种文化欺骗。
将亨氏推上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世界政治学家地位的，是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再加上随后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亨氏当时被视为世界政治学的先知和大神，仿佛对国际政治的一切解释都不应脱离亨氏构建的理论范式。
但是，到今天为止，世界虽然冲突不断，并不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书中有关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的预测，到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甚至于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内部，都并没有构成一个紧密的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这两个文明内部的纷争和冲突，一点也不比文明间的冲突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大可能动摇西方的强势地位。
将9.11事件看成是“文明的冲突”是非常主观的，就算在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也对这一*行暴**进行了谴责，没有哪国政府将其视为正义的行为。
按理说受美国压制最多的巴勒斯坦当时的总统阿拉法特，还亲自去医院献血，表达对美国遭遇袭击的同情，后来美国入侵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庇护本.拉登，并不是对这一*行暴**的支持，而是因为宗教教义，不能将被追捕的交给他的敌人。
在人类的一切冲突中，最本质的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和文化的冲突尚在其次，或者还可以将其社视为利益冲突的工具。
借着冷战胜利的余威，亨氏放弃了西方体制优越性的傲慢，将冷战后的世界描述成了赤裸裸的“文明的”、同时也是利益的冲突，给人把脉准了真实的历史演进的印象，这也可能是因此书而名满天下的原因。
《文明的冲突》出书以来，只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而在各文明体政界人物中却反响平平，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因为此书的影响而改变了对西方的态度。
此书的写作背景，是冷战结束时对世界前景的一种初步的判断，也可以说是作为白宫谋士的亨氏的盛世危言，这本书甫一出版，便在差不多所有的非西方的世界引起了民族主义的狂潮，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将成为国际关系的真理，通过对抗来消解西方霸权是唯一可行之道。
在《文明的冲突》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中，不再认为西方必然是现代世界的引领者，而只是具有部分优势的文明，正是这一前提，暗暗迎合了所有的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一“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样，成为他们对抗西方的思想*器武**。而亨氏此书的最终价值，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