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
或许对陈寅恪这个名字只有模糊印象，但你一定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正是出自陈寅恪，我觉得这句话是20世纪留下来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沉湖自尽，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纪念碑文中写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今天是教师节，10月7日又是陈寅恪逝世49年的纪念日，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传道、授业、解惑的片断，以纪念这位从教32年、“近三百年一人而已”（傅斯年语）的师者。
“三无教授”崭露头角
1926年7月，37岁的陈寅恪结束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的荷塘边。他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为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世称清华“四大导师”。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当时尚无名望、无学历、无著作的“三无”教授，陈寅恪拿出绝活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由于他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名声渐隆，一些大学教授和外校师生也专程前去听讲。
这些人中不仅有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有学生回忆，从北平城到清华园，像是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有遇到劫匪的危。师生曾几次遇到拦路劫财，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有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季羡林曾深情回忆说，寅恪师讲课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省巡抚，是光绪维新时期的维新急先锋。父亲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与谭嗣同等人被称为清末四公子。在如此家庭环境下，他自幼熟习国学典籍，可谓文化贵族。
13岁时陈寅恪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4年，在欧洲的4年则入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研修梵文和印度哲学长达8年。深厚的国学功底，多元化的教育、思想背景使得陈寅恪常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陈寅恪授课的魅力源自过人学识，更得益于他对师道的坚守——让听者有收获、有启发是师者的本份，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一本讲义翻来覆去讲是图财害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陈三立含恨辞世，国破、家愁交叠，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为全节概而免祸累”，他放弃治疗，隐瞒教授身份假扮商人，携妻带女，离开北平，从此一家人开始近30年流离失所的生活，在战乱中辗转，悲惨凄苦，先后在西南联大、港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成都）任教。
1939年，陈寅恪全家避难香港
1946年10月陈寅恪重返北平，受梅贻琦之聘，担任清华大学中文和历史系教授。他匆忙安排助手准备开课，家人、友人都担心其身体吃不消。梅贻琦让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转告陈，先修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授课。陈却不领情，对雷海宗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尽管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两门课在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都讲过，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坚持重新备课。“一本东拼西凑、杂糅而成的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他上课不讲以前讲过的内容，如果有著作出版问世，相关内容也不讲。他说，著作都已经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浪费课堂上的光阴。
战乱中困窘的生活，双目失明的悲愁与不便都没有*倒打**他，他不断研究出新成果，没有独到研究和创获，就不开课。
“听得懂听不懂，有何要问？”
陈寅恪授课不是仗着学贯中西，只管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用现在的话讲，他非常注重听课体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1957年，陈寅恪在寓所走廊授课
双目失明前，陈寅恪上课通常会先在黑板上写满当堂课会涉及的资料，然后才开始授课。“上课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写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失明后则由助理代劳。
陈寅恪能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课上经常印证 西洋学者卓见，引用外文语种众多 ，学生不能分辨各种语言，“陈氏则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释其义。”据当时的清华学生蓝文徵回忆。
陈寅恪常常在课上或者让助理在课后征求学生们的意见，“这样讲是否可以，听得懂听不懂，有何问题要问？”据当时中山大学学生刘隆凯回忆，先生讲解一段便会这么问；一旦学生有疑问，便会想方设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在一门叫“元白诗证史”的课上，讲到《卖炭翁》里的“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课后刘隆凯向陈的助手提出“回车叱牛牵向北”之车本来向北，为什么又向北？中间肯定有变故，比如老翁见黄衣使者到来南逃未果。在之后的课堂上陈“出语夸奖我，一再说我肯用心思考”，并且通过三条理由证明刘的想法是不必要的。
但对于学生的疑问，陈没有停止思考，在后来的课堂上，陈三次提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新发现的材料。还让助手领刘到书房，给他看与自己思考相关的书籍。
随着政治气候的持续恶化，1958年7月陈寅恪以“辱不能忍”的决绝态度，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蒋天枢编的《陈寅恪文集》
校方同意陈寅恪不再开课，持续32年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生涯就此结束。此后将精神寄托于著书立说，写出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革文**中，他被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害迫**得“譬如在死囚牢”。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
位于庐山植物园内的陈寅恪墓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碑文正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与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