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途径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不得不说有四个方面：1.儒家说艺术精神 2.老子庄子说艺术精神 3.释家说艺术精神 4.法家说艺术精神，文学与艺术相通，诗与画相通，而儒释道法的艺术精神往往是通过诗兴的感应直接导入中国画中，有的时候起源于诗，有的时候画面的意境也成了诗意的再创作，与中国的哲学观紧密相联。
五世纪时代，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山水诗，以其鲜艳的色彩感与形象感，拓广了诗的写作范围，不仅使六朝的诗坛活跃了起来，且更予唐诗莫大的影响。人们把它定格为游仙诗，游仙诗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至郭璞而达到极致。初时，文士们为了厌恶现实社会，所以假象神游于虚幻的仙境，冀求获得精神上短暂的松弛。
其后，由于政治的压迫，隐避入山林者日多，而当时黄老道术益盛，故诗中之仙气亦更形浓厚。另一方面由于文人们居处山林日久，渐渐发现大自然之美妙；尤其典午南移后，北方士人初到江左，南方绮丽柔美的风物以一种新鲜的姿态呈现于眼前大大的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对大自然的态度遂由隐遁的实用目的，转为感叹欣赏与赞颂了 。
这样，由躲避现实而隐蔽山林；由隐入山林而发现大自然之美妙，成为山水之爱好者与崇拜者；无形间，隐遁生活于山水爱好已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体。其后，由于文士们的宣扬，大自然的吸引力愈形增加，风会所趋，竞以接近山林为一种风流雅事。
至此山林与隐遁生活乃又逐渐脱离关系，入山林这已不必在线与政治场中的失意者，如*安谢**东山之游，王羲之兰亭之聚，新的山水爱好者竟都是一些当时的门阀望族。大自然是亘古不变的，然而由于人的身份不同，心境有别，所以登临山水的意义也就大异其趣了，这些出生于乌衣巷的富贵子弟们当然没有遭受什么政治的压迫，没有体验过人世的苦闷，他们无需逃避什么，他们之所以入山林，只是为追求富裕生活的新调剂、新刺激而已。于是山林也就不再是隐遁之所而变成为游乐之处了。
《晋书·王羲之传》云：“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安谢**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赏鹅为趣，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既是贵族的游乐，于山水对象只选择也就要格外讲究，因此这些人所游必名山胜水，且因地位显赫，生活阔绰，所以每游则务求尽兴。
《晋书·*安谢**传》云：“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女妓**从。……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白金,”可见在这种贵族游集的风气之下，往昔七贤之悠游任诞已荡然不存，甚至于何劲、郭璞那种恍惚逍遥的境界亦已淡薄了。虽则他们也吟咏老庄，服食采药，毕竟只能视同秦皇汉武长生之愿，与早先游仙诗人之本衷是迥然不同了。
再者。登临山水之目的既在求赏心悦目，于是他们在享受佳肴歌舞之余，得从容饱览高山流水，而大开鉴赏之目，故诗中多山水佳句，也是极自然之事。虽然这个时期的贵族诗人，其作品现在已不可多见，但是仅从兰亭诸篇，已颇能窥见一斑。然而这种诗体或画风逐渐展现出纯粹的山水山水画田园诗田园画，而宫体诗又实现了山水画中的写实精神同时佛教的禅宗也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的重要构成，佛教禅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崇尚道德的儒学，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共同演绎着生命的活力。
禅宗追求妙悟与意境，在时间上就体现为“瞬间即永恒”，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含蓄淡远、空谷幽芳的品格，所谓“挑水担柴，莫非妙道”禅宗境界对精神生活的意义在于，通过感兴去“证”和“悟”精神本体。我们从唐代诗歌和艺术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禅宗的直观方式向中国诗歌的缘情传统引入了更为虚灵空幻的意，形成了诗的意境。然而我们可以相信诗的格律、韵律、宫体、意境、思想等等在画面中展现，又成了一种道统真所谓“诗为禅客添花景，禅是画家切玉刀”。
再则，法家思想呢愚公移山，人定胜天，度量衡的维度几乎很少在画面中体现，但是他的深邃性恰恰运筹帷幄着画的经营，最终由他而决定了艺术精神的阐述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