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百姓富裕起来了，社会也变得和谐起来了，接下来该干什么？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队军**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队军**，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队军**，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处于基层地位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件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管仲认为强兵是与富国紧密联系的：国家不富裕，强兵就没有基础；富裕起来后不强兵财富就没有保障。《管子》对军事在国家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论述，对战争的具体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时，管仲自觉地使治国与治军互为联系，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充分体现了大系统的战略思维。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依据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地理等因素，照顾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段之间关系，照顾战争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力争使战争能量高效准确地释放出来。按照大系统的战略观，管仲提出了“八无敌”的总体战争观：“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种总体战思想，把战争联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认为只有交战一方在经济、制造、器械、*队军**、纪律、训练、情报、时机这八个方面都胜过敌方，才能有必胜的把握。管仲的全维战争观，跳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把战争同政治、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体现出整体战和超限战的思想，给战争以新的内涵。
西方直到一战结束后才明确提出总体战的概念，当然在此前东西方都已经出现了总体战这种战争模式，只不过还没明确将其概念化。西方的总体战概念是由德国将军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提出的，其核心观念主要是以下几条：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队军**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这话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现代战争不仅仅只是军人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压镇**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就是说国家要利用新闻舆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民自尊自强自信的尚武精神。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战争从来就不是逞个人英雄主义的，有些人带着诗人的浪漫主义眼光看待战场上七进七出的英雄豪杰，可真正打过仗的人都会很现实地看*队军**的后勤补给。平时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储备战争所需的粮食、石油、钢铁、黄金等战略资源，未雨绸缪永远胜于临渴掘井。四、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陆、海、空三军要团结一致协同作战，以最快的效率实现战略目标，绝不打拖拖拉拉之战。五、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队军**“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战场不是讲民主的地方，而是讲服从的地方。战争就是流血，当一名战士倒下时脸上身上沾染的不是泥土，而是鲜血（自己的、战友的，当然也有敌人的）。
相比之下早在总体战概念明确提出的两千多年前咱们中国人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点了，这个人正是管仲。看过拙作《史上最早的货币战争》的朋友都知道管仲是实施经济战的高手，他运用经济战兵不血刃压制了楚国和衡山国。事实上除了经济战手段外管仲还曾利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
实施时机战，以时机战谋求战争利益的最大化。齐桓公即位三年想讨伐鲁国。管子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劝齐桓公不要与鲁国发动战争，否则国家就要危险。齐桓公不听，果然齐军在长勺之战中惨败。齐桓公四年，具备了*队军**十万人、兵车五千辆的军事实力。齐桓公对管子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队军**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子听后，深深叹息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修德却致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动员小的兵力征服大军，在国内脱离民众，在国外诸侯戒备，我们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齐桓公不听，攻打鲁国，鲁国以会盟为由，诱骗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鲁庄公用剑逼迫齐桓公划分土地。齐桓公只好答应。经过两次军事失误，齐桓公完全听从了管子的建议。齐国收留和封赐杞国的君王、邢国的君王和卫国的君王（都是被打败的*国亡**之君），赢得了天下的民心，从而取信于各国诸侯。后来齐桓公联合各国诸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夺取孤竹国，都取得胜利。管子的时机战实际上是《易经》信息论思维的具体体现。比如西方经济学界盛行西蒙“程序化决策”，在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掌握了“程序化决策”手段是否可以保证决策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呢？事实上当知识真正进入随机应变的竞争领域，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概率意义上的50%。那么成功的另一半又在哪里呢？西蒙认为：成功概率的另一半由“非程序化决策”来完成，这种决策模式与知识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无法用计量单位显示，只能用灵感、潜意识等词来形容。
运用控制战，保证战争能量的最大补充。管子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战争必然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战争系统总能量的极大耗散，如果控制不当，国家则被战争拖垮，出现国破民亡的局面。因此，管子特别注重从战争的子系统中吸取能量，以战养战，以战控战，使各子系统优化组合，在战争进程中产生大量的能量及时补充和维持战争大系统的动态稳定。《管子.兵法》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正因如此，管子提倡的军政结合、兵农结合战略思想在战国时代得到了彻底检验并取得巨大成功。在2000多年前管子就有了深刻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战略思想，而且成功地运用于战争，实是令人佩服！
重视人才战，确保战争系统的长久活力和能量的永久创造。管子治国治军，十分重视人才，“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把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制定了详细的人才任用及考核制度。在选拔人才上，管子突破了世卿世禄等级制度，提倡“选贤论才”，“使民各为其所长”。他制定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规定各乡各属都要推举人才，否则就以“蔽贤”、“蔽明”之罪论处。还规定士经三次审选，可选为“上卿之赞（辅助）”，给少数庶人、平民参加国事管理的机会。在人才的使用上，主张“明分职而课功劳”即按照官吏在现职岗位上的表现来进行考核，凡胜任本职工作的留用，不胜任本职工作的免职。“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对于高级人才的使用，管子提出了“三审”“四慎”的原则。所谓“三审”，即“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所谓“四慎”，“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这就使齐国拥有一批贤臣良将，使富国强兵有了坚强的人才保障。在引进人才方面，管子打破了诸侯国之间的界限，派人招募客卿，开创了齐国养士之风。为了招聘善于制造“战胜之器”的高精尖人才，管子大力提高他们的待遇，别国付出五分报酬，齐国就给他们六分报酬；别国付出九分报酬；齐国就给他们十分报酬。这样各诸侯国的精材、良工，不远千里，纷纷来到齐国，使齐国器械精良，增强了富国强兵的物质基础。
利用价格战，做好战争能量聚散和国力盈亏的宏观调控。管子积极要求国家握有充分的财粮储备，壮大积蓄，同时利用价格调节市场、控制经济走势，并为国家理财盈利。管子认为：遇上丰年，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遇上灾年，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路有饥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只收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物价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低价卖出，故君王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高价买进，故君王应该应该以高价售出。以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王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管子主张：“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钟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意思是说，国家要善于使用轻重之术，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则价格腾贵起来。君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调节）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千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千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耘。一切农具、种子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这样，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君王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收敛丝绸；夏耘时发放*款贷**，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丧失财力。
筑牢武备战，提前进行检验战争能量高效释放的军事训练。管子积极提倡武备战，坚决反对“寝兵之说”，认为取消了*队军**的建设，取消了战争的准备，则险阻不守，将导致十分危险的后果。综观春秋战国的军事历史，管子在齐国大力开展武备战，比各诸侯国做得更到位，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创造性、超前性、绩效性的鲜明特点：1、从国家整体入手，真正把军事准备与政治、经济、外交准备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军事准备相配合，政治上实行法治。管子指出：“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为维护法律尊严，强调对任何人都应一视同仁，凡犯法者一律按法律惩处。果能如此，则受到处罚的不埋怨上级，受到奖赏的不贪功，列阵打仗的战士就不会怕死而去积极参加立功竞赛。这是建军、治军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即“本兵之极也”。如果赏罚不明，就会“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固不必守”，危亡随后就到。管子还特别强调：凡是法令的贯彻执行，必须首先能制服君王所亲者和贵者，然后法令才能贯彻执行。法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卑贱的人们，却指望法令一定贯彻执行，这是办不到的。2、与军事准备相配合，经济上发展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商业，鼓励盐铁生产。管子把粮食生产作为军事准备的重要措施来抓，认为“粟”（粮食）为“王之本事”、“治国之道”，他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把粟（粮食）归结为最根本、最原始的因素。管子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先王者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国家的粮食储备充足，老百姓丰衣足食，就会上下团结，国家昌盛。否则，就会出现“轻民处、重民散”的情况，“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固不守；战不胜而固不守，则国不安。” 在认真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管子利用齐国东临大海的条件，积极提倡渔盐之利，采取渔盐出口不纳税的办法，以鼓励渔盐贸易；积极发展冶炼事业，铸铜以制造兵器，保证军工制造，铸铁以制作生产工具，保证民用生产。3、与军事准备相配合，外交上主张“尊王攘夷”，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当时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控制诸侯的能力，但周天子还有一些传统的势力、规矩、观念对诸侯国有制约作用。尊重周天子就会得到天下的人心。如在召陵盟会上，楚国派使臣责问齐国为何入境侵犯，于是管子抬出周天子的命令，指责楚国没有给周天子纳贡，不尊周王室祭祀之礼，迫使楚国认错，避免了一场大战。再如周天子为了奖赏齐桓公，派人送来一块祭肉，说：“你有这样大的功劳，等于是我的伯舅，以后见我不要下拜了。”齐桓公找管子商量，管子说：“这样君不君、臣不臣，就会乱套。”于是齐桓公向周王的使者表示，我是周天子的臣属，不拜不行。从此周王更加信赖他，诸侯对齐桓公更加信服。至于“攘夷”，是针对北方戎狄而言的。当时华夏诸国，象一盘散沙，一旦戎狄进扰，形势就更危殆。齐国提出“攘夷”，就好比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正好符合各诸侯国的需要，因而得到诸侯国特别是弱小诸侯国的一致拥护。同时，齐国与周边国家实行“亲邻政策”。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山戎进扰燕国时，燕国形势危急。齐桓公亲率兵北伐山戎，灭孤竹国而还。两年之后，狄人扰掠邢国，邢军大败。次年，狄人又侵入卫国，卫国灭亡。齐桓公就联合宋、曹两国的*队军**，大败狄人。然后为邢、卫两国筑城，让两国国君和臣民居住。齐国还帮助鲁国修建海防工事，与邻近的诸侯国互通往来。各诸侯国就其利，信其仁，畏其危，莫不服于齐国。4、国民动员与训练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寓军于政，寓兵于民，全民皆兵。“作内政而寓军令”，把*队军**组织与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做到平时进行生产，战时可以打仗。其办法是：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伍有轨长；五十人为小戎，小戎有里司；二百人为一卒，卒有连长；二千人为一旅，旅有良人；五旅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个乡组织成三军。由齐桓公、上卿高、国子各率五乡，构成三军，即中军与左、右军，行政组织体系与军事指挥系统协调一至。这些组织起来的士兵，利用春天耕种的机会进行整顿，是谓“振旅”；利用秋天农闲季节组织操练，是谓“治兵”。有了这样一支整顿训练的*队军**，就能使“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5、军事训练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队军**的训练，定于“一至”，实行“二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从而获得全胜和大胜。（一至，即破大胜强。二要，即教无常与行无常。三权，即金、鼓、旗三官之权。四机，即四项军事机要，敌情、敌将、敌政、敌士。五教，即教其目、耳、足、手、心五者。六行，即六种行军作战之法，风雨之行、飞鸟之举、雷电之战、水旱之功、金城之守、一体之治，设六行，即筹划六种行军作战之法。七数（术），即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记数。八应，即“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指在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八个方面无敌。九章，即九种旗章，日、月、龙、虎、乌、蛇、鹊、狼、皋。十号，即十种号令，已佚。）“三官”的鼓、金、旗是当时指挥通信工具，以训练*队军**统一号令，统一指挥，保证令行禁止，有组织地行动。“五教”即“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 “九章”是指在各种条件下的训练，“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路；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皋（书）章，则载食而驾。”进行白天、黑夜、水上、林间、坡地、沼泽、陆地、山地等各种条件的训练，还要进行韬略方面的训练。这样训练出来的*队军**，战斗力就无比坚强了。打仗时就能做到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雷电，发兵如风雨，无人能在前面阻挡，无人能从后面伤害，独出独入，无人敢于限制。6、*队军**教育方法的创造性。管子主张：*队军**的教育训练应贯彻“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的原则，以便于作战而施教，以利于战斗而行动，这样就要因便、因利去进行训练，不能拘泥于老一套的训练内容和方法。善用兵者的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象在虚空的地方据守，象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因此军事训练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创新出战斗力，战斗力的提高又促进创新。7、*队军**精神训练的创造性。战争中使士兵能够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基本上有九种原因：自己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而且土地房屋富裕能够使人安居乐业；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令人感怀亲慕；君主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赏赐分明而令人鼓舞；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对君主有重大功劳。要想让士兵为国家卖命，就必须重视对他们的精神训练，提高*队军**的精神战斗力。齐桓公问管子：“一守，一战，一侦察，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人民若不肯坚决殉死，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人民若不肯坚决守信，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察。依靠不肯殉死的人民而求其能守能战，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对外侦察，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要使人民有坚决殉死精神和坚决守信，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要明白三个根本条件，一是固，二是尊，三是质。故国、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是固定他们的条件；房产和爵禄，是尊显他们的条件；妻子儿女，则是人质的条件。有此三者，然后再提高其威信，激励其意志，人民就能有坚决殉死的精神而不欺骗我们了。”这就是进行军人的精神训练的重要性！8、超前的战略思维。齐国要想称霸，发动战争是一个必要手段。关键是，在诸侯林立、战乱纷仍的时代，齐国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缺乏正确的超前的战争指导思想，就会“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国家被战争拖跨，人民遭受苦难。管子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以战争大系统能量耗散与补充的战略思想来指导齐国*队军**作战，实现了“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的理想战争的目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提出如此超前的战略观，甚至对今天的战争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9、超前的战争评价观。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频繁地进行战争，给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仁慈地对各诸侯国讲兼爱，自己不积极备战，而是消极地对待战争，则是十分愚蠢的。管子坚决反对兼爱之说，认为“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这只是一方的善良愿望，而后果则是“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经过训练的士兵），我以殴众（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应该历史地看待。“春秋无义战”，对于那些搞霸权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潮流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行暴**、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动反**的制度……”
在这样的全局总体战思路下管仲还是一位精通数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的大师，他深刻认识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正处于一个“突变”的时代，战争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首先是一个军事决策和战略管理问题。把经济管理学的方法用于军事，取得了武备战的明显的绩效性：1、缜密做好战前的调查工作。《管子·问篇》是古代一份社会调查提纲，所反映的问题之多，为中外古籍罕见。只有做好社会调查特别是军事调查，才能有效地进行军事管理。2、合理分工是提高军事效益的必要手段。管子以提高军事管理效益为目标，把齐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按职业分别聚居。十五个士农之乡，由桓公、上卿高、国子各率五乡，各成一军、一军一万人，构成三军，即中军与左、右军。平时务农习武，战时成军参战。六个商工之乡不服兵役，专事制造、运输等后勤保证。3、财政由中央统一调配，实行“利出一孔”的政策，保证军费的直接供给。《管子.国蓄》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意思是说，经济权益由国君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其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则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坚持“利出一孔”，这是保障军事管理效益的财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