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命有一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If life has a base,it is memory.
一、知识贵族：肯辛顿的书香世家
1882年1月25日，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伦敦肯辛顿区斯蒂芬家的宁静。20世纪英国最著名女作家之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这样降生在了海德公园门22号这座高耸的、阴暗的、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白色建筑之中。她的到来也许是宿命的安排，但似乎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萌生。
弗吉尼亚·伍尔夫婚前名为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出身于书香世家，是维多利亚时代两位卓尔不凡的人——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和茱莉娅·杰克逊（Julia Jackson）的第三个孩子。从家学渊源上来讲，弗吉尼亚是英国知识贵族的后裔，“生于绿荫之下”，她的父族和母族都十分卓越，两个家族都属于英国的中上层阶级，拥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弗吉尼亚就成长于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大家族之中。
弗吉尼亚的父族斯蒂芬一族本是阿伯丁郡的农民、商人阶级，后于18世纪中叶起，自卑微中崛起，经几代人努力而逐渐转变成了中产阶级中的知识贵族。詹姆斯·斯蒂芬是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的曾祖父，据说他是家族中第一个写书的人，也是自他开始，斯蒂芬家族与文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家族中的每一代都有为这个知识贵族家庭添砖加瓦、做出文学贡献之人。在詹姆斯·斯蒂芬年轻的时候，他曾因生意失败，陷入债务危机而锒铛入狱。在狱中，他凭借自己曾经受过的律师培训经验，拿起笔为自己辩护。在他看来，因为欠债而受牢狱之灾是一件违背自由精神，违背大宪章、成文法以及公正、自由、民主、人性以及国家体制的事。虽然他的辩护并没有真正在案子中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却开创了一项新的家族传统，即律师事业，也为后代创下了范例，为斯蒂芬家族成为司法世家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出身、教养、社会地位、财富以及性情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政法仕途之路并没有像他的子孙后代那般平坦顺利。1779年，他在46岁时，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詹姆斯·斯蒂芬死后留下的六个孩子中的老二也叫詹姆斯·斯蒂芬，是弗吉尼亚的曾祖父。他自幼成长于贫寒和讼争的环境之中，这使他在潜移默化之下，很早就开始撰写小册子并成为诉讼辩护人。根据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中的描述，詹姆斯·斯蒂芬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爱国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极为敏感之人。他精于辩论，后成了*法大**官法庭的主事官和社交圈里受人尊敬的人物。此外，他一生积极投身于伟大、崇高的废奴运动，并因此被吸引进了克拉彭派这一福音派群体中，成为中坚力量。当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娶了其密友克拉彭派精神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妹妹萨拉，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克拉彭派的关系。克拉彭派的福音会教徒们一直以英国中产阶级的良心而自居，他们首先考虑的永远是道德问题，因此，当他们的后裔们抛弃福音派的信条而成为无神论者时，克拉彭派的习俗和精神气质却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曾祖辈对信仰中道德因素的坚持对后代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不管是莱斯利·斯蒂芬，还是弗吉尼亚·斯蒂芬，他们身上都流淌着克拉彭派的精神血脉，正如弗吉尼亚对于自己在六七岁时喜欢照镜子但又对此举深感羞耻的解释那样，“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我的祖父詹姆斯爵士拽进来说事了。詹姆斯爵士曾经抽过一支雪茄，他很爱这个味道，可他硬是把烟扔掉，再也不吸了。我禁不住想，是不是我也遗传了清教徒的自律品格，遗传了克拉彭教派的做派。”
弗吉尼亚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继承了先辈的全部胆识和优点，勤勉好学、精明能干，但同时又敏感寡欢，甚至曾一度被他的夫人称为“敏感得像没有皮肤一样”。他就读于剑桥大学，学养深厚，毕业后，先在律师界显露出出众的才干，继而又跳槽成为高级行政官员，在家族事业的基础上继续有效地开展反对奴隶制的伟大运动。在从政期间，他坚定地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的使命，并因此被称为“太上大臣斯蒂芬先生”，最终获得了爵士的头衔。在工作之余，精力充沛的詹姆斯·斯蒂芬还抽时间为《爱丁堡评论》撰写大量稿件，他甚至能在早餐前就口授三千字，由此可见其文学修养。他交往的朋友并不多，只是常常与J.S.穆勒以及妻子简·凯瑟琳·万的娘家一家来往。他的妻子简·凯瑟琳·万是一个端庄典雅、秀外慧中的女人，乐观、积极，在她的精心营造下，家是一个温馨、舒适同时又严肃、快乐的港湾。在扮演家庭天使之余，斯蒂芬夫人也崇尚艺术，爱好文学，她赞赏柯珀、华兹华斯以及司各特和坎贝尔的作品。在夫妇俩的影响下，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崇尚文学艺术，喜欢严肃而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同时，简·凯瑟琳·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即她是克拉彭派另一位精神领袖约翰·万的女儿，她的祖父所著的《人的完整职责》（The Complete Duty of Man）曾提出了克拉彭派的教义。这一代斯蒂芬家族通过与万家族的联姻，彻底地与克拉彭派结成了联盟。从此，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来所概括的，“斯蒂芬家族一只脚跨在克拉彭教派里，另一只脚则跨在唐宁街（唐宁街是英国首相的官邸，英国政府的代名词）。”
詹姆斯·斯蒂芬与简·凯瑟琳·万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头两个儿子均未及成年就早夭，另外三个孩子分别是詹姆斯·菲茨吉姆斯、卡罗琳·艾米莉娅和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詹姆斯·菲茨吉姆斯是一个强壮、自力更生、讲求实际的人，经常被同伴们戏称为“巨人格里姆”。他先后求学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由于早年在伊顿公学的校园生活中，他和弟弟莱斯利遭受过可怕的欺辱，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反抗和以牙还牙。他的人生准则是：“弱小就意味着不幸，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败者活该倒霉是重要的自然法则。”因此，在之后的人生岁月中，他奉行自己的人生准则，不断地努力，最终取得律师资格，当上了法官，并获得从男爵。他的子女们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分别成为法学家、法官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其中一个女儿凯瑟琳还担任了剑桥大学纽南姆女子学院的院长，日后弗吉尼亚曾在那里有过一段时间的教书生涯。
卡罗琳·艾米莉娅是一个有才智的女性，她与著名作家萨克雷的女儿们以及弗吉尼亚的母亲茱莉娅都是好友。她曾经爱上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学生，甚至有可能那个学生也是爱她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年轻人从来没有表明过自己的心意，后来他去了印度，自此杳无音信。他的离去使卡罗琳悲痛欲绝，最终她的心再没有为谁怦然而动过，这也就注定了她无法摆脱维多利亚时代束缚女性的枷锁，终生未婚。她曾经写过一些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的著作，对弗吉尼亚的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
莱斯利·斯蒂芬是19世纪英国崇尚理性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传记家，编写了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工具书之一的《英国人名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这是一座不朽的丰碑，记载了英国伟大公众人物的生平和成就，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基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他被授予了爵士封号。莱斯利幼年时是一个羞涩腼腆且敏感娇弱的男孩子，与哥哥菲茨吉姆斯的高大强壮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要强的性格使莱斯利终其一生都与他那十分出色的兄长进行着潜在的较量。哥哥体格健壮，那么他也要锻炼身体使自己强壮起来，甚至要加倍强健。他热爱跑步、划船、登山、徒步旅行等，在他的生命中，登山和徒步旅行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部分。他曾登上过阿尔卑斯山山峰，成为19世纪著名的登山家之一。最终，这一切使他成长为一个性格坚强、足以让人敬畏且充满男性气概的男人。
莱斯利年轻的时候，曾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的席位，并兼任圣职。但是，像当时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严肃、认真、有思想的年轻人一样，他并不真心相信那些所谓神圣的信仰。他之所以留在那里任教只是因为不想成为父亲的负担，因此，在他父亲于1859年去世后，他彻底地成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并离开了剑桥。随后，来到伦敦的莱斯利在哥哥菲茨吉姆斯的帮助下，谋得了记者一职，并很快为自己在文坛谋得了德高望重的名声。在1871年到1882年间，他长期担任《康希尔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的主编，凭借着记者的身份优势以及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家气质，他广泛结交当时文化界的名流，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等都是他的座上客，同时他还结交了一批文学圈内杰出的美国人，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亨利·詹姆斯，以及后来成为弗吉尼亚教父的诗人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等。弗吉尼亚在其晚年最长、最著名的回忆录《往事札记》中曾回忆父母带年幼的她去拜访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洛威尔等人的隆重场面，那时她就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怪癖和独特个性，“无疑，我在年幼的时候就有机会与这些伟人近距离接触，而伟大对于我来说，不过就是说话低沉、性情古怪，或者不与常人亲近而已。”
莱斯利的第一任太太哈丽特·玛丽安（Harriet Marian）是萨克雷的小女儿，她文静、和蔼、纯真，具有孩子般的单纯，但同时又具有幽默感和求知欲，是一个十分合适莱斯利的妻子，但在与莱斯利生育了第一个女儿劳拉（Laura）之后，不幸于1875年去世。明妮的离世使莱斯利体会到了丧妻的悲痛和凄凉，“我心爱的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她死于11月28日的中午时分，那是我的43岁生日。”在妻子的丧期里，进一步打击莱斯利的是他发现女儿劳拉是一个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她可能遗传了其外祖母萨克雷太太的癫狂症，这一切使莱斯利更加痛苦不堪，从此劳拉成了他的心头病。
在明妮去世之后，她的姐姐安妮曾帮助莱斯利管家。安妮是萨克雷的长女，亦是一位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充满朝气、精力充沛且乐观开朗。年轻时的她更是活力四射，热情明媚，敢爱敢恨。她的丈夫理查蒙得·里奇比她小17岁，是她的远亲，亦是她的教子，但是他们相爱了，最终这场被认为胡闹、荒唐的恋情结出了美满的婚姻果实。斯蒂芬家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安妮，70岁时她仍以乐观、开朗、充满朝气的特质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弗吉尼亚的作品《夜与日》中的希尔伯里夫人即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莱斯利所有孩子的心目中，她是永远的安妮姨妈。
显然，在安妮结婚之后，莱斯利失去了自己的女管家，于是，女管家的位置很自然地被莱斯利的妹妹卡罗琳·艾米莉娅接手了。虽然，艾米莉娅很爱自己的哥哥莱斯利，但是他们在性格上并不是特别合得来，莱斯利认为妹妹心思过于沉重且性格过于沉闷无趣，“艾米莉娅终生热爱着我……她太喜欢我了，没法帮得上忙。如果我故意想和她吵上一番，她把事情看得过重，以致我觉得自己的话想必真有点道理；倘若我心存怀疑，她则完全傻了眼；如果我感到悲伤，她就开始哭泣……所以，尽管她是一个最诚挚的伙伴，她也是最令人沮丧的伙伴。”于莱斯利而言，安妮过于开朗，妹妹艾米莉娅又过于沉闷，只有在茱莉娅出现之后，一切似乎才变得明朗起来。
弗吉尼亚的母亲茱莉娅·斯蒂芬是莱斯利的第二任太太。她是一位善良、可爱、温柔、仁慈且带有忧郁气质的美人，她天资聪颖，精通音律，钢琴弹得极好，而且法语说得也特别地道，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引人注意的人物之一。她出身于帕特尔家族，父亲杰克逊是一位医生，在加尔各答有一家生意兴隆的诊所，母亲玛丽亚·杰克逊是一位拥有一半法国血统的美人。相较于斯蒂芬家族，帕特尔家族似乎要更优越一些。家族中的几代子女大多与其他门当户对的家族相互通婚，有一些高贵的亲戚，其中不乏著名教育家、医生、大学教授、校长、社会活动家、艺术家等。
朱莉娅的祖父詹姆斯·帕特尔是孟加拉殖民地的官员，祖母阿德琳出生在印度，祖上有法国骑士勋位，其父曾是路易十六宫廷卫队的军官，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逃往印度。弗吉尼亚常因从母亲家族那里承袭了法国贵族血统而引以为傲。茱莉娅的母亲姐妹七人都以美丽迷人而著称，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父亲去世后，跟随母亲回到伦敦，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敦社会留下了痕迹，尤其是在艺术方面。
茱莉娅的母亲玛丽亚与丈夫约翰·杰克逊共育有三个女儿，茱莉娅是最小的。大女儿阿德琳·玛丽亚有一子三女，儿子威廉·沃恩娶了英国诗人约翰·阿丁顿·西蒙斯的女儿玛奇·西蒙斯为妻，她是弗吉尼亚的密友。二女儿玛丽·路易莎即弗吉尼亚经常提及的玛丽姨妈，嫁给了威尔士亲王的导师兼私人秘书赫伯特·费希尔，他们育有11个孩子，其中一个赫伯特·费希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与弗吉尼亚家来往密切。
茱莉娅·斯蒂芬的姨母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是当时著名的女摄影家，其丈夫查尔斯·卡梅伦具有很高的古典文化修养，是印度最高法院的律师。茱莉娅·卡梅伦的镜头记录了很多以茱莉娅·斯蒂芬为模特的瞬间，其中一张照片明显具有前拉斐尔派风格，照片中的茱莉娅面容忧郁而迷人，令人过目难忘。茱莉娅·斯蒂芬的另一位姨母萨拉·帕特，在嫁给略有名望的英印混血儿行政官员索比·普林塞普之后，定居于伦敦城外一个有名的“小荷兰屋”中。在这个凌乱、舒适的旧农庄里，她经常款待那些知识贵族们，包括桂冠诗人丁尼生、诗人勃朗宁、作家萨克雷和他的女儿们，以及画家G.F.瓦茨、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伯恩琼斯（BurneJones）和伍尔纳（Woolner）等。萨拉在这所房子里营造出了一种自由而轻松的氛围，它可以使人们暂时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沉闷、乏味和墨守成规，吸引大批艺术家频繁到访，而艺术家们的到访同时又为“小荷兰屋”增添了一种奇异的迷人气息。
茱莉娅·斯蒂芬和小荷兰屋圈子关系十分密切，她自小就经常出入“小荷兰屋”，那时“小荷兰屋”可以说是她童年的整个世界。她是前拉斐尔派画家们的缪斯女神，是伯恩琼斯的画作《天使报喜》中的圣母玛利亚原型。正是这种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氛围的浸染和熏陶，使茱莉娅获得了当时大多数妇女难以具备的高文化水准以及艺术鉴赏力，同时也使她成为最不可捉摸、最令人着迷且拥有巨大影响和复杂性的女性。在她少女时期，她就经常被一些卓越的艺术家所迷恋和爱慕，据弗吉尼亚在《往事札记》中的描述，曾有两位男性向她母亲求过婚，一个是画家霍尔曼·亨特，一个是雕塑家伍尔纳，他们都是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不过很显然，求婚都没有成功。因为茱莉娅在1867年选择嫁给了一位英俊而平凡的男人赫伯特·达克沃斯（Herbert Duckworth），他是一位普通的有地产的贵族，在弗吉尼亚看来，这桩婚姻显然并不般配，赫伯特明显逊色于她的母亲。不过，也许正是这种家庭营造出的梦幻氛围，使茱莉娅可以在年轻时拒绝诸多艺术家的追求，而选择嫁给赫伯特，并用自己的丰裕来遮盖丈夫的匮乏，为新婚丈夫的形象编织出光辉绚烂的金色光环。
茱莉娅和丈夫仅仅度过了四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后，赫伯特·达克沃斯便不幸去世了。之后很多年，茱莉娅都在绝望中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即乔治·达克沃斯、斯特拉·达克沃斯和遗腹子杰拉尔德·达克沃斯）。丈夫的去世一方面使年轻的她始终被一种慢性忧伤所萦绕，弃绝了这个世界上的欢乐，永远地抛却了信仰；另一方面，又使她“对所有孤寂痛苦的人都怀有一种深刻而敏锐的同情”。在丧夫后的岁月中，茱莉娅将痛彻心扉的苦楚封存进心底，致力于拯救、安慰痛苦的人，照料生病的人，不论贫穷富贵，远*亲近**疏。所以，在莱斯利丧妻期间，茱莉娅作为明妮生前的闺中密友，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莱斯利宝贵的体谅和安慰。由于这两个年轻人都经历了失去挚爱的打击，又都丧失了宗教信仰，拥有无宗教立场的新的价值取向，并且又共同拥有着强烈的情感需求，这样的情境使他们之间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亲密的、相濡以沫的感情，这种感情支撑着他们勇敢而坚定地一起并肩携手穿过了人生的黑暗低谷。虽然他们明白这种感情应该仅止于友情，但是当他们恍然大悟之时，已离不开彼此。终于，在莱斯利鳏居3年，茱莉娅寡居8年后，莱斯利·斯蒂芬于1877年2月2日向茱莉娅真挚、诚恳地求婚。
最亲爱的茱莉娅：
我被迫要向你说明某件事，它对我至关重要——对你则无关紧要。就在片刻之前，我突然明白了我爱你——正如一个男人爱一个他要娶的女人那样爱你……现在，一种确切无疑的本能告诉我，你对我并无这种感情。我对此没有抱哪怕是最轻微的幻想。我也确实感到，你对我将永远没有这种感情。不，我深信，即使你爱我，我也很难使你因做我的妻子而幸福……不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要活着就会爱你（在唯一的意义上）……我写信的时候觉得自己半是疯狂半是邪恶，不过对于自己未来遥远的回忆而言，我绝不会感到内心不忠实。
这是一封真诚、坦率、丝毫不掩饰自己缺点的求婚信件，但是当茱莉娅看到这封信时，她却拒绝了莱斯利。当然，她的犹豫和迟疑其实并非来自莱斯利所说的种种缺点，她所拒绝的也并非莱斯利本人，她真正拒绝的应该是爱情、婚姻和幸福本身，因为自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她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以一种“适宜的感情”重新接纳一个男人，是否可以重新享受人间的欢乐。但在莱斯利不顾一切的恳求、鼓励和坚持下，最终茱莉娅使自己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去直面现实，努力使自己从所有的幻想和感伤中解脱出来，勇敢而坚定地迎接她那如星光般闪耀的、纯净的第二次爱情。1878年3月26日，他们俩正式结为夫妇。婚后，除了莱斯利与前妻的女儿劳拉，茱莉娅和前夫的三个子女之外，他们先后又生育了文尼莎·斯蒂芬（Vanessa Stephen，1879）、托比·斯蒂芬（Thobi Stephen，1880）、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1882）和艾德里安·斯蒂芬（Adrian stephen，1883）四个孩子。这八个孩子，除了患有精神疾病的劳拉，和很早就去世的斯特拉与托比之外，其他几个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乔治·达克沃斯在著名的伊顿公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后做过奥斯汀·钱伯伦的私人秘书，后受封爵士，娶了出身贵族的玛格丽特·赫伯特为妻；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成为著名的出版商；文尼莎是一位著名画家，其丈夫克莱夫·贝尔是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他们都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重要成员；艾德里安曾担任著名的《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的编辑，与妻子均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则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成员。
可以说，不论是弗吉尼亚的父族，还是母族，其生活都是与艺术交融在一起的。家族不仅遗传给了她令人艳羡的天生丽质，还给予了她先天的聪敏和智慧，知识贵族的书香世家惠泽了她的整个生命，使她自小就成长于文学、艺术氛围之中。在维多利亚时代，家中的男孩是可以进入名牌大学接受教育，进而谋求职位、获得社会地位的，而女性则只能被禁锢在家中。因此，这个集社会精英与知识贵族于一体的书香世家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就不仅仅只具有一般家庭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学校的功能。在弗吉尼亚7岁以前，茱莉娅一直试图教她拉丁文、历史和法语，莱斯利则负责教孩子们数学，同时他们还分别请了家庭教师，一个教文尼莎画画，一个教弗吉尼亚希腊语。弗吉尼亚早年还受益于莱斯利那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她被允许自由地使用父亲的图书室，并在父亲的引导下阅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她扎实的文化基础。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来说，确实是一种破例的自由。此外，她自幼就能经常接触前来家里拜访的文学前辈，并得到他们的赞美和祝福，尤其是她的教父美国诗人詹姆斯·罗素·洛威尔。知识贵族的书香世家给予了弗吉尼亚优于常人的文学修养，并为其提供了在文学界走向成功的首要资源。
二、才华初露：海德公园门的“新闻”
海德公园门22号是弗吉尼亚出生并生活了22年的地方，是她早年的主要活动场所。在那栋高大阴暗的建筑物的顶楼保育室中，曾住着文尼莎、托比、弗吉尼亚以及艾德里安姐弟四人。由于他们之间年龄差距不是很大，而他们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杰拉尔德和姐姐斯特拉已经过了保育室阶段，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因患有精神疾病且病情逐渐加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所以他们自幼便组成了一个四人集团。在那间小小的保育室里，既有友爱亦有冲突，上演着属于这个亲密小集团的童年忧欢。
文尼莎是莱斯利和茱莉娅的长女，她遗传了母亲精致柔和的面庞和父亲绘画的天分。自小就因天赐的美貌而备受宠爱，在美丽面庞背后显露的是她诚实、可爱、充满责任感的性格。小时候，这种诚实的性格不仅是她特有的标志，而且也是她引人发笑的特点。有一次，文尼莎和弗吉尼亚在肯辛顿花园散步时，门口的一位老妇人送给她们一只气球作为礼物，这使她们极其开心，但在回家的路上，她们却争论起是否应该将礼物的事情告诉母亲。最终文尼莎在弗吉尼亚伶牙俐齿、巧妙的说服下，同意将气球藏了起来，但是气球还是被母亲发现了，这时文尼莎以其诚实的秉性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母亲承认错误。当母亲质问弗吉尼亚时，弗吉尼亚却机智地对母亲说：“母亲，您面前站着的，一个是魔鬼，一个是圣人哪！”这句话不仅逗笑了母亲，同时也引得一旁的父亲为她的聪慧拍案叫绝。从此“圣人”这一绰号便成了文尼莎的专属名称，乔治、杰拉尔德甚至是托比都一起加入这个讥笑文尼莎的游戏之中。之后，文尼莎还总会因此被兄弟姐妹们戏称“老妮莎的诚实”，或者说她“这老家伙真是顽固不化”，甚至说她“总是好心办坏事”等。同样，弗吉尼亚也因自己在保育室期间做过的那些“蠢事”获得了“那头山羊”或“山羊”的名号，这个绰号之后跟了她很多年。那时孩童之间无忌的话语和欢笑总是使日子显得那般美好与快活。
文尼莎只比托比大了一岁，但是凭借其责任感和严谨认真的天性，自小就完美地表现出了长姐如母的风范。她经常教托比认字，甚至还把自己的奶瓶让给他，总是像小大人一般尽己所能地照顾和保护托比，甚至愿意为了他的利益牺牲自我。而托比是一个兴高采烈、精力充沛、健壮、坚定、专横、性格外向的小男孩，俨然就是又一个斯蒂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从小就学会了肆无忌惮地接受偏袒。在他们两人之间，文尼莎乐于付出，而托比则乐于接受，他们成了保育室里绝妙和谐的一对。在弗吉尼亚出生之前，文尼莎和托比两人亲密无间，他们总是在晴朗的午后，并排躺在花园里的草地上，暖融融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仔细端详和研究天空中不时飘过的浮云一会儿像巨人，一会儿像城堡，一会儿又变为独角兽。时而，他们还会起身嬉戏打闹，身体推来搡去地纠缠在一起，那时的时光于他们来说好不快乐。但是，随着弗吉尼亚的降生，这种两小无猜的亲密关系则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弗吉尼亚倾向于和比她年龄大的孩子一起玩耍，而且和姐姐文尼莎一样，她也深深地爱着哥哥托比，总是用儿时那些胆大妄为、异想天开的想法和念头把托比吸引到她的身边。即使后来艾德里安的出生也没有改变这种模式，因为相较于托比，艾德里安娇弱、阴郁、幼小，并不能赢得两个女孩子的特别关注。
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的加入打破了之前文尼莎和托比之间的平衡关系，使他们之间总有小小的故事发生。有时候是文尼莎和托比与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对打，有时候他们又结成亲密的四人同盟，一致对外。在莱斯利写给C.N.诺顿的一封信件中可以看到：“两岁半的弗吉尼亚小姐用指甲抓了她四岁的哥哥。我坚持要她道歉或来个亲吻，最后她这么做了。她看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爸爸，为什么我们有指甲？‘这是在你身上的一点婴儿目的论’，我回答，‘为了去抓弗劳德们’。”但无论彼此之间如何争吵打闹，他们，尤其是两个女孩，从一开始就热烈地爱着对方，而且终生都是如此。按照文尼莎的次子昆汀·贝尔的说法，在姐姐文尼莎眼中，外貌始终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当她爱的时候，爱向她呈现的是一种视觉形式。而弗吉尼亚从相貌上来看，自小就和姐姐一样，长得很美，拥有着希腊雕塑般的脸部轮廓、粉色的脸颊和绿色的眼睛，眼神专注而柔和，骨骼瘦削而纤弱，俨然是一位美艳明敏的女子。而妹妹对姐姐的爱，则更倾向于彼此间的亲密交流和对对方性格特征的喜爱。在弗吉尼亚眼中，文尼莎不仅诚实、稳重，具有过人的良好判断力，而且对年幼者承担着充满爱意的责任，与兄妹之间形成了饱含深情的亲密关系。所以，似乎从一开始，姐姐文尼莎就注定会成为一位画家，而妹妹弗吉尼亚则会成为一位作家。
作为莱斯利和茱莉娅的女儿，英格兰知识贵族阶层的后裔，文尼莎和弗吉尼亚本有希望打破维多利亚时代传统教育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但由于母亲茱莉娅一直以来对女性角色持有保守而顽固的传统观念，她坚信女儿们没有必要接受正规的教育，认为“服务，就是妇女最高天性的完全实现”，未来等待她们的不外乎好好操持家务，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因而，文尼莎和弗吉尼亚并没有被允许像托比和艾德里安那样进入学校，并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剑桥深造，她们只能在家中接受维多利亚传统习俗影响下的自我教育。不过，幸运的是，虽然在教育子女这件事上，她们的父亲莱斯利接受了自己妻子的决定，但是他对教育意味着什么却是持有最进步的看法的。莱斯利曾在追求茱莉娅时，与其讨论过妇女受教育的问题，他甚至还批评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要求女性具备的那种浅薄的才艺。他谈到“看见人们怎样受到扭曲，这常使我愤怒。我讨厌看到女人的生命被浪费掉，只因为她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在任何研究中取得独立的兴趣的训练……”正是由于这种先进的教育观念，他才会将文尼莎和弗吉尼亚按照最佳的职业标准来培养，让她们一个学习绘画，一个学习希腊语。当然，她们也仍旧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成为淑女所必须的才艺训练。绘画、跳舞、音乐和文雅的举止，这些都是必须要学的。毫无疑问在文尼莎身上有绘画的天赋，她最早师从埃比尼泽·库克先生，但是两姐妹在音乐、舞蹈、马术等方面的学习就有点不尽如人意了。唱歌虽然相对要好一些，但是文尼莎和弗吉尼亚还是会经常出丑。一次，姐妹俩像往常一样不情愿地走进了音乐教师米尔斯小姐的教室，当米尔斯小姐虔诚地问学生们圣诞节的含义是什么时，弗吉尼亚却回答说：“它是为了庆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她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立刻响起了一片响亮的笑声，她也因此而不得不被请出了教室。同样，舞蹈课和钢琴课也是让斯蒂芬小姐们头痛不已的事情，她们甚至通过长时间躲在厕所里来逃避这些课程。
对于姐妹俩来说，最好的课程也许是来自它本身所引发的兴趣，当她们的兴趣被吸引起来之后，她们便乐意在自己感兴趣的艺术领域中遨游徜徉了。在弗吉尼亚五岁的时候，她便已显露出了与众不同之处。相较于家里的其他孩子，她看起来似乎更有创见，也更沉醉于玄想。她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文学上的天分，并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她曾说：“从我还是一个小家伙时起，当大人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圣埃夫斯客厅里那绿色绒毛沙发上，模仿霍桑的风格胡乱编造着一篇故事。”而她的聪慧和机智也一早就被父亲发现，在她1891年九岁生日的时候，莱斯利就曾说过：“她当然非常像我。”而在1893年7月，莱斯利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又说：“昨天我同吉尼亚（即弗吉尼亚）讨论了乔治二世，她吸收了许多东西，到时候真的会成为一个作家……”
早在孩童时代，弗吉尼亚便开始自己编故事讲给大家听，那些在楼顶保育室和圣埃夫斯的岁月里，每当黑夜降临，灯火熄灭之后，伴随着炉火的余光，弗吉尼亚便开始讲故事了。或是关于对此浑然不知的隔壁狄克尔一家的传奇故事；或是关于伯卡奇和霍利温克斯发生在花园中的故事；或是比卡兹和眨眼睛等邪恶的精灵生活在垃圾堆里，穿过鼠刺树篱上的一个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故事……一个个连续不同的故事在摇曳不定的炉火照耀下被讲述下去，并随着昼夜晨昏的交替不断延续下去。弗吉尼亚那些膨胀的幻想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引人入胜。在这个安逸亲密的四人小集团里，弗吉尼亚就这样每晚给大家分享着她编织的一个个奇妙、神秘的故事，而文尼莎和艾德里安总是会被弗吉尼亚杜撰出来的活灵活现的世界所吸引。
写作是弗吉尼亚人生中最大的乐趣。五岁时，她便能以一种“最可爱的字体”开始写信了，为此她备受称赞。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曾给母亲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普林塞普太太说她只会坐慢车，因为所有的快车都会发生事故，而且她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把他的腿下（卡）在火车轮子里了，然后火车开动了，这位老先生就这么被火车拖着走，直到火车者（着）了火。他大声呼喊想找个人把他的腿砍掉，可是一直没有人过来救他，最后老先生整个被烧焦了。再见，爱你的弗吉尼亚。
在1891年，弗吉尼亚9岁的时候，她和哥哥托比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海德公园门新闻》（Hyde Park Gate News），起初这并不是弗吉尼亚一个人的“事业”，托比是这项冒险活动的合伙人，但是由于托比当时在读寄宿学校，很少回家，所以渐渐地这事就几乎全由弗吉尼亚负责了。《海德公园门新闻》从1891年创刊到1895年4月停刊，其间虽略有缺期，但基本都是坚持按周出刊的，它生动地记录了斯蒂芬家孩子们其乐融融、趣味盎然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各种冲突和分歧被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厚情感所缓和，年长的家庭成员支持年幼的，年幼的也给年长的带来欢乐。报刊中的内容大都是生活趣事，上至家族亲戚，包括费希尔家族、达克沃斯家族、沃恩家族、斯蒂芬家族、杰克逊太太、桑姆斯伯爵夫人和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等，下至孩子、仆人，甚至是家里的狗、老鼠、虫子等都成为孩子们创作的素材、描写的对象，出现在报刊上。其文体大都是弗吉尼亚模仿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堂皇的新闻体写出来的，就如同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鞋帽，学大人说话一样，十分有趣，但同时又不失童真和顽皮。比如，斯蒂芬家的孩子们曾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但是由于这只流浪狗总是将屋里的地毯弄得异常凌乱，肮脏不堪，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它被送到了失狗招领处，但不知什么原因，那里却拒绝接受它。
于是，男孩把它放了，任由它随心所欲地漫游，“就像一滴水在浩瀚的海洋里追寻它的旅伴。”迄今为止，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它的消息传来。
弗吉尼亚还曾写过一篇关于其表姐沃恩小姐的新闻报道，其中充满了讽刺、调侃的意味，读来引人发笑，显示出了弗吉尼亚的聪慧、机智和幽默，可见她自幼便培养出了一种胆大妄为的独特风格。
米莉森特·沃恩小姐（弗吉尼亚的表姐）已经荣幸地光临了斯蒂芬府。和友爱的姐妹一样，沃恩小姐去加拿大看望了她阔别已久的定居于斯地的姐妹。我们希望嫉妒的猝痛不曾袭上她的心头，当她看到她的姐妹那么安逸地和丈夫生活在一起，而自己却为了结婚而寻遍大地。不过，跟老人似的，我们跑题了。她于星期一来到这儿，目前仍住在海德公园门22号。
同时，《海德公园门新闻》还包括一些言辞雄辩的颂词和弗吉尼亚早期的小说习作。当莱斯利在格拉斯通和卡莱尔之后当选为伦敦图书馆馆长时，弗吉尼亚曾在其报刊上写下了这样的颂词：
萨克雷的女儿里奇夫人第二天来家里吃饭，为了表示她很高兴，竟然从她坐的椅子上跳了起来并像孩子一样拍手，但这绝不减弱她的真诚。斯蒂芬夫人更大的快乐在于格拉斯通先生事实上只是副馆长……我们认为伦敦图书馆将斯蒂芬先生置于超出格拉斯通先生的地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尽管格拉斯通先生可能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但他在写作方面却无法打败斯蒂芬先生。
这篇颂词词汇丰富，语言巧妙机智，已显示出了相当的叙述水平，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之手。昆汀·贝尔认为弗吉尼亚现存的发表于《海德公园门新闻》的最早故事习作是《午夜骑行》。它主要描写的是一个男孩为了去看望他病倒在学校的弟弟，不得不在半夜骑马穿越充满危险的北美沼泽地的故事。但是弗吉尼亚在开始了对主人公的启程的叙述之后，却对这次冒险的具体情节失去了兴趣，于是故事不得不以一种沉闷、松散的方式告终。但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相对成功，尤其是那些情书中的对话，相当机智、灵巧，读来不由得令人大笑。“……你很可耻地抛弃了我。”约翰·哈利先生写信对克拉拉·笛姆斯戴尔小姐说。而她则回信道：“由于我从不保留你的情书，你没法收回它们。因而，我把你寄来的那些邮票还给你。”
《海德公园门新闻》自创办以来就备受大人们关注。他们常常阅读，体味弗吉尼亚笔下生活中的闲趣，特别是莱斯利夫妇，十分喜爱读她发表在上面的有趣的笑话和故事。通常，总是在每周一早晨，文尼莎会把最新的《海德公园门新闻》放在妈妈的沙发上，接下来，就是一段使弗吉尼亚觉得漫长且充满期待、悬念和焦虑的等待时间了。因为弗吉尼亚继承了家族性格特质中的敏感和神经质，在父母走进客厅拿起那份报纸之前，她就已经激动紧张得不能自已了。“她翻开报纸了吗？”“她在读它了吗？”“你能看见她在读什么吗？是我写的那篇关于池塘的吗?”“她读了之后笑起来了吗？”“她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她总是会紧张地问文尼莎诸如此类的问题。父母会说出什么样的批评意见，这对于弗吉尼亚来说是一个相当可怕的问题。但是当茱莉娅对莱斯利平静地说出“我觉得相当灵巧”的时候，弗吉尼亚就仿佛去到了天堂，赢得了整个世界。这种对于批评的敏感和神经质，在今后的岁月中，将如影随形般出现在她每一次作品发表的时候。
《海德公园门新闻》的写作为弗吉尼亚在海德公园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平添了无限趣味。那时，家庭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喜事还是灾难，都能在《海德公园门新闻》中寻到踪迹：水管爆裂、孩子生病、兄弟们离家上学或是放假回家、参观马戏团和动物园等，这一切都使弗吉尼亚陶醉在家庭的欢乐气氛之中，沉浸于写作练习所带来的全部乐趣之中。在那些报纸中可以看到，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堆绰号和一堆可以扮演的角色，他们会对家里发生的大事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连家里来访的每一位客人，他们都会在私下里品头论足一番。除了写作带来的乐趣之外，在伦敦能给弗吉尼亚带来欢乐的就是每日两次在肯辛顿公园消磨的美好时光了，那时的肯辛顿公园还充满着某种野趣。在早些时候，托比还没有离家求学时，他们经常推着手推车在街上打闹嬉戏，有时又会在圆池塘和花道之间的茂盛草丛中漫游取乐，在那里他们会发现一些散落的珍珠一样的小贝壳，把贝壳一个个捏碎所带给他们的欢乐在那时是无可替代的。除了贝壳，鳄鱼树也是他们的乐趣所在，由于鳄鱼树粗壮的树根暴露在外边，所以他们经常在上面攀爬玩耍，以至于树根都被磨得光滑锃亮。有时他们还会带着弗吉尼亚的爱犬赛格来到公园里，将赛格拴在栏杆上，而这样的行为常常会被有些孩子误认为虐待动物，从而到公园管理员那里举报他们。
再大些的时候，男孩子们都去学校了，肯辛顿公园中的美好时光就只属于姐妹俩了。弗吉尼亚和文尼莎总是在那里闲逛，有时她们会并排躺在花道后的草坪上，弗吉尼亚会把随身携带的书拿出来朗读。多年后，弗吉尼亚曾回忆有一次她在那里朗读《英诗金库》中的一首诗时，一下子豁然开朗，好像突然理解了诗中的真谛，在她看来，这就是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存在的瞬间。有时她们也会花一便士去宫殿旁边的白房子里买糖果吃，偶尔还会买上一本《点滴》杂志，坐在草坪上，把买来的巧克力或者糖果掰碎，边吃边读杂志里的笑话，以此来取乐。《点滴》杂志是1881年在英国发行的周刊，于1989年停刊。弗吉尼亚最喜欢读里边的“通感”专栏，她还曾把自己早期的一篇小说习作投稿给它，不过，最终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肯辛顿公园的户外活动，在日复一日的时光冲刷下，逐渐变得沉闷乏味，但是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它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她总是满怀激情地注意着周围的一切，以便遇到具有新闻价值的趣事，可以在她的报纸中报道一下，有时女王门那里卖坚果和鞋带的老妇人、花卉大道两旁有着棱纹外壳的特别的小坚果都会出现在她的描述之中。充满雄心抱负的小编辑弗吉尼亚对于自己的《海德公园门新闻》始终乐此不疲，孜孜不倦。
时光流逝，“人们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一切似乎都会到来，接着一切又会消失远离；一切在慢慢长大，一切又要慢慢变小。一切以不同的速度，或急或缓地经过这个小小的生命。”随着年龄的增长，弗吉尼亚已不再是个孩子了。她逐渐到了一种自觉的年龄，行事也相对沉稳成熟，她在《海德公园门新闻》中的文笔也随之愈发成熟，早期报纸中那种属于儿童特有的魅力、乐趣和顽皮逐渐消失了，更多的是她照着那些被认可的范本所做的严肃的练习，这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练习，相对以往更加谨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她成年之后的写作风格。相较于早先的《海德公园门新闻》，之后的内容更趋向于成年的类型。她尝试过风俗小说，写过一篇描述梦境的文章，谈过一场吕克昂剧院的表演，报道过在市长府邸举行的一场*会集**等。这些内容无不显示出弗吉尼亚这位极其认真地钻研英国文学的小姑娘正在从早期的习作中一步步努力向前发展。
生于书香世家，同时又有莱斯利和茱莉娅这样的热情读者，不难理解弗吉尼亚在9岁时就能创办报刊并进行文学习作了。《海德公园门新闻》的创办训练了弗吉尼亚对生活加以观察和提炼的能力，它是弗吉尼亚成为作家的又一重要资源。
三、儿时天堂：康沃尔的海浪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如果人生需要根基，如果人生是一个器皿，需要以后的经历来丰富、来填充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器皿、我的人生根基就是这段回忆。”在她看来，她的整个生命都是建立在儿时在西海岸康沃尔郡的度假胜地的夏季记忆之上，康沃尔的海浪、沙滩、漫游、垂钓以及海滨花园无不唤起她“崇高的感觉”，在她记忆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于她来说，康沃尔是儿时的天堂、少年时代的伊甸园、人生中最可爱的一段路程。
1881年，恰巧是弗吉尼亚出生的前一年，莱斯利进行着他惯常的徒步旅行。一个偶然机缘，使他发现了圣埃夫斯。圣埃夫斯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的海边小镇，当时那里尚未受到破坏，仍保留着原始的风貌，保持着亘古有之的初始模样。在那儿，莱斯利看到了渐渐倾斜的长满荆豆的原野，原野中一团团樱草花和铃兰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远处则是美丽、干净的圣埃夫斯海湾和它的沙丘。由于那里受墨西哥暖流的影响，较英格兰其他地方相对更加温暖，所以温度适宜、空气清新，连微风都带着馨香。莱斯利向家里人描述说那里空气柔和得像一张黏稠的面纱，带着“一种像新挤出来的牛奶似的鲜甜气味”。
于是，第二年，他在海湾上方的高地上租下了一栋于19世纪四十或五十年代由大西部铁路公司修建的名为“托兰德屋”（Talland House）的房子。从此，每年的七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斯蒂芬一家都会来此度假，短暂地远离伦敦那所阴郁而令人窒息的房屋。对于孩子们来说，任何其他的旅行都代替不了圣埃夫斯，在这儿，他们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随意地在花园里游荡，在海滩上玩耍，想怎样就怎样，“在年轻人的心目中，这是天堂般的前景，他们热爱圣埃夫斯，陶醉于它那众多的乐趣……”
圣埃夫斯的托兰德小屋离火车站不远，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房屋比较简陋、脏乱，屋内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自来水装置，但是房子明亮而又空气流通，屋子阳台的墙上还布满了繁星点点的西番莲花，这些银白色的西番莲花瓣上点缀着紫色的条纹，紫色中又夹杂着绿色的花骨朵，简直美不胜收。更重要的是，托兰德屋在地理位置上拥有着绝佳的视野，躺在床上，透过淡黄色的百叶窗，一眼就可以望到那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海洋，听到海浪富有韵律的拍击声。极目远眺，灰白色的灯塔就矗立在远处朦胧的烟雾之中，夹带着泥沙的海水，永不停歇地奔流向那杳无人烟的仙乡梦国。
那是在圣埃夫斯的儿童室里，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我听见海浪冲击的声音。一、二，一、二，将飞溅的浪头送上海滩；接着是再一次冲击声。一、二，一、二，在黄色窗帘后面响着。当风吹开窗帘的时候，我听见窗帘在地板上拖动着它上面的小橡果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听着海浪的泼溅声，看着这片光影，感受着，几乎不相信自己身在此地；我体验着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纯粹的迷醉。
在屋子的门口有着成片的草坪，草坪顺着山体的斜坡铺下，孩子们总是喜欢顺着斜坡滑下；草坪边上生长着繁茂的鼠刺树篱，这些树篱使草坪被一块块地分隔开来；屋子后边是一个花园，花园顺着斜坡通向海滨，与海滨遥相呼应，煞是好看；花园的下面被孩子们称为“爱情角”，雷奥·麦克斯和基蒂·拉辛顿就是在这里订的婚；再往远处则是一个种着各种瓜果蔬菜的菜圃，各种各样的夏季水果应有尽有；在小屋外的角落里还有让孩子们欣喜不已的池塘；而最让他们感兴趣的还是草坪上的那片板球场，小型板球赛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那里举行；过了板球场就是大海了。在弗吉尼亚的童年生活中，最令其痴迷的运动就是打板球了。在一张摄于康沃尔的孩子们打板球的照片中，6岁的弗吉尼亚就像一个假小子似的，全神贯注地守门，而艾德里安则在全力以赴地击球。
在圣埃夫斯的每一天都是美好、欢乐、充满激情的，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花园、自己的苗圃、自己的板球场，甚至还有澎湃的海湾、蔚蓝的大海和绵延的青山。这些无不令人陶醉！而且，在这里斯蒂芬一家可以不再像在伦敦时那样保持刻板的生活规律。客人们也不用像在伦敦时那样严格遵守用餐和拜访时间，他们可以根据火车到达的班次随意来往。那时，斯蒂芬一家在接待前来的客人时，总是会有一套特别而有趣的仪式。
瞭望台是围墙伸出来的一个小土丘，上面没种植物，只有些野草冒出来。站在眺望台上能看到火车到站的信号。如果信号降下来了，我们就要做好到圣厄斯火车站接站的准备了——洛威尔先生、吉布斯先生、斯蒂尔曼一家、西蒙德斯一家和拉辛顿一家都会坐火车到圣厄斯站下车。
在这里，莱斯利似乎也放下了他那沉重而无休止的工作负担，短暂地从压在他身上的繁重的劳动、尘世的忧伤以及个人成败得失的精神重荷之下逃离出来，展现出他最温柔的一面。他总是会在午后或黄昏时分带着孩子们，按照习惯的路线漫步走过花园，穿过板球场，越过蒲苇丛，来到海边，沿着海湾前行。途中，莱斯利会给孩子们讲述自己曾经如何充满活力地去阿尔卑斯山考察的故事。有时，他也会带孩子们去海滩上玩耍，孩子们总是光溜溜地在沙滩上跑，而莱斯利则会突然捉住其中的一个，夹在双腿间，拖到大海里去，孩子们漂亮的母亲往往就在旁边注视着这温馨而美好的画面。
圣埃夫斯给予了他们全部纯粹的快乐，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侧耳倾听海浪的声音，可以尽情地在海边挖沙嬉闹，捡贝壳、芦苇、石块等，可以毫无畏惧地爬到一块*大海于**中凸出的岩石上捉鱼捉螃蟹，可以整日在池塘边的大石头上观察水里的银莲花，可以欢快地跑到镇上小店里买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吃着撒了黄糖的康沃尔乳脂……有时他们还会去林子里打鸟，伴随着枪声的余波，一群群受了惊吓、叽叽喳喳、惊魂未定的椋鸟瞬间疾飞开去。有时在礼拜天，他们还会和父亲一起进行徒步探险，并在探险过程中研究和采集植物。不过，对于斯蒂芬家的孩子们来说，相较于研究植物，他们更热衷于“昆虫狩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昆虫协会，弗吉尼亚在其中负责昆虫命名的工作，不过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做出什么引以为豪的成果，并因此遭到了托比的训斥。他们经常把捕捉来的死昆虫装在旧牙粉罐子里，藏于井底。对于他们的这一行为，莱斯利和茱莉娅并没有像一般的父母往往会做的那样训斥或责骂他们，而是肯定了他们的这一爱好，激发他们的兴趣，并给他们配备了包括捕虫网、收集箱、标本板、杀虫瓶、培育箱和参考书在内的所有专业装备，有时莱斯利甚至还会在园子里帮他们捉蝴蝶、捕飞蛾。在圣埃夫斯，他们还有一棵专属他们的“蛾子树”，莱斯利经常帮他们在这棵树上涂上大量的糖浆来粘住蛾子，孩子们尤其是弗吉尼亚对这棵“蛾子树”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直到他们完全长大成人，他们都一直热衷于捕捉、收集蝴蝶和飞蛾，弗吉尼亚尤其热衷于捕捉飞蛾，某种微醺的、长着大灯笼眼的、过分花哨的飞蛾永久地停留在了她的记忆之中，不仅成为她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也成为日后触发其诗意化小说《海浪》的灵感源泉。
同时，在海边度假，航行、钓鱼和游泳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海洋成就了他们假日的全部快乐。在弗吉尼亚晚年的回忆录中，她提到在圣埃夫斯的海湾，她见得最多的就是不断从港口驶出的渔船，其中有小帆船，也有笨重的在深海捕鱼的大船，还有轻便的捕鲭鱼的小船，以及一年到头都搁置在沙滩上的沙丁鱼捕鱼船。其中最令弗吉尼亚激动万分和难以忘怀的就是捕沙丁鱼，因为这是一个让人们年年夏天翘首以盼，却又年年夏天没有实现过的梦。那时在卡比斯湾的岗哨里住着一个所谓的“鱼眼人”，他负责观察放哨，一旦看到沙丁鱼就会吹响喇叭，而渔民们听到喇叭之后就会放网。没有喇叭声的时候，所有的渔船就会停靠在海滩默默地等待。弗吉尼亚在圣埃夫斯期间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沙丁鱼群，捕鱼的渔船也只能停靠在港口打瞌睡。其中只有一次喇叭被吹响了，响亮、悲怆的喇叭声划过水面，渔民们纷纷下网，但是沙丁鱼却绕过卡比斯湾游走了、消失了，渔民们只能两手空空而归。所以，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捕沙丁鱼成了一个神话，从未真正实现过。
此外，划船比赛也是始终令弗吉尼亚念念不忘的童年趣事，它带给弗吉尼亚一种法国乡村的美感，充满梦幻色彩。比赛当天，无数的小旗子迎风飘扬，无数的船只在海湾中自由穿行，人们欢天喜地地聚集在沙滩上、海面上，耳畔回荡着发令枪的声音、观众们欢呼喝彩的声音以及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热闹非凡。除了划船比赛，游泳比赛和舞蹈比赛也是那里的风俗习惯。在游泳比赛时，每个参赛选手都表现出兴致勃勃、胜利在望的样子，在听到枪声的瞬间，他们就应着枪声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不久小小的脑袋就在水面时隐时现，远远望去，只能看到在他们双臂拍打下漾起的朵朵浪花了。同样，舞蹈比赛也是精彩纷呈，人们不分男女都围着卡尼尔斯教堂尖塔欢快地载歌载舞，跳的时间最长的人就是获胜者。对于获胜者，镇上都会给予一定的奖励。此外，钓鱼也是弗吉尼亚在圣埃夫斯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她喜欢静待鱼儿上钩的过程，喜欢鱼儿咬钩并拉起鱼竿时的那种无以言表的激动与振奋。但是莱斯利却不喜欢钓鱼，因为他认为鱼被勾上来的场面甚是残忍，不过他并没有禁止孩子们钓鱼，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父亲的影响下，弗吉尼亚最终自愿放弃了钓鱼这一嗜好，从内心深处摒弃了钓鱼的欲望。
以上种种都深刻地铭记在弗吉尼亚的脑海之中，其中有一次关于出海航行到灯塔的事件还被记载在了1892年9月12日的《海德公园门新闻》中。
星期六早上，希拉里·亨特少爷和巴兹尔·史密斯少爷来到托兰德屋，邀请托比少爷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小姐陪伴他们上灯塔那儿去，因为船夫弗里曼说恰好有往那儿去的潮汐和风向。艾德里安·斯蒂芬少爷没有获许和他们同行，很失望。
后来，这一事件又被弗吉尼亚作为素材写进了她的名作《到灯塔去》中。在作品中，俯瞰卡比斯海湾的塔兰德屋构成小说的主要场景，弗吉尼亚和托比受邀前往的那座黑白相间的戈德里维灯塔，被作为小说中的核心意象，贯穿始终。
可以说，圣埃夫斯是一座让弗吉尼亚终生一再汲取回忆的宝库。我们不但在《到灯塔去》中感受到了它的气息，而且在《雅各的房间》和《海浪》中也能察觉到它的存在。在《雅各的房间》开篇中，母亲带领雅各兄弟在海滩散步，雅各在那里捡到一个羊骨头的描写，正是与弗吉尼亚在圣埃夫斯的生活经历相关。在圣埃夫斯的生活经历同大自然一起印刻在了童年弗吉尼亚的内心深处，正如她在《往事札记》中所说：“回顾起来，没有任何童年经历的事像在康沃尔度过的夏季那样对我们独特不凡，那样关系重大了。……我可以回忆起一件又一件事情，写满许多页。”所有一切使得圣埃夫斯成了她生命的最好开端。
圣埃夫斯于弗吉尼亚来说，永远是美好的、欢乐的，那里的每一缕阳光都是温暖的，每一抹颜色都是多姿的，每一种声音都是悦耳的。在那里，她寻找到了美，并记住了美。每当回忆起童年的圣埃夫斯，都能使弗吉尼亚的内心在苍白、痛苦的人生中充满色彩。她在《往事札记》中曾写道：
如果我懂绘画的话，我将给我最初的记忆涂上淡黄色、银白色和浅绿色。回忆里有淡黄色的百叶窗、浅绿色的海和银白色的西番莲。我会把这幅画画成圆圆的球形，还是半透明的样子；要么就画成圆弧形的花瓣；要么画成贝壳的样子——反正都是半透明的感觉……
由上面那些颜色、那些声音绘成的记忆图景定格在了圣埃夫斯。而在下面的回忆中，在感情上则更加浓烈，视觉冲击也更加鲜明。那是更晚些时候的回忆，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仍倍感温暖。过去的一切是那么醇美可口，大家忙碌而欢乐，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呼喊声传来，各种味道夹杂而至，真是一场嗅觉的盛宴——那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手头的工作，不由自主地朝海边走去。而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也会不顾一切地停下手边的工作，一路走到山顶，俯瞰美丽的花园。花园隐没在条条林荫小道之中。果树上诱人的苹果就在人的头顶摇摆，花园里回荡着蜜蜂的嗡嗡声。苹果有的艳红，有的金黄；还有的树枝顶着柔软的粉色小花，灰色和银白色的树叶则晕开了一片背景。它没有揭开面纱，不在人前炫耀，却浅浅地吟唱成纯净的狂喜，引我驻足，让我吮吸，使我沉醉。可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描绘这种狂喜。这是狂喜，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欣喜而已。
弗吉尼亚用大量的文字展示了圣埃夫斯生活的美妙，圣埃夫斯的生活经历不仅在素材方面构成了她的写作根基，还在精神层面构成了她的生命根基。不过，愉快、美好的时光中有时也夹杂着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虽然托兰德屋周遭的自然风光绚烂、秀丽，但事实上托兰德屋本身是凌乱不堪的，尤其是人口密度过大。在那里，除了斯蒂芬一家以及女仆和家庭教师之外，还有很多客人，包括许多堂表亲、叔伯、外甥和外甥女，以及在伦敦时就经常拜访斯蒂芬家的文艺界名流洛威尔、亨利·詹姆斯等，还有一些名气稍逊的人物，比如沃尔斯坦霍姆先生。纷至沓来的人物、混乱的生活体验也都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许多的访客后来都作为原型人物出现在了弗吉尼亚的作品中，如沃尔斯坦霍姆先生，他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但是他的观点和生活却使他在剑桥待不下去，后来成了弗吉尼亚小说《到灯塔去》中诗人卡迈克尔先生的原型；在“爱情角”订婚的基蒂·拉辛顿和雷奥·麦克斯则化身为《到灯塔去》中的敏泰·多伊尔和保罗·雷莱；甚至连当时在圣埃夫斯负责洗衣的爱丽斯·柯诺和打扫房子的吉尼·伯里曼也在小说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同时，弗吉尼亚在圣埃夫斯的生活也有充满阴暗的一面——正是在圣埃夫斯期间，她遭受了同母异父的哥哥的侵犯。
我那时还非常小，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把我抱到厚板上。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手游走在我衣服下面，手坚定地一直往下摸。我还记得当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停下来。他碰到我*处私**的时候，我身体变得无比僵硬，我痛苦地扭动，但他却没有停手。他又抚摸了好一会儿。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恨和厌恶——有什么语言可以描绘当时那种不可言说、纷繁复杂的情绪呢？
杰拉尔德这样的举动让弗吉尼亚深深厌恶，她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一幕，这使得在今后的岁月中，她异常羞于提及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任何跟性有关的事情都感到害羞，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因受到惊吓而采取了一种冷淡、自卫的惊恐姿态，终身无法过正常的*生活性**。之后，在母亲去世后的岁月中，弗吉尼亚又多次遭到了乔治的侵犯，这一切都使弗吉尼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被杰拉尔德和乔治毁掉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圣埃夫斯期间存在着这些影响她一生的伤害，但是她始终固执地认为关于圣埃夫斯的回忆是神圣的、美好的、欢乐的、不容*渎亵**的。
康沃尔的田园牧歌持续了十年之后，随着1895年母亲的去世，圣埃夫斯被放弃了，弗吉尼亚的童年梦幻也随之消逝，儿时的天堂之门也随之关闭。圣埃夫斯只能成为“斯蒂芬家的幸福乐园”永远停留在弗吉尼亚的记忆深处。十多年以后，此时父母俱已去世，弗吉尼亚兄弟姐妹四人故地重游，重返圣埃夫斯。他们乘坐火车从伯灵顿出发，夜半时分到达车站，一路漫步走向托兰德屋，就好像依旧如多年前那般，只是一群从白天的出游中深夜归家的孩子。他们穿过马车道，大胆地打开院门，登上熟悉的台阶，徘徊于鼠刺树篱的阴影里，透过树篱间的缝隙向内望去。那里的一切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们，熟悉的房屋、长满花丛的土垒、亮着灯的窗户……眼前熟悉的景物勾起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对于弗吉尼亚来说，这是一次刻意的怀旧之旅，亦是一次朝圣：在英格兰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我们将找到我们保存下来的往昔，仿佛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依然被守护和珍藏着，等待着我们有朝一日会回去……啊，望着那些熟悉的陆地和海洋的模样再一次展示出来，……再一次看到十多年来我们只在梦境中见到的，或者醒来时只在幻想中见到的那些默然无声但可触可感的形象，感觉是多么的奇异。”
然而，遗憾的是，此时的圣埃夫斯已经饱受商业化的侵扰，再不是她记忆中那个原始、质朴的海滨小镇。许多坚固的白色大厦拔地而起；曾经长满野花的乡间小路被一条宽阔的公路取而代之；曾经视野极佳的托兰德屋也被一座“地狱般的饭店”遮住了视线。再次探访圣埃夫斯，已然时空变迁，人物皆非，正如弗吉尼亚在其日记中所记：“房子就在那儿……那个石头水缸，靠在高高的花垄边；一切，就我们所能看见的而言，都仿佛我们早晨离开时那样。然而，正如我们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假如我们再前进一步的话，迷人的魔咒就被打破了。那些灯光不是我们的灯光；那些声音是陌生人的声音。”
1936年5月，弗吉尼亚因创作《岁月》而几乎濒临精神崩溃之时，又一次回到了托兰德屋。在暮色中，一个54岁女人的目光凝视着前方的托兰德屋，她是在重温曾经维多利亚时代的夏季，还是在追忆童年中最初的记忆，抑或是在追寻生命诗意的真谛？
不管怎样，圣埃夫斯是弗吉尼亚童年最初、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多年之后，她仍在感激父母当年选定这个地方，在她心中这是父母给予她的无价之宝。圣埃夫斯之于弗吉尼亚，正如威塞克斯之于哈代，昆布兰湖之于华兹华斯，瓦尔登湖之于梭罗，都是作家们心中无可替代的圣地。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任何地方能超越它，它永存于作家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