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爱情是在性质、形态、美感上都存在着巨大反差的两大主题，当个体化的爱情与集体化的战争语境相遇时，会营造出爱情“奇观”。
然而，华语地区的抗战电影大多数尽量规避对感情的表达，因为“感情的出现会让战争片失去庄严性”。
十七年”期间的抗战电影中，“爱情、亲情关系的表达一方面作为完善英雄形象的情感补充，满足了观众对个人情感表达的潜意识的期待； 另一方面将爱情、亲情关系包裹于阶级兄妹的情感关系中实现了转化。
新时期以后部分抗战电影中虽然出现了现代爱情观念的渗透，但是依旧无法摆脱个人通过政治伦理所建构的强大的国家认同。
男女主角的“传奇之恋”放置在战争之中，影片的男女主角因战争相遇，却又代表着各自集体的利益，他们本是凭借着一己私欲相爱的男女，不同的立场却将两人分隔成敌人。
影片不仅把视角聚焦在爱情本身，更通过爱情悲剧反思战争的残酷性，影片意欲通过爱情中的个体行为进行对人性复杂的挖掘。
在战争片中，敌对双方首先被强调的是不同的政治身份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身份是区分敌友的关键，意识形态不仅代表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同时又对这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行动起到引导作用，并具有系统性、群体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因此在战争片中，个体是消失在政治话语和集体利益之中的，人的个体性在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剩下的是作为战争工具的躯壳。
在影片《色·戒》中，相爱双方一个是被重庆组织征用的女学生，一个是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
在政治层面，他们拥有着不同的立场，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利益，他们因为爱国学生策划的*杀暗**计划以及后来重庆政府实施的“美人计”而相遇甚至相爱，但是，政治身份的敌对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成了女特工王佳芝与汉奸易先生之间爱情发生、发展中的强大阻力。
在政治身份上来说，女特工王佳芝和汉奸易先生显然是互相对抗的，但是“美人计”的实施却给了双方擦出“爱情火花”的契机。
影片中，女学生王佳芝被重庆组织征用之后的身份是特工，因此，她需要完成重庆组织下达的任务，而重庆组织给她的任务就是*诱色**汉奸易先生，尽可能多的接触易先生从而获得敌方更多机密。
两个人在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的层面显然是彼此对抗的，但是因为女特工所接受的任务使得这位女特工与汉奸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的暧昧。
王佳芝一方面背负着民族使命，用自己的身体为抗战“献祭”：用美色吊住易先生，搜集对组织有用的情报；另一方面游走在个人情感的爱恨边缘，她的身份禁止她对易先生动情，而想要弄到情报，她必须得到“老狐狸”易先生的信任，因此，她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只当自己是麦太太”。
此外，王佳芝还要提防着易先生和他身边的人，因为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就只有死路一条，影片《色·戒》王佳芝与她的同伴被枪决的结局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易先生作为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背弃了民族利益，成为爱国青年和抗日组织*杀暗**的目标。
易先生在与王佳芝接触的过程之中首先要小心的就是王佳芝的身份，如果王佳芝的身份有问题，那么易先生很有可能是前途不保甚至搭上性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秘书说自己早就知道王佳芝的身份只是碍于王易的关系而没有拆穿时，易先生瞠目结舌，面对那枚被张秘书扔在桌上的钻戒，下意识地维护自己说：“不是我的。
影片中的男女主角由于彼此敌对的身份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形成了巴塔耶理论中所谓的社会禁忌，这就要求他们彼此忠于自己的身份，“在其位谋其政”。
但是，“当禁忌协助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时，也开启了逾越的可能。
换言之，禁止本身赋予了犯禁价值，巴塔耶认为，人对犯禁存在恐惧的同时还有不可代替的兴奋，这种兴奋是促使被禁止的双方越轨的动力。
也就是说，对于影片《色·戒》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来说，跨越意识形态的阻隔，产生爱情这样的越轨行为被彼此的恐惧赋予了价值。
但是，对这种犯禁价值的追求“无法获取且遥不可及”“只能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正是这种牺牲使王佳芝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易先生永远地失去了“粉红知己”。
影片《色·戒》对于相恋双方男女主角身份的设置，使得两者之间的感情带有一种不得善终的悲剧性和宿命感，而处在这样带有悲剧气息的情感中的双方，一面倍感绝望，一面又不甘命运的安排，这样的绝境之中依然绽放的情感，赋予了战争中的爱情以特殊的意义。
她所描写的这些女性大多数为了生存，为了抓住一张长期饭票而极尽媚态，耍尽花招，而似乎感情和性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
而她的小说《色·戒》却一反常态，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到女人的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在这部影片中，对于作为女特工的王佳芝来说，她所要执行的革命任务足够暧昧：以美色吊住易先生，获取敌方的机密情报，必要时除掉协助重庆组织除掉易先生。
而恰恰是这种暧昧的关系渐渐消解着两个人之间因为政治身份而形成的对立状态。
在与易先生接触的过程当中，王佳芝如果想要滴水不漏，不引起易先生的怀疑，就必须要将以富商之妻麦太太作为自己掩护身份早在香港实施“美人计”的时候就开始。
同学们怂恿她为*诱色**老易做“准备工作”时，她*身失**于有嫖娼经历的同学梁闰生，然而由于老易一家突然离港，“美人计”不了了之，但是，王佳芝因*身失**却备受冷落。
小说文本的作者张爱玲“十分敏感此类担任特殊任务的女性存在的真实困境”，因此，在小说中有相当重要的笔墨来展现王佳芝与同学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已经很僵。
大家都知道她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总觉得他们用好奇一样的眼光看她”，“她没跟他们一块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当重庆组织的头目“听说他们（王佳芝的同学们）有这样一条宝贵的路子，极力鼓励他们进行”。
王佳芝的同学们只好再一次找到她，她为了“将戏继续演下去”，“义不容辞”。
而事实是，“每次和老易在一起都像是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王佳芝的身体本是完成任务的工具，但也成了承载原始欲望的载体，性在这里成为宣泄和逃避现实良药。
而王佳芝的出现对于易先生来说也是“恰逢其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是憋狠了，蛰居无聊，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
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王佳芝的出现对于“一向狡猾”的老易来说，虽然带有危险的气息，但对于时刻处于高度紧张和戒备状态的易先生来说却是适度放松的好机会。
当然，每一次与易先生在肉体上的*欢偷**都成为腐蚀王佳芝革命意志的毒药。
第一次*爱性**中，看似易先生是占据上风的，但镜头聚焦在王佳芝那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上，这暗示着王佳芝对于自己成功吸引易先生之后产生了满足感。
第二次*爱性**的场景中，王佳芝与易先生的身体有颇多的纠缠之处，看似易先生与王佳芝的互相博弈，而实际上暗示的是王佳芝为抗战献祭的身体与作为女人享受*欲肉**的身体之间的抗衡博弈，在这次*爱性**的过程之中，穿插着公寓外狼狗巡视的镜头。
这暗示，王佳芝残存的理性还是对易先生有些戒备与警惕的；第三次*爱性**中，两个人呈现出比较和谐的氛围，尽管易先生的手枪就放在床边，王佳芝是有机会杀死易先生的，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爱性**的具体内容在《色·戒》的小说文本中并没有出现，只是仅凭张爱玲引用的一句话，导演李安就将其铺陈成女特工与汉奸相爱的关键。
性成为爱情的催化剂这样的主题设置无论是对于华语地区的爱情片还是抗战片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也难怪成为争议颇多的问题，李安是理解王佳芝最后背叛行为的：“*欲情**的部分是故事里很重要的……色生情，情生爱，这是人很自然的心理取向。
这样的主题设置给观众造成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更带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色戒意识”是由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重阐释积淀而成的。
最初，“色”只是一个中性词汇,指向人的正常欲望，人的自然本性，并无贬义，但是相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禁欲”传统而言，“色”早就被压抑在人们所谓的道德和理智之下。
另外，所谓的“色”实际上分为男色和女色，但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一直被视为是“红颜祸水”，因此，在传统文学中女性一直是“色”的主体，理所当然的，男性成为了“戒”的主体。
然而，《色·戒》不论是电影文本还是小说文本都颠覆了传统的“色戒”观念，张扬了人的自然本性并将“色”“戒”的主体反转。
人的自然本性从被压抑到被张扬“色”最初出现在儒家经典言论中时不过是指人的正常“性欲”，如《孟子·告子上》中的“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所概括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般。
但是，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非性”、“禁欲”传统，因此，“色”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带有劝惩意味的贬义词。
对于性的种种禁忌与压抑相应地也形成了道德上的“色戒意识”。
除了儒家文化中的禁欲主义成为“色戒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佛教讲求修行的思想也为“色戒意识”的形成添砖加瓦。
佛教认为“人之大患,患于有身”,摆脱沉重的肉身，勘破*欲色**成为证道成佛的必由之路，也正因如此，“色”在佛家也是一*禁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