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9日，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圆满落幕。连日来，我们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对峰会做了全程报道和详尽分析，读者反响强烈。作为此次峰会报道的收官之作，今天我们刊发丝路新观察智库成员许涛教授的《专稿|“长安时刻”，何以赢得全世界的瞩目？》稿件，以飨读者。
5月18、19日，中国—中亚峰会于在西安隆重举行。西安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今日之“长安时刻”更以其辉宏大气、富丽端庄赢得全世界的瞩目。更重要的是，西安峰会将作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睦邻合作进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载入史册。
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西部近邻，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友好往来的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被不同属性的地缘政治区域所覆盖，虽然山水相望、阡陌相连，却在中国和中亚民族间形成了无形的阻隔，在相互的认知与交流上留下了空白。
31年前，中亚各国刚刚获得独立，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承认了中亚国家的合法地位，并立即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这时起，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合作互关系快速发展起来。
中国和中亚国家建交31年来，建立在互补性优势上互利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总额增长上百倍。各个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深入，给地区各国民众带来了利好和福祉。尤其是2013年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提出后，中亚地区成为全球“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项目最多、双方收获最大、成果体现最充分的地区之一。习*平近**主席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30周年视频会上，对中国—中亚国家互利合作进行了总结，指出以往合作成功的“密码”是坚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
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习主席再次强调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亚五国是上世纪冷战结束时地缘政治版图巨变后衍生出的年轻国家，而在当年的国家关系重组时产生的诸多遗留问题正被全球变局激活，持续释放出影响地区各国稳定的破坏性能量。中亚各国处在亚欧大陆的中心，是联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中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同欧亚周边地区紧密互动、息息相关。对此，习主席在本届峰会的主旨发言中强调：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和谐的中亚，一个联通的中亚。这既是中亚国家的共同愿景和呼声，也是中国期望通过互利合作追求的战略目标。
近年的中亚并不安宁，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力暴**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骚乱、吉塔边境军事摩擦，一次次突发事件显示出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地区内动荡的最佳方案，就是结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主席在去年1月与中亚五国元首达成共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
在本届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了坚持“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四项主张，就是保障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实践顺利进行的四项重要原则。而“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维护地区和平”八点建议，则是习主席针对当前地区合作面临的现实条件和长远需要提出的具体路径。在去年中国—中亚建交30周年视频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西安峰会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机制化的保障，而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坚持”和“八点建议”则对这一机制化平台的搭建和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中亚峰会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睦邻友好关系经过三十多年健康发展后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多年形成的元首外交传统的制度性升华。因此，本次西安峰会除再次体现出高端对话、顶层决策的特点外，同时也向外界显示出一种团结、默契、务实、笃行的精神。
这次峰会通过和签署的正式文件虽然仅有9份，但达成的共识和倡议却有54项，由中方倡议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互动平台、交流论坛有19个。经六国元首共同签署发表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作为本届峰会的核心成果同样以其言简意赅、具体务实而亮点突出。这份《西安宣言》虽仅有短短15条声明却内容充实，涵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推动互利合作必须落实的各个重要领域及每项优先任务。这包括各国间支持政治稳定、实现“一带一路”对接、继续发掘经贸潜力、促进跨国交通便利化、重点发展智慧农业、广泛推广清洁能源、扩大人文领域交流等诸多方面。
即使在正式峰会召开前，中国领导人与提前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中哈联合声明》、《中吉联合宣言》、《中塔联合声明》、《中乌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双边文件，也同样体现出了高效务实的特点，具体涉及到经贸、投资、能源、交通、农业、科技等重大领域。这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元首外交务实笃行风格的继续发扬光大，而且也意味着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已经由共同的理念转化为集体的行动。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过，“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尽管已有许多后来者质疑过这句话的科学性，更难说其中有多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但这却真实地代表了太史公在当时中国人认知条件下的地域观和因果观。中国西安、陕西乃至大西北饱受中华农业文明数千年浸润，在当今全面开放时代再度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完）
作者简介：
许涛，丝路新观察智库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来源：丝路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