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kyo），简称东大，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作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和帝国大学之首，其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东大诞生于1877年，初设法学、理学、文学、医学四个学部，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学校于1886年被更名为“帝国大学”，这也是日本建立的第一所帝国大学。1897年，易名“东京帝国大学”，以区分同年在京都创立的京都帝国大学。二战后的1947年9月，其正式定名为“东京大学”。东京大学部分科系最早可以溯源到灵元天皇时期，学校主体由“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在明治维新期间合并改制而成。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浪潮冲击下的直接产物，东大在日本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性地位。截止2014年，东大培养了包括1名菲尔兹奖得主、6名沃尔夫奖得主、8名诺贝尔奖得主、16位日本首相、21位（帝国）国会议长在内的一大批学术名家、工商巨子、政治精英，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无可比拟。
东京大学是采取学院制的大学，各校区实际可以称为驹场学院、本乡学院和柏学院。每个学院的自主权非常大，授课时间都不一样。另一方面，学生在选择选修课的时候，有着很大的自由权力，所有学院的课程都可以选修。
重视教养教育是东京大学教育的最大特征。教养教育是作为教养学部前期课程授课的，但是东京大学的所有专业、研究生专业和研究所的老师都参加授课。在文部科学省主办的每个大学只能应征一项的 “特包大学支援项目”中，东京大学以“推进教养教育与研究生院尖端研究的创造性合作”项目应征，可以看出东京大学极为重视教养教育。
教养教育分前期课程和后期课程，基本包括了文科和理科的各种专业。前期课程涵盖各国语言、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等。后期课程则在前期课程基础上加以细化。教养课程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
和其他优秀的亚洲高校相比，东京大学在治学理念上有两个显着的特点。其中第一个，是将“教授治校”放在学校管理的核心位置。这是东京大学各院系保持高度专业性和学术性的一项根本保障。
除了管理奖学金、支援留学生等服务性部门，东京大学的各个院系几乎都没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每个院系的管理者，就是自己的教授和老师，甚至连学籍管理、网络维护这些杂事都是由教师们亲力亲为。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每个院系甚至每个老师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每一个行政措施，都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东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得到了充分发挥。
和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一样，日本高校的硕士、博士教学也普遍采用导师负责制。但在东京大学，每个院系，甚至每个老师都可以决定自己研究室的组织结构。比如，在某文科研究生院中，研究文化史的老师对“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非常看重，而研究互联网文化的导师却采用开放式论坛，每一个研究室的气氛都是独一无二的。
东京大学学校、院系的每一个举措，都是在充分考虑了自身专业特点的前提下实施的，甚至就连自己的上课时间都和别的院系不一样。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寻找自己的导师或留学生支援中心解决，绝不会遇到“踢皮球”之类的现象。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一个词被越来越高频度地在教育界提及：“复合型人才”。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各学术领域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已经成为每个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提倡“教授治校”，一线教师就是管理者，东京大学在学术发展趋势方面的嗅觉非常敏锐，并立即着手进行教学改革。2000年，东京大学将一些看似联系不大的几个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信息工程、统计学、环境学等统合为“信息学环”，并设置“学际信息学府”。这一打破常规的举措，在当时引起了日本学界广泛的争论。
十年后的今天，“信息学环”的特殊能力开始充分显现出来：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理科教授，在进行国际互联网政策等社会学研究时，会以网络构造等技术手段为理论基础，提出“IP 地址即国家资源”的观点。国际政治学出身的教授在研究地域文化交流时，电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和传统文化专家完全不同的解读。
与此同时，东京大学还鼓励教授积极参与媒体、企业和政*党**活动，而不是泡在研究室和图书馆里。东京大学的教授几乎没有不在社会团体中任职的。所以和日本其他高校相比，东京大学的老师往往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他们很清楚社会各界的实际需求，并且将实现这些需求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部分，写入论文、带入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