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政治犯”洗澡或每月只洗一次澡
伪满新京监狱，不许“政治犯”洗澡，直到1942年冬天，才允许“犯人”每月洗一次澡。澡堂只有2尺宽、5尺长的两个小池子。每次洗澡的“犯人”至少有七八百人。水很脏，有疥疮、皮肤病、花柳病的“犯人”也在一起洗，许多人都传染上了疥疮、伤寒病和各种皮肤病。洗澡时间不得超过两三分钟，出来稍慢即遭鞭打。
因为没有衣服换，满身衣裤都生了虱子。佟钧铠一次在衣裤中就捉到80多个虱子。
伪满本溪湖警察局拘留所里关押的中国抗日志士昼夜不脱衣服，衣服上、地板缝里虱子多得很。
不许到户外运动
在伪满新京监狱，在非法判决以前，日寇不准“政治犯”到户外运动。一般“犯人”每天或隔几天只允许到户外活动一次，但每次不准超过20分钟。因长期不见阳光，营养不良又缺乏运动，每个“政治犯”都身体虚弱，面色灰青，精神疲惫不堪。
在牡丹江日本宪兵分队的牢房中，一个月只允许“犯人”到室外活动10至 20分钟。
折磨有病“犯人”
伪满鹤岗刑务署里有病号房，实际上就是等死房。“病号房”有3栋房子。“犯人”得病后，轻一点儿的住南面1号，重者住北面3号,中间的2号为1、3号间的过渡病房。每栋房住100多“犯人”。南北大炕，大小便在屋里，唯一的小窗户用铁筋严严地堵上，屋里不见阳光，又闷又臭。跳蚤、臭虫一层层的，将人咬得睡不着觉。
“犯人”一天只给两小苞米粥米汤，不仅有病根本不给医治，有时还将“犯人”绑在一起，进行种种折磨。例如把“犯人”们绑在一起责令绕操场跑，跑不动的不是打就是吊在木柱上。有个姓窦的看守拎着一根棍子每天到1号病房挨个敲打“病犯”，催着下井刨煤。
由于卫生条件较差，伪满新京监狱的许多“政治犯”都染上了伤寒病。日戒不准“政治犯”到病监夫休养，不给病号饭吃。佟钧铠、胡毓铮和柴纯然等人均患重伤寒病，无力走路，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走，走不动时就在地上爬，走得稍慢，即遭毒打。
那庚臣、阎凤文、肖玉桐三人也患伤寒病，日寇把他们押在第3号监房，无人照看。那庚臣十四五天不能吃饭，只能喝点儿水，昏迷不醒。有一天，日本看守板田来到监房，狠狠地踢了那庚臣一脚说:“快快死了的好。”日寇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折磨着他们。
旅顺监狱有医务系，又叫小医院，其实就是病牢。1944年，那里有两个日本医生，一个叫日高，一个叫古贺(注:古贺初一)，还有一个日本“犯人”医生干一些护士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姓张的中国人医生。“犯人”生了病从各个工厂被日本看守押到这里看病，看完之后再被押回去干活。病重者将被留在这里住院。这里名义上叫医院，实际上在这里被折磨死的人最多。因为当时不仅缺医少药，而且凡住进这所医院的“犯人”由于不能劳动，便将原来给的已经不多的食物再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有很多人连病带饿活活地被折磨
有一次，监狱的小使于瀛满到医务系去，看到的情况是:“那些患者一个一个病得像死人一样，都躺在地板上，身上身下全是大小便，身下有那么多的蛆，那些蛆都长了尾巴，这哪里是养病室嘛，这是用活人喂活蛆啊!
坐着不许动
据在日本旅顺刑务所当小使的马本源证实，“被押的人进去后先换上红色罪衣,然后押在三楼‘被告室’里，面向墙，背靠着背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一动，整天要像木头人一样。大小便也不叫出去,撒在监房便桶里。”
“在牢房里，每个人背着脸坐着，不准说话，不准向外看等，如违反者，就把手从送饭口中伸出，看守用细绳捆住手腕，挂起来毒打，直到看守打累了为止。”
另据李*民泽**控诉:“'犯人’每天得端正身子面壁坐着，常听到阴森森的斥叱的凶声，令人恐怖，真像活地狱一样。每天睡前得先跪半个钟头面朝壁反省，一动都不准动，否则便遭到残酷的毒打
伪满承德监狱，日本宪兵把上百个戴着*铐手**、脚镣的人关在一间屋子里。每个屋子全是对面的大连铺，一面铺上坐3排“犯人”，黑天白天地坐着不许动。有屎往屋内桶里屙，有尿往桶里撒，桶满后叫人抬出去。坐歪一点儿，或说话，被看守看见，叫出去就打一顿。
不许抓虱子
伪满承德监狱的牢房除了腥臭难闻，里面还有很多大虱子乱爬，不几天就爬人一身，叮咬喝血，可看守就是不让抓打。有病的得不到治疗，也一点儿不能坐歪，不能*吟呻**，违反了，看守照例叫出去痛打。同监号的也不能照顾，眼睁睁看着同胞受折磨后死在身旁。
不许大小便
在伪满新京监狱，日本看守齐藤，在他值班时，整天不许“政治犯”大小便，谁要犯了，就是一顿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