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字，《山海经》全书未见，但书中提到了不少岛屿。书中的海岛皆用“渚”指称。江河中的沙洲则多称为“洲”，亦或用“渚”。
《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注：陼即渚。
文字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从阝（阜）强调其地形陡峭，从氵强调其在水中，义通。
其他先秦文献中，往往有“渚”，多指江河之中的沙洲。
《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楚辞·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
然而《诗经》的“在河之洲”，显然，这个洲也不算大。当今所言世界四大洋中的七大洲，才是真的大。
“岛”字除了不见于《山海经》，亦不见于殷商西周之甲骨金文。目前最早的实物字形见于秦代小篆。
小篆 岛 字
先秦传世文献《尚书·禹贡》扬州有“岛夷”。《禹贡》文本来自战国早期的楚国，其所本之图时代或许更早。可参考笔者之前相关文章，不再赘述。
《说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从山，鸟声。
《释名》：岛，到也。人所奔到也。
《说文》这样解释虽然并没有错，但是并未交待岛之本义及字形源流。
至于《释名》说岛取义为“到”，则显然属于信口开河。形声字“到”是周代后起字，从刂（刀）取声，形义符为至，始见于《诗经》。此前是用会意字“至”，即矢出入土，会极限、到达之义。殷商卜辞有“至”无“到”，就是明证。
“岛”替代“渚”指海岛，大约自《史记》始。《史记·田儋列传》：“入海居岛中”。集解引韦昭注：“海中山曰岛”。
《禹贡》所称之“岛夷”，属于“九夷”之一。就考古发现来看，其历史远远早于《禹贡》的创作时代战国早期，也早于文章模拟的夏禹时期。其分布范围则为淮河以南、鄱阳湖流域以东的东南沿海地区及沿海岛屿，包括舟山岛、台湾岛等海岛。
岛夷的分布范围，远比良渚文化要大
扬州岛夷主要对应考古上即杭州湾长三角一带的史*考前**古文化。
主要包括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这些古文化大多在当时的河口三角洲海滨岛屿之上，后来才逐渐与陆地相连。良渚文化结束之后，历史进入夏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言夏禹后世有子孙王越地，甚至大禹的陵墓也在此一带。根据《左传》等先秦文献可知，越人断发文身，风俗语言与中原不同，夷夏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良渚文明
良渚古城国王及王后复原像，身穿精美花卉图案的丝绸衣物，正是《禹贡》所言之“岛夷卉服”。
良渚复原像：《禹贡》岛夷卉服 之实证
在以良渚为代表的江浙一带史前文化中，“鸟立高台”是一个常见的图案，一般认为是当时的图腾。当然，有学者指出良渚即《鹖冠子》书中的“成鸠氏”，是相当可信的。其图腾鸟立高台即鸠（鸟）立成（城之来源，即高墙、高台）上之形。
考古学界所谓的 鸟立高台
笔者认为考古学界所谓的“鸟立高台”图腾，实即“岛”字之源。此台多为三层结构的“山”字形，其实即象昆仑之形，《尔雅》所谓“三成为昆仑丘”。在汉字发展历史上，籀篆化图为字，“山”形昆仑丘即“高台”被简写为“山”，嵌入“鸟”字之中，“岛”字之形成矣。故认定该图腾即“岛”字之初文，亦是其国族徽标，《禹贡》虽为战国作品，然保留了不少古称，称其民族为“岛夷”，正其宜也。
良渚，现在是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当地方志言宋代称“梁渚里”。 明代“梁渚”成为“良渚”，清代《杭州府志》亦称“良渚”。“梁渚里”的字面意思是有桥通陆的岛村，“良渚”的字面意思是“好岛”，皆与《山海经》中“渚”的涵义相合。而《禹贡》所称之“岛夷”，应为以中原为代表的外族人对其的称谓。而“岛”正是其图腾“鸟立高台”。
良渚古城
至于有人将“岛”字形的“鸟立高台”与古埃及的同类图案进行关联，认为属于同一文化则属于无稽之谈。不管是哪个文明哪个族群，古人对于鸟的崇拜是相通的，因为鸟是自由、远方、神秘等美好的象征，鸟喜欢停栖在建筑物顶上，为古人所描绘，各个文明各个族群大都一样。
有网络自媒体将良渚与古埃及对比实属捕风捉影
但是仔细辨识就不难发现，首先，取象之鸟不同，或为鸠、或为枭、或为鹰。建筑物也明显不同，良渚为台（昆仑丘）、古埃及为栏、或为方形建筑，绝无三成昆仑丘之形。浅陋的看法认为相似相同，其实判若云泥，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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