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振侠
人道匆匆年华东逝水，一点儿也不错。我离开《*产党共**员》杂志社，转眼已近40个春秋。可是不知为什么，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仍是历历在目，仿佛是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这正应了当年拍《黑脸》的时候，吴天明导演说过的一句话：采风不用忙着记笔记，好的情节一直会印在脑子里。我想，可能还不仅如此，也许还是人老了的征候：新事记不住，老事忘不了。
我是1979年《*产党共**员》复刊时调过来的。试用三个月，1980年初办理正式调动手续。我在*党**刊的4年间，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采写重点稿子，二是编辑文艺副刊。重点是前者，后者的任务量很小，32开本，有时两页有时一页，装不下多少东西。不过，这小副刊却也编出了不小的名堂。这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现在我首先想说的是，当时的*党**刊领导班子很得力。冯锡普主任主持全面，思路敏捷，条理清楚，常给人以指挥若定的感觉。我写的重点稿子，他都一一过目，而且，他对下边的三位副职很放手，也很放心。有时候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争执，但大都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目的都是想把*党**刊办得更好，从来没听说私人结下过什么梁子。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这三位副手也确实值得信赖。李凤池来自河北电台，韩秀章来自河北日报社，两位均在新闻战线上摸爬滚打多年，理论修养、政策水平、文字水平都没的说。更重要的是为人厚道，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当官的架子，颇具敦厚质朴的长者风范。他们平和，我们自在。虽然我们称他们为“李老头儿”“韩老太太”，但从心里还是充满了敬意和尊重。
至于杨殿通，那更是大名鼎鼎。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整版整版的人物通讯、大块大块的调查报告和特色文章，时不时地就会见诸报端，而且，他的文章朴实凝练，言之有物，从不讲空话、大话、套话，其风格正如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徐家常（叙家常），朴朴实实，娓娓道来。
我和殿通老兄认识得很早。来*党**刊之前，他是《河北日报》驻衡水记者站站长，我在衡水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工作。到五公、南王庄、后屯等先进村下乡，经常碰到一起。我跟人家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偶尔发表的一两篇作品，他也能看到，毕竟衡水的宣传文化圈也就那么大。不知他老先生还是否记得，1972年10月份，我在《河北日报》“布谷”版上发的一篇报告文学《根深叶茂》，还是他带到报社来的呢！
我报到以后，直接在老杨的领导之下，他心里有点儿不踏实。因为他知道，我骨子里多少有点小傲气儿，一贯重文艺创作，轻宣传报道。眼下到了*党**刊，能指望得上吗？不过，他一句“开导”的话也没说过，我打心眼儿感谢他这份厚道与尊重，感谢他对我的信任。那时候，每个月都有编前会，报选题、定内容、分任务。老杨只是不断地给我派任务、压担子，所幸，我都一一完成得不错，他这才逐渐放下心来。话题似乎有点儿扯远了。我想要说的是，当时的领导班子坚强有力，指挥有方，上下同心，共谋发展。这恐怕是*党**刊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想说说我的“转型”和感悟。在*党**刊上班以来，老杨以及诸位领导对我的表现都很满意。每当有了写稿子的任务，他们总是首先想到我。也许有人不理解，多干活儿就好吗？不错。那时候风气正、人心善、价值取向单一，这就意味着是信任、器重和荣耀。当时卖力气归卖力气，可开始心里还是有点儿苦闷。因为这个职业的选择，多少有点儿出于无奈。不少人都知道，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文学创作。刚分配工作的时候，本来有可能留在县委机关，可我却一头扎进了文化馆。开始颇为顺手，年年都能发几篇作品。可是写来写去，八九年过去了，总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真是所谓入门容易成事难。这样，自己不得不宣告了“作家梦”破灭，而选择了眼下的职业。其实对此倒也并不完全陌生，当年在南王庄下乡的时候，也顺手给《河北日报》写过两篇报道。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有个长处——敬业。总觉得，做人得说事。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还要尽量唱好。当和尚就得撞钟，撞就撞得响一些。同时，新的环境让我感受到了温暖、鞭策和激励。新的工作也让我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和自信。实事求是地说，《*产党共**员》这个舞台，给我展现了广阔的天地，说是让我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怕并不为过，对此我十分珍惜。于是，便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东奔西走，乐此不疲。有时领导出题目，有时自己也找线索，4年来少说写了也有二十几篇稿子。能想起来的有：《文明村里的故事》，写的是保定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一个“知情人”的遭遇——杨一辰同志受*害迫**纪实》，是揭批“*人帮四**”的；《人间自有真情在——读祖国四面八方给唐山孤儿的信》，是说社会主义大家庭充满了温暖和人间大爱的。
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那篇《“王武公司”翻案记》。那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出的题目，部领导把任务交给了老杨、我，还有《河北日报》的记者李乃毅。三个人深入调查，布局谋篇，很快就写出6000字稿子。《*产党共**员》《河北日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配发了短评：《这个案翻得好》。其实那也并不是什么真的大案子，而是改革开放初期，新旧观念的冲突，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无形案，很有针对性，带有时代特色，触及到当时比较尖锐敏感的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最后，我再说说小副刊办出“大名堂”的话题。别看副刊小，河北省的大诗人浪波、尧山壁、申身、刘章等，都在上边露过脸儿，有的还不止一次。副刊除了登诗歌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形式，那就是小故事，四五百字，或者五六百字，多是选取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生活片段，也有世界名人的轶闻趣事。这些小故事引起了河北少儿出版社一位编辑的关注，他让我在此基础上增量扩容，也写也编，最后竟然成书出版了。不过，什么大诗人呀，出版少儿读物啊，这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通过发稿，让我结识了*共中**中央办公厅的徐中远同志。他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位秘书，负责礼品收藏和整理。他记述的毛主席的小故事，真实鲜活，很有意思。大概相继发了两三篇。后来到北京出差，他还邀请我到中南海参观过。
转眼，*党**的十二大要召开了。在一次编前会上，集中讨论如何加强十二大精神的宣传问题。大伙儿普遍认为，对于我们面向基层*党**员的刊物来说，学习问答自然是比较好的形式。简明扼要，易懂易记。可是，要是等文件正式公布之后，再动手编写，时间就有些晚了。如果能让有资格接触报告的人，事先做成半成品，一旦报告公布，马上核对准确，迅速编辑成稿，才能及时送到*党**员手中。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徐中远，可让他帮着组稿。领导觉得可行，让我到北京联系，并且，一再嘱咐：为了保密不出问题，让他们自拟题目，自问自答。直到正式文件公布，他们核对无误，我们编辑再上手，要做到万无一失。记得有一天，我们编辑部众位弟兄，在三位副主任的带领下，集中住进了北京新华社招待所。一夜鏖战，分头编辑并完成通稿，天不亮就让人立即送到石家庄，让冯主任签发。那次我们抢占了先机，方便了基层*党**员，也在全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拉杂写来，不得要领。其实，我没有资格说得更多，因为仅仅在*党**刊工作了4年。*党**刊后来的发展壮大，由小本变大本，栏目、内容都丰富了很多，是留守的老一辈和后来诸君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那4年对我来说，的确难以忘怀，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增强了*党**性观念和使命感，使自己时时牢记宗旨，不忘初心。同时，真切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享受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深情厚谊。还有，这里也不妨透个底儿，工作之余还没忘了我的“老本行”，写散文七八篇，有一篇还登在了天津的《散文》月刊上。那4年，在我的平凡人生中，绝对有点儿不平凡。
不再多说。在此，谨祝我们的《*产党共**员》，越办越好！
（作者系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原巡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