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今年最有争议的电影，没有之一。多数主流媒体对它的评价，无不带着激昂的情绪。
“Most Ambitious”是出现最频繁的一组词，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电影。
“Most Ambitious”
无论是热情还是怒火，你总会在电影结束后被彻底点燃，很难做到心如止水。
它就是未见真身却早已声名远扬的[列夫·朗道:娜塔莎]。
[列夫·朗道:娜塔莎]，下简称[DAU:娜塔莎]
“最具野心”只是遮羞的噱头，还是名副其实？
下结论前，你需要先知道[列夫·朗道:娜塔莎]讲了个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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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的食堂。
娜塔莎和奥利雅是食堂的两名女服务员。
白天，她们身着黑色制服，面无表情地为顾客端盘送水；夜晚，待到食堂关门，她们倒上两杯香槟小酌，聊起了人生与爱情，无望之中似乎又饱含希望。
娜塔莎(左) & 奥利雅(右)
她们和顾客*情调**，斗嘴，为爱的本质而争吵。冗长的、散漫的、醉醺醺的对话，填满了大部分时间。
这样糟糕的日子，循环往复，望不到头。
有一天晚上，科学院的科学家布利诺夫博士与来访的法国科学家卢克来到食堂用餐。
娜塔莎和奥利雅陪他们一起吃饭，喝得酩酊大醉。
卢克和娜塔莎喝过交杯酒后，趁着醉意抱在一起接吻。之后卢克把娜塔莎带到房间里做■。
赤身裸体，不加遮掩，尺度之大令人瞠目。
第二天收工，娜塔莎依旧和奥利雅在食堂喝酒：“敬我们这难得的休息时间。”
奥利雅喝醉后，尚且清醒的娜塔莎彻底崩溃了。她和情人分开了，游走于一个个男人之间，放荡之下尽是空虚。
她一个人蹲在墙根抽烟，双手抱头；她用力地弹掉烟灰，若有所思；她痛饮伏特加，咒骂所有人，埋怨命运的不公。
“为什么啊这一天天的。我希望你们都去死，但还要祝你们幸福快乐，财源广进。”
“早上在家醒来，白天在外工作，晚上过过私生活。什么私生活？根本没有什么私生活，只是个普通的*女妓**。”
当你以为生活不可能更糟的时候，总会被迅速打脸。娜塔莎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竟是另一个噩梦的开端。
她被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原因是和外国人通奸，怀疑她在从事某种间谍活动。
娜塔莎被一个满脸横肉的克格勃官员召唤到审讯室。克格勃官员的语气时而关切，时而轻蔑，有条不紊地用心理折磨来摧毁娜塔莎的意志。
最终审讯演变成了大型凌辱现场。他命令娜塔莎*光脱**衣服，递给她一个酒瓶，命令她塞进自己的*体下**。
冰冷的幽闭空间内，一切行为都令人不寒而栗。昏暗的灯光在娜塔莎的后背反射出斑驳浑浊的色调，与她绝望的心情相吻合，也象征着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压迫。
这出闹剧以娜塔莎签署的一份协议收场。她为自己选择了“文艺复兴”的代号，愿意为克格勃服务，负责监视卢克和他的国际同事。
娜塔莎回到了食堂，继续着她的日常生活。
她和奥利雅还在因为同样的事情吵架：“我最后再说一次，去把地扫了。”
可怜的娜塔莎，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在前一晚被掏空了，被剥夺了自主性的她宛若空壳。比这更可怕的是，她看上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太阳照常升起，此地无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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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着上述所有或平淡或跌宕的剧情，包括埋伏其中的极权主义，奥威尔式监控社会，卡夫卡式噩梦，以及露骨的性侵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是不是瞬间觉得，这部电影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了。
围绕着[DAU:娜塔莎]的巨大争议，也源自于此。
因为它是一个“伪装”成艺术项目的社会实验。
[DAU:娜塔莎]的导演是来自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奥特尔和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赫尔扎诺夫斯基最初计划拍摄一部诺贝尔奖得主、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1908-1968)的传记片。
DAU取其名字Lev Landau的后三个字母
在拍摄过程拿到了俄罗斯富豪谢尔盖·阿多涅夫的投资。
有了金钱的支持，赫尔扎诺夫斯基的野心也被撑大了，这才有了DAU项目。
2006年，赫尔扎诺夫斯基包下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一个废弃游泳池上，圈地42000平方英尺，重建了一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科学院。
与3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列夫·朗道所在的科学院几乎一模一样。
赫尔扎诺夫斯基要在这座再造的苏联建筑里，还原出列夫·朗道当年在科学院的生活，也就是1938-1968年。
建好以后，四百多位主要演员和一万多名非职业临时演员住了进来，有些人一待就是两三年。
他们签下保密协议，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
这里有严格的制度，没有手机和网络，提到当代社会会被罚款125美元；入口处有人站岗，谢绝参观；他们使用上世纪的卢布作为货币。
从建筑的风格，食堂的布局，再到各种精巧的道具，包括火柴盒，餐盘，衣饰，全都是定制的，为了符合这个项目的时代背景。
DAU项目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的楚门的世界”(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设定也很像电影[纽约提喻法]，安排一群演员24小时不间断地即兴表演，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纽约提喻法]
在这个巨大的人造空间里，收音用的麦克风被放置在了每个角落，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用35毫米胶片摄影机在片场里来回走动，随意拍摄和记录。
这样的创作有着自然主义的感觉，但又不是完全的纪实。现场即片场，没有电影正在拍摄，记录却无处不在。
2009年到2011年，三年时间，上世纪的苏联在这里走过了三十年。
DAU项目累计了超过700个小时的视频素材，8000小时的录音对话，3700万的文字转录，50万张照片，圆满收官。
赫尔扎诺夫斯基拥有这些素材的最终剪辑权，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将这些素材剪出了14部电影和3部电视剧。
从DAU项目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在影史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几乎全世界的影迷，都在等待最终的电影成品。
2019年1月24日-2月17日，DAU项目的部分影像率先在巴黎的Chatelet剧院和la Ville剧院放映
终于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DAU项目的第一部电影[DAU:娜塔莎]正式亮相，引起轰动。
《IndieWire》评价说：“自从[阿黛尔的生活]之后，还没有哪部电影的*爱性**场面，能在电影节引起如此大的争论。”
总之各路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彩虹屁吹上天，每一秒都在改变影史；昏昏欲睡者也不在少数，节奏慢，虐待狂，好概念不是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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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也知晓了电影的制作背景，那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DAU:娜塔莎]，或者说DAU项目，它到底是改变影史的神作，还是惨无人道的*行暴**？
接着装理中客没意思，我的答案是，神作谈不上，神棍倒是看出来了。
作为电影，[DAU:娜塔莎]有电影层面值得肯定的东西：制作精良，于尔根·俞格斯的手持摄影很有震慑力，伸进了DAU项目中最肮脏的角落，也因此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杰出艺术成就奖。
于尔根·俞格斯
娜塔莎的扮演者，纳塔利娅·别列日纳娅的表演也值得一座最佳女主的奖杯。
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像是香烟和白兰地的混合体。她将自己的表演描述为“going with the flow”，没有表演的表演。
但就像之前所说的，[DAU:娜塔莎]不只是单纯的电影，所以对它的评价，也应该跳出电影。
如果一部电影的好，是需要被说明的，是需要搭配一份项目说明书联合展现的话，那就是还不够好。毕竟当噱头凌驾于电影之上时，就应该警惕了。
脱离DAU项目单独看[DAU:娜塔莎]，是平庸的，没有清晰的背景，没有前因后果，剧情本身只是一些粗糙的，松散的，节奏缓慢的生活片段。
关于斯大林统治下的个人隐私和政治生活，也不过是老套的、冷酷的极权压迫主题，没有任何新的见解。
再说回整个DAU项目，目的是重现上世纪苏联在斯大林主义下受压迫的日常生活。这使得项目形成了自己的超现实主义，有点像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到底是演员，还是臣民？
[DAU:娜塔莎]最有争议的时刻，酒瓶被塞进娜塔莎的*体下**。导演坚持说那只是表演，没有强迫演员，不过在俄罗斯本土，[DAU:娜塔莎]还没有上映，就以“色情宣传”为由遭禁。
甚至在柏林电影节放映之前，就有人就对电影节的这一决定提出质疑。因为在三年前的“MeToo”运动中，就有人指责赫尔扎诺夫斯基在DAU项目中不尊重女性，使她们难以忍受压抑的工作环境。
电影之中的*力暴**，是有艺术价值的，而并非现实中的*力暴**。[DAU:娜塔莎]始终在强调DAU项目，目的是模糊电影与现实的边界，所以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实则是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提供一个攻击他人而不必负责的场所。
此前在柏林电影节，有人在采访中时问过赫尔扎诺夫斯基，感觉这部电影戏里戏外都有着强烈的操纵欲，赫尔扎诺夫斯基却反驳道：“如果你觉得被操纵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生活是一个危险的项目，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相比，DAU只是一所幼儿园。”
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要说导演是盯着前苏联的深渊看了太久，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小斯大林”，这是不够的。
乐于打造一个虚拟社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崇尚权力压迫的。DAU项目自成立的那一刻起，就违背了它的初衷。
他想通过DAU这个项目来说明“极权之下，人若芒草”的境遇，也想告诉现在的人们，我们距离过去那个被妖魔化的苏联其实并不遥远。而他本人，恰恰就是最先自证的那一位。
俄罗斯《新报》的专栏作家安娜(Anna Narinskaya)在对[DAU:娜塔莎]的评论文章中说：“赫尔扎诺夫斯基建造了一个巨大而贪婪的机器，它可以作为旁观者揭露我们的缺陷，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自己的缺陷。至少现在(电影上映后)，选择权交到了公众手上。”
屠龙的少年，身上长出了鳞片。
只是他尚未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