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王爱莲
王爱莲的父亲王殿华，生于1896年。原是县城北门外张先庄人。小时候的王殿华，是弟兄三个中的老大，父母靠给人家作雇工，没有一寸土地，家庭极其贫寒；一处茅草房，冬天露雪，夏天漏雨，几无栖身之地，更不用说进学堂了。
到了成年，王殿华跟父母去“南关”当雇工。民国初期的南关，主要指现在城关镇河西村。那里北靠汝河，和南城门相对，是襄城的交通要道。因为夏季，汝河水时常暴涨，红石桥被淹，路人不得不歇脚于此，天长日久，这里便成了人员聚集区。村东南有襄城最大的粮食集市；村东北有襄城最大的港口；村东，是襄城南门外红石桥（惠政桥）通往南阳的官道。这里可谓商贾云集，经常是一片繁忙景象。父子拼命奔波劳碌，一年到头，也没有从贫苦中熬出来。该订婚了，由于身份凄凉，连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父母央人托脸也无济于事。
思想的压抑，使王殿华精神上要垮掉了。为有个精神寄托，经人介绍，他开始接触基督教。
19世纪中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炮舰政策，在*片鸦**战争以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些列强们就纷纷向中国派遣了许多传教士，以传播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约1875年，来到襄城进行传教的是英国人，他们看到南关这个交通要道，就想利用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始宣传基督教义。为筹备建立教堂，传教士四处奔波，最终选定了紧挨粮食集东边的一处空地。那是中国封建社会各地普遍兴建的祭坛遗址，坛名为“风云雷雨山川坛”，俗称南坛，已废。经过和官方交涉，传教士就把那块空地置买下来，准备建教堂。为和美国人宣传基督教的“信义会”有所区别，他们把自己所建立的教会称为“内地会”。约1892年，内地会就在南关建起了一个教堂，叫“福音堂”。随着内地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传教士又在福音堂近旁附建了宿舍、餐厅、学校等配套设施。约到1905，福音堂在民间影响力已特别大，并且募资办一些公益事业，如七里店（当年的七迷店）街的石路劝募出资者之一，就是牧师赵理明。英国传教士还把自己看重的中国人带英国去学习英语，以便语音交流。还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让妻儿一起来襄城。前人民医院东南角的厕所，原来是埋葬着英国传教士两个病死儿子的坟地。
王殿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笃信了基督教，希望上帝会给自己的婚姻指明一条光明大道。由于他忠实可靠，一段时间后，传教士就用他在餐厅里挑水，称为“三师傅”。当了三师傅，王殿华吃饭住宿，有了着落，而且还会得到一些报酬。有这样条件，减轻了家庭负担，生活渐好。后来，跟传教士经常接触，提拔为“二师傅”，主要负责买肉、菜以及其它日常生活用品。报酬更多，加上闲暇时，他去集市港口上干些体力活，生活更好了。这时，二十六七的王殿华已开始有人给提亲了。有一家相中了他，其姑娘是张道庄的，姓田，也是属马的，比他小一轮，经过媒人说和，田家并没有嫌弃王家孩子年龄大，同意了亲事。两家父母就给两个人完了婚。
1924年9月16日，王家就添了一个小千金，落地时声音宏亮，长相十分的周正，父母亲属、街坊邻居夸赞不已。孩子生下来正是秋末，青叶莲花正盛，惹人喜爱，父母给他起名“爱莲”，字“青莲”，希望她长大成人后，如莲花般守身如玉，并有所成就。因为那时候王殿华已受传教士进步思想的影响，加上社会的进步，他已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了。很多家庭的女孩都进了学堂，有的还是教书先生。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有所成就，光耀门庭。
幼年的王爱莲，由于家庭条件稍好，平平淡淡，还算是幸福快乐。父亲不但勤劳实诚而且还爱进步，做饭时经常给厨师帮忙，并学习做饭菜，慢慢地接近了厨师的水平，进而受到传教士的提携，成了厨师，也就是“大师傅”，收入也就更高。不过，从南关到张先庄，不断跑来跑去，很是不便，王殿华就把一家人搬到了南关，暂找福音堂东的一处闲置房子里，租住下来。
王爱莲到了9岁，被开明的父亲送进了福音堂主办的福音小学。要知道，王殿华是个没有进过学堂的睁眼瞎，他深知，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六年的课堂里，最有印象的同学中，有高庄的高粱花，条件一般，可很知道努力，是王爱莲的榜样。教师中，有张宣三、瞿清扬、冯迎州、丁茹君。张宣三是社旗人，在开封教过书，是个见过大市面的人，才学广博。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变生，一个叫大伟，妻子姓裴，后病故，又娶妻，因为“三反”、“五反”坐监而死；冯迎州是个大财主，也是颇有见识；最有印象的是丁茹君，是个女教师，灵武山下面的丁庄人，村子里有个牛郎庙，其和任永生是夫妻，生了五六个女儿。几个教师中，丁茹君是王爱莲最仰慕的老师，那时的女老师太少了，站在课堂上显得很荣光很威风！正是这些有学问的人，给了王爱莲人生的启迪：只要有志气，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威风八面。（下图为王爱莲少年时的全家福照片，）
到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想进一步霸占全中国。安阳县私立斌英中学，为躲避日军的铁蹄，把学校迁到了襄城地域，安置在了南关的“南桥院”。那里北靠汝河，西北即是红石桥，西挨许昌至南阳官道，南邻粮食集，东临教会宿舍楼，交通非常方便。王爱莲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按当时社会环境所要求的条件，本可以进私塾当个私塾先生，或教个小学一二年级，以便混口饭吃，但却不想就此驻足不前，又考入了斌英中学女生班，继续上进。授课教师为绍品心、马耀武、陈济昌等，他们几个是学校的顶梁柱。
命运就会捉弄人。当王爱莲努力上完初二上半学期，下半学期开学报名时，可她所在班女生报名的只有两三个，凑不成一个班，导致女士班取消，王爱莲只得辍学在家。
没学可上，王爱莲就着急地找到原来班级的老师，让想办法。老师给她介绍说，许昌中学已开学，她可以去许昌当个插班生。当王爱莲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父母后，立刻遭到反对。因为父母已替她打听过了，去许昌上学，费用太高，一般老百姓接受不了，父母负担很大，一是要养活王爱莲的爷爷奶奶，二是要养活爱莲姊妹俩及弟弟。要去上学，困难重重。
一时上不了学，幼稚的王爱莲怎么也想不通，人家刘保恩、刘保平兄妹俩，母亲给传教士当保姆，就能上学，自己却不能。于是呆在家里怄气落泪。将近一个月了，王爱莲饭不香来，茶不思，容颜消瘦。看着自己的乖女儿，身体状况一天不胜一天，父母开始商量怎么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砸锅卖铁也得供养女儿继续求学。
一天，近中午时分，父亲王殿华，找到无精打采的王爱莲劝慰道：“爱莲呀，你真想上学？”听了父亲说的话，王爱莲精神一振，慢慢抬起头，回答说；“真想。”“好闺女，不是恁爹不叫你上学，咱家实在是穷呀！你看，你在斌英上学，吃住在家，都不用花钱，只交书本费，马马虎虎能过得去，花销也不大。可去许昌就不同了，吃住都得掏钱，花销大得多，何况去那里上学的都是些富人子弟，人家吃的好穿得好，咱可比不了，咱吃没吃，穿没穿，惹人家笑话呀！”“我不嫌吃得赖，穿得赖，不怕人家笑话，就想上学。”“只要不嫌赖，我就叫你去许昌，书本费咱管凑齐，可是这吃饭，只凑了一两个月的，你要想上，就先上着，以后再想办法，如想不来办法，你还上不成。”“我先上着。真上不成，我不再埋怨爹娘”。“中，真是爹的好闺女，別哭了，去洗洗脸。天也快晌午了，擀面条吧，吃过晌午饭，我就送你去许昌。啊！”“好！”王爱莲高兴地要蹦起来了。
下午，在父亲的护送下，王爱莲就向许昌出发了。临出发前，王殿华给自己的女儿买了一件稍大且尚有些旧的蓝布衫。到了晚上，父女俩一行才走到颍桥，离许昌还有几十里路，累的走不动了，只好住宿。吃晚饭的时候，看着富人家吃的是油饼，喝的是面条，父亲十分愧对自己的爱女，心里难过。看王爱莲却不以为然，吃点馍，喝点茶充饥，心中稍安。
第二天，快中午，父女俩才到学校。按约定，两个人找到了刘保平，请她引见去见校长。刘保平一见他们两个人，高兴万分：“哎呀！爱莲，你可来了，想死你了，早该来了。”一番客气之后，刘保平就领着王爱莲见校长。校长见王爱莲穿着寒碜，一脸不高兴，开口先问刘保平：“你多大了？”刘和平回答：“我十八了。”“哦”，“那你呢？”校长转而问王爱莲。“我十七”，王爱莲答道。“不行，不够十八岁不行，学校规定得十八岁，你不够格，回家吧，等你十八岁再说吧。”想不到校长会说这样的话，使王爱莲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不明摆着上不了学了！是不是校长故意难为人？想到此，王爱莲不由得看了看刘保平一眼，想让她求个请，使自己留下来。刘保平是一个活泼开朗、十分精明的的女孩子，发现王爱莲看看自己，马上明白了，就冲王爱莲轻轻地摆摆手，一边摇头，一边递眼色。“我没有十八，也算是十八，再有两个月就过生日了”，王爱莲快速反应过来对校长补充地说。一听王爱莲这样说，校长口气才缓和下来：“年龄勉强可以。学校开课近一月了，马上就月考。先当个插班生，以后再说，如果月考成绩都不及格，就劝你退学，別想再上了。”
只有几天的时间，就月考，对王爱莲来说，独居在家一个月了，什么也没有学，要想各科及格，太难为人了。但为了让父亲、老师、同学相信自己能行，王爱莲只有一拼了。为能通过月考，她除了听课，处理必需琐事之外，就不停地请教和学习，付出了常人几倍的精力，终于在月考中考出了还不错的成绩，除英语得8分，语文，数学、地理等都及格。获得了老师同学的好评。可一个外国老师嫌王爱莲笨，非要其上一年级。刘和平知道后，气愤地说：“爱莲，你就坐这，哪儿也不去，这就是你的座位，就上二年级。”还有一个老师，有的看不起王爱莲穷酸，没好气地说：“再考试不及格，就老老实实去上一年级吧。”恰有个社旗的学生，有急事辍学回家，算是给我腾出来一个位子，勉强不再是一个插班生了。第二次月考前，王爱莲奋起直追，按学校规定英语65分及格，王爱莲英语考试成绩88分，老师刮目相看，同学们也是啧啧称赞。王爱莲也逐渐熟识了老师和同学，外语老师赵喜莲，数学老师郭杰芝，还有吴爱荣等；同学有张爱梅、刘和平、刘保恩、李雅德、许锡安、李天锡、王廷和、郭柱等。李天锡则是高级护理班，比王爱莲大四级，他们那些男生在一楼上课，而王王爱莲则在二楼。
学习成绩上去了，可吃饭仍是问题，经常吃的很寒酸。刘保平待王爱莲很好，经常卖好的饭菜，而且买的多，让我王爱莲和自己一起吃。饭堂管理员看见了，对刘和平说：“你怎么和她合伙吃，这样吃下去，饭钱可不够呀！”刘保平一脸不高兴：“我不够再交，反正不能饿死人。你别管那么多。饭钱不够，我不会再交？”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伙食费很高，隔几天，家里就托人捎去爱吃的肉菜，还有好吃的馍，大家得知王爱莲的境遇，都很同情，把自己最好的饭菜，放于饭桌中间的盘子里，让王爱莲挑着吃，怕其不好意思，劝慰着：“吃吧！只管吃，随便吃，都是自己人，你是俺们学习的榜样，理应受到尊重，吃不好，下功夫那么大，怎么能受得了。”这些诚挚话语使王爱莲感动不已，更加努力地学习。同学们的无私帮助，使王爱莲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等于给家庭减轻了很大负担。大家的善举，影响了王爱莲的以后的人生观，也造就了王爱莲卓越人生。
饭钱问题解决了，学费还是不太够，王爱莲还是有些发愁。有个学校后勤人员叫朱木郎，是打铃的，受外国人资助，在学校里有一定地位，起初鼓励王爱莲：“好好念书，你看，大家对你多好，都愿意帮你，不会看着你上不起学。”后来，更多人看王爱莲学习刻苦，生活困难，就帮助王爱莲出主意。有一次，朱木郎找王爱莲说：“你值日扫地时，注意了没有，地下掉许多五颜六色的丝、线？”“我见了，都缠、粘在笤帚尖上了，是学生们衣服上掉下来的。”“这不得了，你把那些丝线捋下攒起来，再去布衣店找些人家丢弃的小布头和破线。先把布头对成大块，然后找个绣花针，用丝线把对成的大块布，绣成好看的小孩围嘴，拿到十字路口卖掉，可以接济你的学费。虽然有点难度，但对于你这样聪明伶俐的学生来说，不是问题。我说的不一定行得通，你可以试试。好看的围嘴应该是畅销货，富人们可都不怕花钱呀！我还有一块家里送来的二尺布，可稀可稀，没法做衣服穿，你拿走截开使吧，我不要钱。”
朱木郎说的话，非常诱人，王爱莲也曾学过绣花，就开始行动了。因为公立学校，星期五休课，所以到了星期五，除学习之外，她一边找会绣花的老师同学，虚心学习，一边去布衣店奔波。经过努力，几块有美丽图案和花边的围嘴顺利绣出，得到老师同学的赞赏，也顺利卖出，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此后，王爱莲的围嘴就成了抢手货。朱木郎的二尺布，也被王爱莲做成了大衫，上面缀上十七对扣子，绣上好看的纹饰，穿上去看着温文尔雅，很快也卖出去了。凭着自己艰苦能努力，王爱莲念完了许昌中学。她因此养成了爱绣花的习惯，直到退休后的好多年，还保持着。
初中该毕业了，同学们也都开始谋划着以后该怎么办。由于学费高昂，加之高中难考，一般学生都放弃了深造。一年多的生活历练，王爱莲深刻理解父母的苦衷，也知道自己的条件已不可能再上高中了，就谋划着在社会上寻条生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恰逢美国人创办的信义医院附设的高级护理学校开始招生，设外科、内科、妇科等，妇科主要学习病人护理。半年自读，半年实习，半年学费三十块钱，星期二五上午安排有课程，其它时间实习。王爱莲欣然入学。入学之后，王爱莲就潜心学习护理理论，为实践作准备。开始她被安排在产科，给负责手术室传达消息。没有学习到基本护理经验时，奔忙于产科和手术室之间，非常辛苦。但王爱莲不怕吃苦，在医生处理病人时，紧随紧盯着医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微之处也不放过。学习一段时间后，王爱莲就熟悉了那些必备护理知识。那时候的护理学校，条件很差劲，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所谓的厕所，就是找一个偏僻之地，用土垛起四面围墙，挖一个小土坑，人蹲坑屙、尿，实际上就是一个俗话说的“屙屎坑”，很简陋，夏天又脏又臭。还有一个凑合的澡堂，由于条件有限，冬天温度掌握不好，洗起来也不好受。王爱莲主要学习的妇科，实践课主要学习洗头洗脚，端屎端尿，铺床叠被。夏天还差不多，病人还能洗些澡，身上稍干净；冬天，乡下没有澡堂，农村人几乎几个月不洗澡，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有的脚趾头甚至结痂子，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对恢复健康不利，王爱莲就指导他们洗澡剪指甲，讲究卫生，养成好习惯，特别是洗头，王爱莲就教病人趴在床上，头朝下，用油布裹住脖子，很简便。铺床主要学习怎样布置麻醉床和手术床。叠被主要是帮病人叠被子，养成干净的习惯。学护理的同时，也得喊医生处理病情。她怕喊的次数多了，医生心烦，就试着根据病人病情，结合日常看到医生作处理的方法，细心琢磨，自己做简单处理，逐渐减少喊医生的次数。得心应手的处理，博得了医生和病人的高度称赞。
学了半年，第二年春，也就是1944年4月底，日军要占领许昌，美国人都逃离许昌，学校被迫紧急解散。王爱莲和一部分有远见的师生，把学校的一部分重要器材和贵重药品，装到马车上，准备去西安躲避。他们一路向西，经郏县、临汝、伊川，然后到达宜阳北，想去洛阳休整，最后去西安。可是到宜阳时，却得到消息说，洛阳已被日军占领，而且洛阳西的大片地区，也被日军控制，去西安的路阻断。看家乡也都陷落，暂时没有可去的地方，大家只好滞留宜阳的大山之中。为避免被伤害，经过商量，大家就暂安置在一个不知名的偏僻山沟里。那里的人非常穷苦，交通落后，消息闭塞，家家户户只有牛，马驴都没有用过。吃的是柿子和麸糠压成的饼子。不过，山沟里的人待大家还不错，了解到王爱莲一行人落脚的原因后，赶忙提供好的住处。
熬了十天半拉月，父亲和郭四一起去找王爱莲，说不打仗了，老日也不咋欺负老百姓，可以回家了。要不然，钱花光了，家也回不去。大家对父亲的话反应不一，一部分不敢走，想再等等，看看局势；一部分想走。王爱莲胆子大，就跟父亲回到家乡。记得张爱梅当时没有走，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家的。
后来局势确实稳定了，许昌的护理学校被日本人控制，也重新开课了，王爱莲继续去学习。在学校，日本医生设有透视室，里边有x光透视。为缓和学生们的*日反**情绪，给学生们一个好印象，日军医把学生们都作一次透视。王爱莲从小就接触美国人，猛然和日本人接触，有些不适应，排队就排到最后。同学们透视完后，只剩下她了。日军医知道她功课好，还是一个才女，就笑着说：“miss王，透视透视吧人，不要怕，这是最先进的器材，能诊断很多病。”于是她就不太配合地找到一个同学随着一起进了透视室。结果出来后，日本军医说王爱莲肺上有个钙化点，问其小时候是否患过“百日咳”。王爱莲当时不记得，就回答说，有机会回家问问父母。后来，王爱莲问了父母，证明的确自己小时候得过百日咳，王爱莲就相信了日军医说的话，从此，也接受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并向老百姓推荐。刘兆顺和张宽下腹得了病，都在许昌通过透视，诊断出自己得了阑尾炎，做手术恢复了健康。日本人投降时，日军医又给王爱莲做了一次透视，说是肺上有一个圆绉绉的点，好像钙化减轻，交代她以后要注意，使王爱莲更加相信现代技术，对其西医的应用、钻研，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44年的王爱莲已经20岁，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在日军占领襄城的那年夏，她在家呆了一段时间，驻教堂里一个日军官的哨兵经常见到她。从而引出一个跨越50年的故事来。大太君的看门哨兵叫喜悦净夫，开始因为山里杀入太多，老百姓都不敢随意走近鬼子哨兵，躲得远远的，即便鬼子示意想搭个话解解闷，也没有人凑上前去。王爱莲出门时也穿个又破又大的一件蓝布衫，像个懒散的已婚妇女，生怕被鬼子们看见自己是一个标致的大姑娘而遭欺辱。因教堂门前是个东西街，是必经之路，地处闹市中心区，走的人逐渐多起来，但还是没有人理会鬼子。日子长了，许多鬼子们忍受不了了，就上街游转，想方设法用生硬的中国话给小孩子以及生意人搭话解闷。一来二去，老百姓就不怕了，随便敷衍他们一句。喜悦净夫胆子大，时不时出门游逛，大太君出门，他经常陪着。
那年冬天，应该是三九天，弟弟王约翰还小，能够上大街玩了，就自己到离门口不远的街上，瞎淘气。一次，做生意的彭申看见鬼子出来，拿着一烟盒，然后抽出一根烟，准备吸。烟还没有点，就走到弟弟跟前，示意弟弟自己要抽烟，想找火来引，且对弟弟比划着：“小孩，你地你地，……”。弟弟很聪明，也见过别人抽烟使火引燃，立刻明白了，就跑回家，找到一个柴禾棍，走到火盆旁，掀起盖子，把火棍引着，又盖好盖子，跑出去递给喜悦净夫。鬼子引着烟后，基本没有吸，手里掐着，似有心事地来回张望，直到烟自己灭绝。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
春节过后，天气转暖，鬼子渐渐和王爱莲的弟弟熟悉了，不断地找弟弟说话，进而趁王爱莲一家人出门时搭话。有一次，他拿个汗背心，到王爱莲家门口，找她的弟弟说：“小孩子，你妈妈洗”。弟弟听见后，接过去，回家要王爱莲的妈妈洗。妈妈也似乎明白是那个鬼子的衣服，不太情愿地开始洗。洗时，妈妈习惯地把衣服抖了一下，折在一起的衣服里，掉出来一块上等的碱来，明白鬼子不是让白使的。洗完了，妈妈把衣服挂在院里的晒绳上，然后，找一张纸，把剩下的碱细心地包好，放起来。等衣服晒干后，妈妈把背心扯下来叠好，把碱也塞进去，准备还给鬼子。鬼子出来时，妈妈就叫弟弟把背心和碱一起还给鬼子，自己则在后面跟着弟弟，看个究竟。只见鬼子接过，根本没有仔细看是否洗干净，只用手故意按按衣服。按到碱后，满脸堆笑，又把碱拿出，递给弟弟说：“不要地，不要，给妈妈”。妈妈见此情景，有点儿不知所措。正碰上街坊老黄，老黄好像明白了怎么回事，就对妈妈一边使颜色一边解围说：“拿回去吧，放窗户台上，以后他再叫你洗喽，你还能使”。
谁知，第二天和第三天，鬼子又不断地拿出背心来，并且衣服里都夹着一块碱，递给弟弟，让王爱莲的妈妈洗。妈妈都洗干净后，交给鬼子，但剩下的碱，夹在背心里，可鬼子都没有收回。熟悉了，鬼子又进一步到王爱莲家走动，父亲很有礼貌地捧出一大捧瓜子和花生来招待，鬼子却没有尝过一口。街坊四邻无意瞧见了，认为鬼子并不都是坏蛋。夸王爱莲家遇见了个大善人。令人奇怪的是，鬼子每次都是拿背心，从来没有拿其它衣服，大家都猜想着，这是鬼子特意接近我们家里人的一种手段，最多的猜想是，可能相中了王爱莲。父母也有同感，可民族情感，决定了父母不可能答应，他们也没有更多地和鬼子说话，只是应付。但拉家常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日本名字叫喜悦净夫。
到了1945年4月左右，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兵力不足，住教堂里的大太君进了县城，喜悦净夫也跟着走了，但时不时来王爱莲家串门。日本投降时，那个鬼子并没有走，但也没有再去过王爱莲家。怕被遣送回日本，又去县城南门里，在路东王老大家院里一个红薯窖里躲避，风声过后，因稍懂医术，又公开在南门口行医。大概有二三年的光景，他才离开了中国。约1985年，喜悦净夫，又独自来到中国，找到襄城县政府，打听王爱莲的下落。当他知道王爱莲仍在人间，不但是县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而且还是襄城名医时，非常高兴，要求见她一面，以了却此生之遗憾，县政府通知了县医院的副院长，让其和王爱莲沟通是否会面。可王爱莲因为李天锡之祸，非常敏感这些非常事件，对当时的副院长表明心态，不愿意再忆起旧事，于是回绝了喜悦净夫的请求。
1946年的上半年，王爱莲快毕业了。姚老二要戒毒，暗地里通过张宽找到王爱莲，让提供帮助。王爱莲答应了。因为不准有家属照顾，头一天，不准吃东西。有毒瘾者，发毒瘾时，身体非常难受，必须让人看护着甚至被绳子捆住，以免出意外。第二天到第四天这几天里，让王爱莲喂他饭。三个月快过去了，姚老三毒瘾将无，就递给王爱莲一个纸条，并且说：“好闺女，你待我真好，我给你买双新皮鞋，白的，配上一双白袜子；还有一个金戒指，去取吧！”王爱莲一个穷苦人，哪会想到别人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还给了这么高的报酬，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显得也不好意思，要推辞。可姚老三很有钱，觉得这些花销不算什么，执意要王爱莲去拿戒指和鞋。王爱莲这才敷衍地答应了一下，可没有去取，再说了，学校有规定，一个护理人员，戴戒指对工作有很大妨碍，平时不准戴戒指，皮鞋也不许穿。等了一段时间，姚老三要离开医院回家，还嘱咐王爱莲去取。王爱莲无奈只好去了金店，金店老板说：“哎呀。你咋这么长时间了才来，人家为报答你，都给你买俩月了，你不是他亲属，还伺候他，不怕苦不怕累，他还夸你是个好闺女哩！”王爱莲一看，戒指非常非常薄，有一钱重；皮鞋不准穿，王爱莲又换成了丽富尼的布鞋。王爱莲本是穷苦出身，常要求自己不离朴素，此后，戒指也从来没有戴过，最后给了二女儿。
1946年秋，王爱莲从护理学校毕业，由父母的帮助，在北关东拐街的热闹地方，租用了李书员家的房子，成立了一个西医诊所，叫“仁济诊所”。她就是襄城第一位女医生。其同学李天锡、张爱梅、刘保恩、赵元海、田慧珍在禹州也成立了一个诊所，叫“卢加医院”。后来，嫌诊所规模小，就联系李天锡，张爱梅，准备合伙建立起一个大医院，且提高自己的医疗条件，以最大程度地吸引患者。再者说，县政府在广胤庵斜对面的公安局也设有医院，两者肯定会有竞争。两个人同意了，于是大家开始准备，王爱莲父亲就借了一千多块钱，李天锡也回家卖了四亩地，张爱梅家庭条件好，没有参股，只算一个人头。此后，一个比较现代化医院就成立了。张爱梅，不会接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水平较差，就说是到武汉学习而离开了。医院即成了她和李天锡合资并负责的医院。李天锡主外科，王爱莲主妇科。（下图为王爱莲年轻时照片）
约1947年，由于王爱莲的诊所影响力很大，看病的更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不但有老百姓，而且开烟行卖烟包的、开银店的等大户人家，其中有何家何应恒，田家田培新，另外还有梅家弟兄们。梁亭兰曾在她诊所里看过病，恢复的很快，一家人感激不尽。后来他去上海卖烟包，赚了一大笔，回来后，到王爱莲的诊所里说：“王先儿（先生），我送你一只钢笔，上海买的，派克金笔，名牌，收下吧！我的一点心意，啊。”李天锡看见了，高兴万分：“这得花多少钱呀！”梁亭兰笑了笑说：“不贵，英国造儿，才七十二块钢洋。”听见这一句，王爱莲有点儿吃惊，一般老百姓花一块钢洋都算大的开销，何况这七十二块呢！就难为情地想拒绝：“太贵了，一个小医生，我请受不起。不中，不中，我不敢要，还是你留着自己使吧。”梁亭兰是实心实意：“不贵，只有你这样的先生，才配上这么好的笔。再说，你也离不了一只好钢笔，我就是专门给你买的，收下吧。”王爱莲不好意思地接过来，仔细打量，笔帽上面刻着三个英文母“ARK”，往背心上一挂，闪闪发亮，招人喜爱，把王爱莲打扮成了阔太太了。还有一个叫姚三的人，知道王爱莲医术精湛，准备让王爱莲给其太太接生，出手很阔绰，给王爱莲带了一个看上去很贵重的包，王爱莲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时髦的灰大衣和两身秋衣，其中的灰大衣价格不菲。王爱莲处理的非常好，姚三很满意。
影响力更大，使县里找王爱莲商量，进行合作。到了约1948年，县里正式和我王爱莲合作，并实行统一结算。县里的医疗，由康仁亭坐诊，另外，一个司药，一个会计。司药是张保山，会计为张尽忠。王爱莲主要负责进出药品，一个月结一次账。县里的诊所在王爱莲那里进药。一个月后，双方结算，县医院由张进忠负责找王爱莲结账。
到襄城彻底解放之后，王爱莲还负责公安局、税务局等部门的公职人员的就医。连部队里的病、伤人员，也基本上交给了王爱莲。可见，王爱莲那时在襄城已经是重任在肩，地位在医疗界也非常高了。
王爱莲求学经历，使她的医德宽厚。她十分同情那些穷困人家，也了解他们的苦衷。当他们来找她就医时，也尽量少收钱，甚至对个别人宁肯亏本，也不收钱。一般老百姓，轻度害眼，点药水不要钱，小伤口消毒处理不要钱。有一次，过罢年，一个老妇人领了一个十来岁小闺女，看黑热病。黑热病实际上是脾脏肿大，也称“黑块子”，得此病的人身上忽冷忽热，还叫“热电母”，有效药物是“司提黑克”，一般病人打一针就回转了。小闺女看了一个疗程，没有付钱，准备以麦子抵。临走时，问王爱莲：“没钱，也没有麦子，怎么办“。王爱莲就笑了笑，告诉老妇人，算了，这是行善积德。后来，又找王爱莲看病，就从地里挖出一大篮子荠菜，又肥又嫩，送给王爱莲。王爱莲一看就知道，老妇人为报答自己是竭尽全力了，就抓了一把准备包饺子，其余的，全给了街坊四邻。到了麦罢，该第二个疗程，老妇人找到王爱莲，也没有拿出来一粒麦子，想继续治。王爱莲毫无条件地给用药。临走时，又不好意思了：“王先生，俺还没有钱，咋弄哩？”王爱莲宽容地说：“走吧，没事，不给你要钱，孩子身体要紧。”第三个疗程，病人彻底好了，老妇人留下一句话：“您的大恩大德，我永远忘不了，有钱就给你。”“走吧，不算啥事，以后再来，不要提钱了。”这件事，王爱莲曾解释不要钱的真正理由：那些药是重病人治好后留下的，以前的药品很多因包装问题，不能长期存留，扔了也可惜，用其他人身上也是一种节省，而县里是根据病人用的一般病人药量来结算的，不按总药量结算。之后，那个老妇人没事就去看望王爱莲，总带些野菜，还帮忙照顾病号，十分卖力。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王爱莲了解到，老妇人和领的女儿是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生活艰难，吃饭都是问题，别说花钱看病了，至于是哪里人，王爱莲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叫李连三，家住城北，肚子上病块子大的很，危及生命。听说王爱莲能看黑热病，就找上门求治。第一个疗程，扎针时还有钱，连扎了七针，病大有好转，突然就想不看了。王爱莲不理解，问为什么会这样。李连三不好意思说：“俺家没钱了，咋看下去呀？”王爱莲又追问还有什么原因，李连三才解释说：“来之前，有病乱求医，拖的时间长了，病也没有好，可家里却把钱花光了。”王爱莲安慰道：“”只管来扎针，到我这儿，没钱照样看。”这样的病人多了，李天锡也从来不说什么，父亲也知道了，就对王爱莲说：“这些人老实巴交的，是好人，我们做善事，主要就是为了这些好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家找咱，冲的就是咱的好名声。我坚决支持。”
闲暇，王爱莲还是拿出绣花的那一套东西，绣枕头花，她要以此提醒自己，决不能忘了别人对自己无私的帮助，决不能嫌弃那些困难人。按当时的情况，天花是一种严重危害少年儿童身体健康的疾病，要靠种痘防治，叫种痘花。王爱莲已经在防疫站学到了种痘技术，老百姓也开始接受了。七天才完全种好，中间有化脓的，不要钱，换药不要钱。种三个，按说得一斗麦子的报酬，王爱莲都没有要钱，根据要求，种一次就够了，老百姓不懂，想着，越多越好，要求种三个，王爱莲就给种两个，还耐心地讲解其中的科学道理：“是药三分毒，不是种的越多越好，种的太多孩子会受不了，反而适得其反”。种完后，用笔在红纸条写上三个字“种牛痘”，再用别针別在胸前，以提示其如果发高烧首先考虑是否是种痘反应，然后做下一步治疗。水痘结痂，要去痘痂，俗话叫“拨花痂”，有人迷信地说，吃了姥姥家烙的烙馍才能彻底好，还给王爱莲捎去一两个，以表谢意。开始，王爱莲还能接受，后来，太多了，吃不完了。没办法，王爱莲就不高兴地说：“不行，这得要钱，馍上抹这么多香油，家里肯定有钱”。不送馍了，病人就改送汤圆，都是两封儿的，也很破费。弄得王爱莲毫无办法，那是人家心意呀！不要钱，还不该给送点儿礼物吗？
这期间，县政府要推广新法接生，好处是，孩子不得破伤风，不得四六风，大人也不得破伤风，大大减少了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医院专门训练接生婆，有张大脚、王大脚、李大脚以及岳大脚等。特别农历的九月十七会和十一月十九会，在街道上或开戏前的戏台上宣传，尽可能地让老百姓都知道新法接生的重大意义。原来，谁家生孩子，都是在产妇临盆时找接生婆到家，拉些稻草之类的东西铺地，孩子落地后，选合适的地方把脐带剪断扎好，就算完事。这样生孩子的方式简便，但血淋淋地，污物往往处理不彻底，很不卫生，特别是处理脐带时，有的好一些，使的是消毒过的剪子，有的则不然，使的是锋利的瓦砟子。还有的非常可笑，以为剪子消毒麻烦，嘴是干净的也不用消毒，就用嘴咬。这些方式方法，使人染病的风险非常大。新法接生，和旧的接生方法不一样，强调的是在床上接生，污物容易处理彻底干净，十分卫生。推广一段时间很是见效，很多人都接受了。县政府为加大宣传力度，还常常在九月十七会和十一月十九会的前十天，举办新法接生讲座，并配有大幅的宣传画，张贴在显眼的墙上，让直观地看到接生的几个步骤。听课者像赶大会一样，王爱莲充当宣传主力。特别是离县城较远的姜庄、范湖、麦岭等地方也都派有人来听课，还在医院实习。几年中，有刘县长、白（白永志）县长、盛（盛祥林）县长及马（马勇）县长等，都曾经带家属或朋友到医院生孩子。特别是盛县长，一大家子相继有四个人到医院生孩子，还专门找王爱莲接生。王爱莲因处理得当，颇得县政府主要领导夸奖，名声更大了。
王爱莲一家开始在一处小房子里存身，后来，妹妹弟弟都出生了，一家人显得很拥挤。随着王爱莲名声渐大，收入渐多，父亲一方面为教会活动方便，另一方面为姊妹生活不方便考虑，就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打听了一下，知道贾发员家有一处房子。原来是贾发员专门给奶奶单独居住准备的，以方便供养。后来，贾家因条件好，奶奶去世了，也没有用上那所房子，一直闲置，且和卖油、盐、酱、醋的彭申紧邻。经人说和，王殿华就掏钱租了下来。
各方面条件得到改善，使忙于事业的王爱莲松了一口气，她不再为生活发愁。转眼之间，婚姻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时候，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就身为人母了，而1949年的王爱莲是一个25岁的大姑娘，没有出嫁，更是稀奇。由于和李天锡相处时间比较长，互相之间也很了解，李天锡也看上了王爱莲，有时言行举止间，会流露出对王爱莲的爱恋。而王爱莲也对李天锡有好感。可碍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王爱莲始终没有直接表达出自己心语。后来，李天锡就试着托人，给自己找台阶，最后找到了解双方的李税亭。开始，父亲不同意，因为李天锡丧妻，按规矩，必须三年以后，才可以续妻，农村人也认为是填房，很不吉利。转眼之间，已到1952年，够三年了，李天锡又托人求亲，还开玩笑说王爱莲已28岁，该有个婆家了，不然就剩家没有人娶了。父亲问王爱莲同意不同意，王爱莲答复道：“家有父亲主持，父亲辛辛苦苦把自己养活大了，不容易，且让自己上了几年学，更不容易，要做个孝顺女儿才对。父亲说了算。”经过李天锡的软磨，父亲终于吐口了，定于1952年的阴历五月初十结婚，而后俩人在北关教会举行了婚礼。结婚的第二天，王爱莲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找她看病的人太多，都焦急地等着她们夫妻开药呢！
就在王爱莲结婚前的1951年，王爱莲已是一个政府部门认定的护士，上级是许昌医院的牛焕堂、牛焕英兄妹俩，二人负责巡视整个许昌辖区，给护士们工作进行指导。县里一部分领导就想把原来的县诊所和王爱莲诊所合并，再成立一个新的公立医院。因为县医院没有什么“梁柱子”，门庭冷落。到1952年初，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有关部门就找王爱莲谈合并的事。王爱莲也很赞同，她不是一个借行医发财的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行，况且合并后，还会给自己行医省去很*麻大**烦，包括进药、结账、缴税等一系列环节，自己都不会去操心了，会有更多时间给病人看病，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她和李天锡沟通，李天锡也没有反对。1952年5月25日，原来设大十字街西北广胤庵的县立医院和王爱莲的仁济诊所正式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医院叫“襄城县卫生院”。地点仍设广胤庵。医院由王元初任院长，宋均石为副院长，设内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王爱莲负责妇科，李天锡和赖寅庚负责外科和耳鼻喉科，康仁亭负责内科。另外八个人是朱尽忠、孙为民、张遂等，有负责司药的，有负责扎针的，还有一个炊事员。
县卫生院成立之时，每个家庭都已被划分了阶级成分。根据划分，康仁亭是地主，李恩锡是富农，王爱莲是贫雇农。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税偷***税漏**、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高潮阶段，由于执行中存在问题，每个单位都要确定有三反、五反的对象。上级要李恩锡出去到禹县学习，进行自我检查，说李恩锡是富农，是剥削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短，容易犯错误，和其他人一样会偷医院的东西。当时，外科在一楼，二楼是妇科，三楼是药房。运动负责人开始要李天锡这些需要改造的医生，承认偷多少多少大安片等，后来又夸大其词，说整箱子整箱子地偷，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偷法”，让牛焕堂知道后，就公开地批评说：“非要人家承认偷了东西，还确定人家承认了。确定的太可笑，也不想想有问题没有，咱这些卫生院开始有大安片，可有连霉素，有奎南定吗？瞎折腾人！”说得那些整人者哑口无言。可药退回了，因为牛焕堂说的话，医院又没法接收入账，只有暂时先保存着。幸亏王爱莲是贫雇农，要不然，也得受冲击。但整人者不死心，还要整些材料，以示自己有成绩。他们又找人揭发李恩锡等医生。李某是个开油坊的，妻子害肺结核，肚子里多大一个包，要控制和治愈必须用连霉素不可，就给其用了那些医院保存的药，病好了，也没有问其要钱，李某说啥也要给，王爱莲夫妻俩，最后只要了很少。可在运动中，李某又回头揭发李恩锡，说他用公家的药挣钱，还罚了李天锡一笔钱，气得王爱莲暗地里骂其不是人。1952年8月，三反，五反结束，李恩锡的贪污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证据，也整不下去了。医院也因面积太小迁至南关河西福音堂北院。
就在1953年和1956年，在县政府的安排下，王爱莲积极配合县妇联和县医院，在百忙之中，对全县的接生员进行了培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共培训出了400多名接生员，为保障育龄妇女和婴儿的身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下图为王爱莲中年照片）
1959年，县卫生院改名为“襄城县人民医院”，这一年，又进行反*派右**运动，上级派三个人到医院，整材料，准备寻找*派右**对象。又因阶级成分，三个人找到了康仁亭和李天锡两个人谈话。在办公室也不知谈了哪些内容。第二天早上，王爱莲由于离家近，很积极，早早地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办公室房柱下有个小本，还有一张纸，她弯腰拾起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着康仁亭和李恩锡以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王爱莲没有做声，又扔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快打扫完卫生时，有一个人走过来，看着是昨天三个人中间的一个，问王爱莲是否看见了小本本和纸。王爱莲十分谨慎，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让那个人仔细找找。最后在王爱莲快扫完时，那个人发现了本和纸，慌慌张张地拿走了。上班了，王爱莲告诉李天锡：“要少说闲话，言行举止不要太随便。建国十周年，不是要向*党**献礼吗，要多说好话，努力工作，运动头上，别人的话，有的是鲜花，有的是毒草，不要随意跟风，要有自己的辨识能力，不要因有些人的话被蒙住双眼。”这些话使李天锡免受困境。
王爱莲非常忙，每天上午挂一百个号，下午下班才勉强看完，这么多病号，很辛苦。但她事业心强，从来都不过问政治，也不随意打听打听，领导们不注意她，不找她的错误。后来由于李天锡的问题，她才问领导们有什么进展，哪些人需要开会学习。领导告诉她，除了康仁亭和李天锡，还有一个是双庙的。连开了两天的会，王爱莲也没有见那个双庙的人。到了第三天，那个人才到，王爱莲问开什么会，那人说：“是为*党**献礼发言。主要就是要为*党**牺牲自己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献的礼中，有的是鲜花，也有的可能是毒草。要作自我批评。”王爱莲虽然不懂政治，但通过社会上的一些疯言疯语，和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了运动中一些人做事情的严重性，又对李天锡说：“”领导要交代什么，咱就积极交代，不要抵触，不要发牢骚，也不要满腹委屈，不然，会使领导生气，说不定就会挨整。”李天锡都接受了。家庭也基本平静。
自从县卫生院搬迁到南关后，由于当时交通落后，县城内以及汝河以北的区域看病的就有些路途远了，特别是一些急危病人更是问题了，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据李天锡的建议，县政府在北城门里路西的一个院落里，设了“二门诊”。谁去二门诊挑大梁呢？县领导想让李天锡去，当时，王爱莲夫妻俩已经是三个孩子的人了，家务负担非常大。但为了顾全大局，王爱莲就同意自己的丈夫去。李天锡去二门诊忙工作，孩子们谁照顾？为了分担妻子的负荷，李天锡锡就留女儿在南关，带大儿子李杰民和二儿子李建民去二门诊吃住，逢星期天回南关。可问题又出来了，要去二门诊，走大桥有些远，走县城南门吧，惠政桥又因大陈闸时常被河水所没，无法通过，于是县医院就包租了南城门的渡船，以方便医生们来往。于是乎，到了星期日，孩子们和父亲顺便一起回家团聚，星期一回县城。包渡船本来是方便医生们工作的好事，可是小“四清”时，竟然有人揭发说王爱莲、李天锡夫妻俩占了公家便宜，孩子们不是医生，坐船没有掏钱。李天锡本来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听有人这样说，尽管乘坐一趟船只二分钱，王爱莲夫妻俩也一分不少地补交了。到了大“四清”时，又有个人揭发王爱莲，说孩子们看电影没有交钱买票。据李杰民叙述，没买票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李天锡对孩子们管教很严，当时一袋白面，才三块九毛五，李天锡忙于工作，给四块钱，交于十几岁的儿子去买，剩下五分钱，也得上交。买电影票，去晚了，就得等，看看是否有退票的。可是，看门的认识他们姊妹，想“走后门”让他们过去。姊妹们不好意思，就一直等，甚至等不到，不快地回家了。可偶尔有熟人人会趁机会强拉他们进场。就是这样的进场方式有人揭发，说他们姊妹占便宜了。王爱莲根据揭发材料，也交了钱，免了一场劫难。
约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医院的东边有个空院，那时以前教书先生赵校长家的闲院，全国才解放时，赵校长一家人为教书奔波于南方各地，临走时，交给了张书文代管。时间长了，赵家一直没有音信，医院为王爱莲的工作方便，就把院子分给了她。2010后，赵家的后代还回来问过这件事，想要回房产。王爱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承认是赵家的，但由于历史原因，赵家放弃了。也就是王爱莲离医院特近，事务非常忙。说是负责妇科，但也和其它科室合作动手术，有时手术多，或急诊多，她就要更多付出，甚至熬到半夜才到家，衣服没脱即瘫倒在床。特别是计划生育高潮阶段，医院预备400张床位，住院的有600人，处理事务非常多，她经常从下午三点作结扎手术，至到午夜一点多，才结束，真是心力交瘁。孩子们开始不很理解，王爱莲就给他们讲：“恁能等，病人可不能等，那是命呀！病人们太受罪了，我看着心里下不去，我再苦再累，也不能让病人多受罪”。情真意切的话语，说得孩子们说也不吭声了。农忙时节，中午下班了，亲戚朋友趁中午来找她，她都没有拒绝，还千方百计挤出吃饭时间给诊治，且安排家人买菜做饭，热情招待。
王爱莲对工作认真负责。原来没有B超时，有个医院女职工怀孕阴道出血，被A超诊断为葡萄胎，但根据病理应该不是。如果是，则应该做流产手术。为了确定病因，对病人负责，王爱莲就在杨国志的同意下，找二女儿和病人一起，先垫上费用到郑州作多普勒，结果不是葡萄胎，王爱莲才放了心，用止血药最后让孕妇顺利生产。后来那个女职工因腹內疙瘩，初步怀疑是卵巢囊肿，要给做检查，可其本人不愿意。结果手术时，怀疑的部位被切开，却发现是子宫肌瘤。为了避免以后出现医疗纠纷事件，王爱莲赶忙喊杨国志，一起做子宫切除手术，以证明工作没有失误。这些事让杨国志对王爱莲的工作方式方法非常佩服。
她担任妇科主要领导，考勤归她负责，但她以身作则，从来没有因私事迟到或早退过。小儿子建民原来在程庄实验场工作，主要负责伙食。儿子想要换其它工作。王爱莲知道后，怕有特殊情况耽误自己的工作，就夜里去办。有一天，吃过晚饭，王爱莲和女儿一起出发了。那时的交通工具，最方便是自行车，可王爱莲不会骑，女儿会骑，但不会带人，无奈，娘儿俩就步行，直到夜里一点左右才到程庄村。半夜里，一般人都休息了，去找人也很麻烦，找到村领导已两点多了。办完事，临出门，王爱莲怕孩子不争气，掏出来30块钱，交给村领导，说儿子如果有沾公家便宜现象，就算是偿还。回到家已经是早上五点了。稍歇片刻，就做饭吃饭，马上又该上班了，但也没有迟到。
王爱莲不违反工作纪律，也不给别人谋私利。她曾作过保健医生，有些人想以自己的名义给家属看病，想省钱，就找到我爱莲弄些药，但王爱莲都不同意。按规定，谁有病谁做检查，而且要求填病历，以杜绝以假充真现象。王爱莲就给他们检查，确定是否有病。如果没有病，就不开药。曾经有个熟人，说自己痢疾，要求开两天的药，王爱莲看那人脸色很好，不会是痢疾，实际想给得痢疾的家属开药，就故意先让其去一些科室化验，然后再开药。结果那人就不高兴，也没有去化验就走了。后来王爱莲见到那个人，故意问他痢疾是否好了，那人十分尴尬。还有个女的，说自己月经不调，开药的时候，要王爱莲写上丈夫的名字，因为她丈夫可以报销。也被王爱莲以其丈夫不可能得妇科病婉言拒绝了。虽然王爱莲被有些人说成太不懂人情，但王爱莲却不为所动。
一切为了病人是她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决定了她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一个女病人，发烧浑身疼，医院内科医生开了十天的药，不见好转。病人想到了王爱莲，想要先吃药后付款。按规定是不允许的，王爱莲问了病人原因，原来，病人家里拮据，靠其丈夫在砖厂养家，工资发不下来，就没钱治病，想让王爱莲开药方，并垫付上钱。为病人的治疗，王爱莲还是答应了，最后，病人终于看好了病，恢复了健康。王爱莲的良好医德出了名，许多人学医就愿意找其学医德。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天锡开始受到冲击。李天锡是河南宝丰县人，1920年生。三岁失去了父亲，有亲属人想霸占他家家产，就欺负她们母子，母亲就带儿子讨饭到郏县，靠雇给富户当保姆维持生活，后又进教会，给牧师当保姆。李天锡七岁入当地福音小学，却不觉悟，俏皮捣蛋，不爱学习，只爱盖房玩泥巴。那一年又没了母亲，被送到孤儿院，李天锡才开始觉悟，念完初中，又考上了许昌高级护理学校，主攻外科，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还在禹州开了诊所。结婚后妻子因病去世，又和王爱莲结婚。主持了二门诊后，还给县公安局当法医，由于工作能力强，协助破获了许多疑难案件。1957年元月，王落、麦岭两个卫生院成立。可两个卫生院却因没有能够挑大梁的。随着县卫生事业的发展，优秀医疗人才都集中在县里，而乡级人才却很匮乏，使得县医院病人拥挤不堪，医生有看不完的病人，吃不上一顿清净饭，劳累无比；乡镇相对来说，门庭冷落，医疗器械也被浪费，老百姓也因进城路远耽误病情，虽然搞些培训工作，可毕竟不如亲自下去“带徒弟”效果好。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县政府就开始把县级的医疗人才下放。1966年，二门诊因文化大革命被取消，李天锡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听说要培养乡级医生，就毫无犹豫地向领导推荐自己。麦岭卫生院最偏僻，医疗事业最落后，他就要求去麦岭卫生院。县医院领导经过考量，批准了他的请求。没多少时间，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就获得了老百姓的好评，麦岭卫生院迅速培养出来了独挡一面的医生来。老百姓的拥护，还使他像在县医院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觉睡不够，饭吃不好，可他心里很高兴。他还经常替人上夜班，被人称为“三好”，即态度好，技术好，服务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里的个别人就因嫉妒，开始整他，又给他扣上“日本汉奸、美国特务、苏修间谍、*动反**学术权威”等四大帽子，白天让其忙工作，夜里让他受批，甚至挨打不让睡觉。还因为他前妻亡故，硬栽赃说他是杀人犯，害死了自己的前妻（实际上，其前妻是走亲戚，在娘家去世）。还有人瞎扯说其一脸麻子，当医生是思想不纯。由于他不会拉帮结派，不知怎样从坏人手里解脱，难以忍受非人折磨，于1968年7月3日，喝*眠药安**自杀身亡。李天锡的亡故，对王爱莲以极大打击，使得为人经常低调的她，更加低调，做人不易，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更不易！不是她低调，连她也可能就难以自保。失去了丈夫的痛苦，加上四个儿女的重任，一般人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因为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则更小，不足10岁，可坚强的她，很快就从阴影中走出来，调整好心态，一边顾全家庭，一边顾好工作，投入了百忙之中。为给子女们前途，她夜里休息时，想着如何让子女有一技之长。想好以后，积极地给子女创造条件，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1972年，李天锡被平反，家庭各方面好转。最后，子女们都妥当地安排了工作。
王爱莲虽然在全县地位非常高，但她从来不低看人，不嫌弃那些穷困的亲戚朋友。舅母冬天生病气喘，家庭困难，几乎住不起住院，王爱莲知道后，千方百计安排住院，并细心照顾，还送上大棉袄、小棉袄等急用物品。表妹很不好意思：“叫俺姐破费了！”王爱莲却充满深情地说：“这是我应该尽的孝道，妗子受了一辈子罪，我看见了，不好受。”舅母出院，王爱莲还不顾自己困难送上300元钱、两瓶好奶粉、两瓶治气喘的药。舅父去世，王爱莲知道了，送了大衫、袍子，让表姐一家感动不已，至今提起，如在眼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各地落实，襄城县也成立了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县医院也成立了办公室，有两个副院长，一个专干和一个主任担任主要领导，负责搞计划生育具体工作。一天，为表尊重，领导们去到王爱莲商讨具体措施。王爱莲那天刚好因劳累腿肿，在家的床上休息。一见领导们到了，急忙坐起。考虑到开始工作有难度，领导们想找邻县的一个熟悉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先带领一段时间，被王爱莲拒绝了。她要求领导们腾出一个专用楼房，派8个卫生员和接生员，和其妇科14个工作人员，进行引流手术，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为避免出问题，王爱莲给每个孕妇记上姓名、地址、病历，还编制了500本引产证明，分别写上王爱莲、王秋花、李秋芝等五个人负责的姓名。孕妇做手术，成功以后，经谁手就由谁负责发引产证明。一式两份，有存根可查，一般上写两个证明人。在引产室里，主要有八个接生员分三班24小时值班。里面为引产妇女放了六个桶，准备盛引产后的胎儿，见到胎儿落桶，由值班员告诉负责人，确定后，发放引产证明。
流产手术难度很小，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后续问题。可引产手术则不一样，一般七个月以下的用一针雷夫诺尔，标准剂量为5cc完全可以成功。但是，妊娠9～10月，也就是28～40周的引产手术，用的雷夫诺尔，同样是一针剂量，因为孕妇和胎儿的体质不同，会有不同的药效。一般从扎上针开始，两天时间，最晚三天，胎儿就从母体脱离。可下一步，问题就出来了，引产下来的胎儿，有的亡了，算引产成功，可相当一部分奄奄一息还勉强活着，有的则生命力很强，能存活下来，算是没有成功。亡的是最好的结果；若不亡，孕妇一般不可能遗弃，如果抱回家养育，能存活的大部分是残疾，有的则养育过程中亡故了，等于引产成功率不够高。这些情况，对计划生育工作很不利。王爱莲是穷苦人出身，她深知引产不太成功，会给孕妇家庭造成精神上巨大伤痛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心里觉得对不起孕妇一家人，也对不起上级领导对自己的希望，太伤自尊心了，可没有好的办法。在省里召开的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上，王爱莲想学习一些他人提出的经验，可却没有一个人提出，领导们只要求引产成功率尽量百分之百，这让王爱莲很沮丧。
岁月的磨练使王爱莲迎难而上。她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套方案来。她找到杨国志院长进行详细说明，经过沟通，杨同意了王爱莲的想法。于是，王爱莲就开始付诸实施了。她首先找到一个大箩筐，那是她自己小时候父亲给弄的一个大摇篮，她叫人收拾干净后，进行仔细消毒，放在引产室里待用，然后给孕妇加稍大的雷夫诺尔用量，试试效果，希望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引产后当时未亡的婴儿，根据不同周龄，一头三个放在摇篮里，进行喂养观察，记录他们的生存时间，对比他们的生存能力，对活下来的超过一个月，就叫抱走，死亡的由杨国志亲自解剖，仔细看看肝、肺、心等受损情况，从而研究并弄清楚雷夫诺尔的对人体各个脏器作用机理，获取有用的资料。由于是大龄，那些婴儿有的活两三天，有的甚至活十几天，有的则基本没有受药力影响，一个月也没有问题。根据实验结果，王爱莲就逐步把所应引产的同样大周龄孕妇加大药量，取得了好的效果，孕妇身体也基本没有大的影响。最后，王爱莲就把雷夫诺尔用量增大至一针半，也就是7.5cc，引产成功率达百分之百，孕妇也无不良影响。实验终获成功，被引产孕妇数量一天可以增加到92人，甚至96人。王爱莲在引产手术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许昌地区计划生育经验交流会上受到表彰。1980年，她被评为河南省计划生育五项手术无事故先进个人。1983年，她被省妇联命名为“三八红旗手”，之后，又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命名为“三八红旗手”，还成为政协襄城县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下图为王爱莲的获奖证明材）
忘我的工作态度，忘我的工作作风，每天超负荷的工作量，使王爱莲积劳成疾，得了胸部瘤、子宫炎以及胆囊炎，而后进行了胸部瘤和子宫切除和胆结石取出手术。胸部瘤切除术难度最大，必须去北京，经过县、省等上级部门批准。手术后刚恢复得差不多，身体还有些虚弱，王爱莲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自己热爱的工作。
1985年，王爱莲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兼任襄城卫校教师，并细心备课，认真授课，获得师生们的广泛好评。（下图为王爱莲卫校留影）
1996年元月，从医50年的王爱莲不舍地从医疗岗位上退休。70多岁了，精力不够了，可此后还有许多人崇拜性地找到她医病，但她也从来不拒绝。
2015年阴历正月初六，王爱莲终于离开了她依恋的世界，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