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史
第10章 到中国去，在那里掀起资本新浪潮
There are not many grea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If you’re lucky enough to find one, hold on.
世界上没有多少伟大的公司，如果你足够幸运地找到了一家，请坚持下去。
2004年底，当马克·扎克伯格和肖恩·帕克还在嘲讽红杉资本业绩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风险投资人动身到访了上海黄浦江畔的写字楼，他就是加里·瑞斯彻（Gary Rieschel）。瑞斯彻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工作，而后还在疯狂的90年代管理过孙正义的硅谷风险投资基金，他拥有比多数美国技术专家都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对风口更敏锐的嗅觉。在见证了硅谷由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回了高速发展的亚洲。而就在此刻，从上海的这栋富丽堂皇的写字楼的47层向外望去，他感到一丝震惊。建筑工地遍布全上海，钢筋和玻璃构筑的大楼像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瑞斯彻从未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见过这样的场景。恍惚间他看到黄浦江就像看到了流动的黄金，用财富灌溉着这座城市。
瑞斯彻本来只是携全家到上海旅居半年，但是很快他就决定要留下。他在黄浦江边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并且重新联系了自己的旧识。这其中就包括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邝子平，他曾是瑞斯彻在思科的同事，后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发展，现在管理着英特尔旗下的一家投资基金。邝子平同意和瑞斯彻一起创立一只专注于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他们把公司命名为启明创投。2005年底开始，他们着手从美国的有限合伙人那里筹集资金。
按照标准的硅谷风格，瑞斯彻总是会抓住一切机会与当地的科技界人士交朋友。作为一个擅长社交且平易近人的人，他清楚知道自己在亚洲该如何行事。尽管他不可能真的成为一个当地人，但是一个即将迎来50岁生日的“科技老兵”总是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其他人。果然，上海的创业者都非常希望能向他求教，而且这些人的精力之旺盛令人惊讶。瑞斯彻经常在晚饭后还会接到电话，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的某个地方又有人想要与他见面。“什么时间？”瑞斯彻问道。“现在！”对方急切地回答道。
通常这种时候，瑞斯彻就会开上车，经过无数个正在建造下一个摩天大楼或者扩建地铁的工地，赶赴晚上10点的会议。这些会议有时会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与他面谈的创业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硬件、软件、医药和电子商务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GDP年均增长10%、互联网的普及率更是年均扩张20%的地方，可以说遍地都是商机。中国当下的普通民众所拥有的电脑、手机以及可支配收入远远超过他们上一辈的想象。“你唯一要做的事情，”瑞斯彻后来说道，“就是大量地投资，然后不断推动它们发展。”
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世界各地都有科技集群出现并且发展各异。自从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科技企业超越日本和波士顿的科技企业以来，无数个地区都一直在尝试模仿它，其中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赞助的。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仅美国就有“硅漠”（菲尼克斯）、“硅巷”（纽约）、“硅山”（奥斯汀）和“硅林”（在西雅图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在美国之外，以色列、印度和英国也做了类似的努力，埃及也建立了“金字塔科技园”，但即使是最成功的硅谷模仿者也无法与硅谷本身相媲美。其中，得益于其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以及政府对风险投资基金的巧妙支持，以色列凭借其从即时通信到汽车导航软件的各项技术突破，打造出美国以外较为杰出的创新中心。但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其创业集群更像是硅谷的附属品而非竞争对手。当一些发明初步成形以后，以色列创业者的第一选择就是去寻求美国的风险投资支持并瞄准美国市场。在此过程中，许多企业甚至将其业务总部转移到了美国西海岸，这非但没有挑战硅谷，反而加强了它在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
瑞斯彻感知到，中国经济腾飞的体量是前所未见的。2005年，他和邝子平创立启明创投时，面向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规模大约为40亿美元，是美国240亿美元基金规模的1/6。然而当时的他也不一定能预见到，只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这一差距就会消失。到2015年，启明创投已经进行了大约1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获利了40亿美元，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与美国并驾齐驱，更多的中国风险投资人出现在《福布斯》的全球明星投资人榜单上。美国的科技巨头，例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和苹果，将会面临来自中国竞争者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的挑战，其中小米作为中国的智能手机头部制造商更是启明创投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代表。自从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的挑战以来，美国风险投资所支持的初创公司将第一次不再确信他们才是世界的主导者。
中国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案例在1999年，也就是瑞斯彻到达上海的5年之前。这笔交易大致是洛克给仙童半导体的“八叛将”投资的翻版。就像洛克从哈佛大学到华尔街经纪公司海登斯通的经历一样，他的“精神继任者”、一个说话很快的神童林夏如也是如此。她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去了摩根士丹利，然后又到了高盛。如同洛克因为海登缺乏对初创公司的兴趣而离职一样，林夏如也与她的华尔街老东家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了高盛历史上一次令人尴尬的误判。
作为一名16岁就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跳过大学一年级的华裔美国人，林夏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进取的实干家。她是高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合伙人，她的活力和魅力使她成为一名天生的交易撮合者。因为同时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并且同时会使用中文和英语，她也成了连接这两个不同语言国家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初，高盛将她从摩根士丹利挖来，随后林夏如主导高盛入股了一家中国柴油公司，还为中国建立航空公司并将其私有化提供了咨询服务。在那之后，高盛又把她派到了新加坡，参与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私有化业务——新加坡电信公司（Singapore Telecom）的私有化。性别歧视并没有使她退缩。相对于硅谷，快速发展的中国商业，其文化是灵活、流动的，不那么像个“男孩俱乐部”。
1999年，林夏如凭借她在高盛的上升势头迈向了全新的方向。那时，中国工程师们为硅谷的IPO热潮而疯狂，他们也渴望创办自己的科技公司。他们有想法，有技术，也有雄心壮志，但是，就像半个世纪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八叛将”一样，他们缺乏大体量资金的支持。林夏如发现了这个机会，并着手建立了一个专注于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很快，相关的商业计划书就摆在了高盛的办公室里。
林夏如开始寻找能将中美双方优势结合起来的方案。她希望借鉴美国的投资方案，由硅谷的律师来起草所有的文件，但是资金将会投给那些中国人所创办的、并将产品销售到中国广阔市场的初创企业。中国早期的门户网站新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林夏如还投资了另外两家很有前景的门户网站——搜狐和网易。
史上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与最差的退出时机
有一天，林夏如听说了一家由一个叫马云的英语老师在杭州创办的公司。这个消息是一个华裔加拿大人蔡崇信告诉她的。蔡崇信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当时林夏如正在哈佛大学读书。两人是学生时代在去往中国台湾进行各自暑期实习的飞机上认识的。之后，两个人又都去了纽约的知名企业工作。林夏如去了投资银行，而蔡崇信则入职了老牌知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20世纪90年代中期，蔡崇信跟随林夏如的脚步去往中国香港从事投资行业。现在他决定投资这家在杭州的企业，并且想要林夏如和他一起投资。
一开始，林夏如是持怀疑态度的。她身边有众多想要得到她青睐的创业者。“那些有抱负的首席执行官甚至会来问我，你想投什么方向？”林夏如回忆道，“如果我说想投做内容的公司，他们就会立即调整其创业方向。”“但是你对内容行业一无所知。”这种时候林夏如往往会反驳创业者。“请等等！”对方会回答道。仅仅几天之后，这个来寻求投资的人就会拉来一个10个人组成的内容团队，10个人全部来自斯坦福大学。在回绝了蔡崇信之后，林夏如很快收到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这份计划书来自一个成功的企业——亚洲资源公司（Asian Sources），项目叫作“中国黄页”。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可以借助亚洲资源公司来对接中国的商品。这家公司现在计划开网站，连员工都还没雇，就要求融资17亿美元。但即便面对这样的天价，高盛也还是考虑要投资。
林夏如突然想起来，这和蔡崇信提到的马云所创立的项目颇为相似。林夏如清楚地知道，当线下零售公司想要把业务搬到线上时，通常会遭到来自公司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从这一层面来说初创企业更具有发展优势。意识到了这一点，当蔡崇信再次邀请林夏如去杭州考察马云的项目时，林夏如欣然同意了。几天后，蔡崇信和林夏如来到了马云的公寓。包括马云妻子在内的十几个员工在夜以继日地工作。马云和他的团队显然一门心思在工作上，而马云凭借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散发出一种可爱的魅力，这与那些围在林夏如身边不断寻求投资的人迥然不同。那些人为了获得高盛的投资总是随意改变着自己的创业方向，但马云则是执着于自己的商业蓝图，不会轻易听从投资方的建议而做出改变。在和马云喝茶的时候，林夏如对他说高盛愿意投资，但前提是必须得到半数以上的股权。马云反对，他说这个公司就是自己的孩子。两人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林夏如让马云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投资方案。她指出随着公司资金需求的与日俱增，她投资的杠杆率也会不断增加。马云仍然想要保有多数股权，但是同样急需资金，最终马云选择暂且妥协，承诺给出一半的股权。双方达成了一致，高盛给阿里巴巴投资500万美元。
一个星期后，林夏如给高盛公司纽约办公室的投资委员会打了电话，并说明了她的提案。但纽约方面拒绝通过林夏如的提案，除非她能把投资额度缩减1/3。就像文洛克创投和史蒂夫·乔布斯达成了A轮融资意向但是却转手给了阿瑟·洛克一样，高盛“适当地”放弃了阿里巴巴17%的股权，并把这17%分包给了另外4家投资公司。15年后，高盛才懊悔地意识到它放弃的究竟是什么。后来，阿里巴巴成功上市，这170万美元的投资最终收获了令人震惊的45亿美元回报。
1999年12月，马云和他的团队继续筹集资金。高盛在5月上市以来一直面临着异乎寻常的严格审查，高盛公司纽约办公室指示林夏如寻找另外的投资人，以更高的价格接手阿里巴巴的股权。
2000年1月，林夏如见到了高盛的亚太区主席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他和孙正义关系很近，也是软银的董事。林夏如描述了自己的困境：她做了一系列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但是纽约方面并不欣赏。“我投了7家公司，你的朋友孙正义能否接手？”她满怀希望地问道。“这里面哪个项目最急？”马克·施瓦茨问她。“阿里巴巴急需资金。”林夏如答道。马克·施瓦茨向孙正义说明了情况：中国市场现在发展得很快，高盛投资的一些初创企业可能需要额外的注资。
很快，孙正义和一些中国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在北京进行了会面。马云也在其中，孙正义很喜欢他的气质。“他目光如炬。”孙正义事后说道。两人很快达成了投资意向，并且孙正义还建议马云借助资本加速扩张。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孙正义和马云又安排了一次会面，这次是在孙正义位于日本的办公室里。作为主要股东，林夏如也参与了他们的会谈。林夏如提出让软银投资2 000万美元以获得阿里巴巴20%的股权，这一投资金额将是林夏如和跟投者们三个月前投资额的10倍，相对应地，阿里巴巴的估值将达到1亿美元。就像投资雅虎时做的那样，孙正义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孙正义又接连投资了其他几家林夏如投资的公司，但是林夏如依然想不出为什么孙正义如此疯狂。事实上，尽管孙正义看似随意地同意了对阿里巴巴的投资，但通过此前高盛的意向和与马云的两次会面，他做出这样坚定的决定是有理由的。当时作为思科的董事，孙正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零售业已经开始起飞，互联网的普及也已经箭在弦上，所以对于任何试图以此盈利的项目的投资都是合理的。而林夏如投的那些初创企业正好给了孙正义亲身入场的机会。
孙正义的决定非常及时，他对中国的投资将会重新撑起他因为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而缩水的财富。当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孙正义的股权价值580亿美元，这毫无疑问是风险投资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没有之一。
后来，得益于像蔡崇信和吴炯这样世界级人才的加盟，马云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了一家世界级的公司。阿里巴巴并不是唯一一家因得到风险投资支持而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支柱的企业。例如，成立于1998年的腾讯拿到了IDG公司110万美元的投资，并在日后成为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百度也获得了蒂姆·德雷珀管理的基金的支持，并一度被视为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之一；早期的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的支持；中国在线旅游和网上拍卖领域的先行者——携程网和易趣网也是类似的案例。2004年，就在蔡崇信加盟阿里巴巴之后，腾讯也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招募到了刘炽平成为公司高管。
多年后再次回顾自己当时的经历，林夏如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高盛从没有认可她当时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投资。高盛不是一家标准的风险投资公司，它对这种规则不明确的投资方式一直持保守态度，也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已经展现出竞争优势的公司，比如已经拥有定价权的成熟企业或者是已经有技术专利的年轻公司。很快，高盛在2001年就要求林夏如放弃在阿里巴巴的董事席位。当时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高盛希望合伙人们把时间花在稳妥的大项目上，而不是将精力长期投入在风险投资项目上。林夏如表示强烈反对，但高盛没有因此改变态度。林夏如最终选择离开高盛，而高盛则继续卖出自己在阿里巴巴的股权，最终获得了其当年投资额度的6.8倍回报。相比其他高倍回报，这一回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高盛的急躁、短视使它选择了风险投资史上最差的退出时机之一。与此同时，加里·瑞斯彻即将到达上海，而中国的第二次互联网浪潮就要兴起。
在中国的第一次互联网浪潮中，投资人的背景复杂多元，相比之下，第二次互联网浪潮则是由主流的风险投资人所主导的，这些风险投资人大多常驻中国，在上海创立启明创投的瑞斯彻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启明创投也绝非孤例，大约从2004年开始，一些大型风险投资机构来到中国招募投资团队，中国的优秀投资人们极受欢迎。
“这样他就没时间去见其他投资人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知名的女性风险投资人，她就是徐新。从*京大南**学毕业以后，徐新去了中国银行工作。乐观勤勉的她很快成了共青团干部，还利用午休时间教同事们学英语。由于她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她被授予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1992年，25岁的徐新申请了梦寐以求的普华永道的审计职位，她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恶补会计知识，并最终得到了那份工作。十几年后，她从普华永道跳槽到一家投资银行，然后又去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在此过程中，她投资了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包括早期的门户网站网易和一家名为“中华英才网”的在线招聘网站。这些经历教会了她如何与年轻的创始人建立联系，雇用和解雇首席执行官，帮助公司建立团队。当中华英才网最终被其竞争对手收购时，徐新因此赚了5 000万美元。
2005年，徐新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今日资本”，并募资2.8亿美元。她的计划是只投资力所能及的少量几个项目，大概每年只投资5～6笔，但每笔投资的时间要尽可能地长。“世界上没有多少伟大的公司，”她讲道，“如果你足够幸运地找到了一家，请坚持下去。这就是赚钱的方式。”2006年底，徐新来到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会。当时是晚上10点，这是在中国狂热的商业文化中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会面的正常时间。在这里，徐新见到了刘强东。刘强东创建了一家电子商务网站，后来他称这家网站为“京东”。
即使以中国的标准，刘强东看起来也是个工作狂——他的编程技术是自学的，他在星期六早上开管理层会议，他像鹰一样时刻盯着自己的网站，每两分钟就回复一次用户评论。凭借折扣力度和物流速度，刘强东迅速主导了他涉猎的每个产品细分市场。当时，京东的销售额每月增长10%，按照这个速度，3年内京东的规模将增长近30倍。
在凌晨两点的香格里拉饭店里，徐新下定决心自己不能错过这笔投资，于是她问刘强东需要多少资金。“200万美元。”刘强东回答道。“不够。”她回应道。为了支撑京东的指数级增长，刘强东显然需要比这多得多的资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线上零售市场的目标正在向他们招手，京东必须在竞争者们进场“肉搏”之前快速获得市场份额。“我会给你1 000万美元的资金。”徐新说。刘强东看上去很兴奋，而这正是徐新想要看到的。在美国，年轻人总是批评风险投资挥霍了太多资金，但中国的创业者们面对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却没有资金可以“挥霍”。
为了锁定这笔独家投资，徐新通知刘强东必须马上和她一起飞往她在上海的办公室签署投资意向书。徐新买了几个小时之后早上9点的机票，这样“他就没时间去见其他投资人了”，她后来解释到。略作迟疑之后，徐新给自己买了不那么舒服的经济舱机票，一方面是因为她想和刘强东坐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想以此提醒刘强东要节俭，不要浪费投资人的钱。
由此，徐新的今日资本正式以1 0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京东40%的股权。刘强东借此迅速扩张了京东的产品品类并升级了物流网络，而徐新指导了刘强东如何招募顶级人才，因为随着京东的发展，创始人将不得不把权力下放。起初，刘强东坚持新员工的薪水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早期的老员工——长征者必须受到尊重，但徐新还是劝说他接受了一位突破这一薪酬上限的财务主管。很快刘强东就发现高薪引进人才的优势之处。“这个薪资2万元的主管的工作成效比薪资5000元的高出好多！”他惊叹道，“你能为我多招募一些优秀人才吗？”于是徐新找来了新的零售主管和新的战略负责人。很快，京东开始在重点大学进行校园招聘。
就像阿瑟·洛克为英特尔所做的那样，徐新设计了京东的员工持股计划。她采用了标准的4年行权期模式，行权条件是京东达到其商业目标。然而仅仅花了两年，公司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徐新很高兴地提前发放了奖金。刘强东召开员工大会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他告诉员工，他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他听起来像吉姆·克拉克一样，后者在创办网景公司时解放了马克·安德森和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程序员朋友们。
当然，这些财富也流向了徐新，她的公司拥有京东40%的股权。得益于京东和其他成功案例，今日资本的净年化回报率达到了40%；每投资1美元，今日资本的投资人就会获得超过10美元的回报。毫不意外，徐新依托此业绩，在2010年募集了一只4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然后又募集了一只7.5亿美元规模的长期投资基金。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正蓄势待发。
“除非你要成立南鹏投资基金，否则没理由说不”
在关键的2005年，也就是创始人基金、YC、启明创投和今日资本成立的那一年，一位名叫沈南鹏的创业者飞往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拉古纳海滩。他要去参加一个金融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他参与创立的两家初创企业之一：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在线旅游公司携程。会议上，他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消息：红杉资本的老板迈克尔·莫里茨和道格·莱昂内想见见他。
沈南鹏可以猜到为什么他们想见他。凭借对中美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成功的投行工作经历和创业经历，他非常适合帮助红杉资本加入这场在中国的投资热。此前已经有三家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试图邀请他加入，红杉资本自然也不例外。
沈南鹏同意延长他的逗留时间并去圣弗朗西斯科待几天。他在集市街的四季酒店见到了莫里茨和莱昂内，随着硅谷的势力范围向北延伸，该酒店正在成为科技界的一个“据点”。红杉资本还邀请了一位名叫张帆的中国风险投资人，他当时正准备从任职的基金跳槽。
4个人聊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形成了一个神奇的组合：英裔美国人莫里茨，一位衣冠楚楚的瘦弱绅士；意大利裔美国人莱昂内，身材魁梧健硕；以及两个强势的、有进取心的未来合作伙伴，两人都有美国教育背景和中国护照。
随着谈话的进行，红杉资本的两个老板对这两个到访者越发感到满意。莱昂内曾经为了招募中国团队去过中国七八次，他发现沈南鹏和张帆显然比他见过的其他候选人都要强。并且两人都放弃了投行优厚的工作待遇，转而投身创业和风险投资领域，这意味着他们理解创业中的风险承担是怎么回事。除了与他人联合创立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携程之外，沈南鹏还帮助创立了一家连锁酒店公司——如家，并且这家公司也计划上市。而另一边，张帆则拥有早期投资百度的傲人战绩。
沈南鹏和张帆都被红杉资本的两个老板打动了。作为一名创业者，沈南鹏亲眼看到了同辈收到那些只懂得向美国总部汇报、在中国工作却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投资人的投资之后，陷入了一种怎样的窘境。而沈南鹏还没来得及提出这样的担忧，莫里茨和莱昂内就直接宣布，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可以独立做决策，不需要事事向美国总部汇报。红杉资本之前有过在以色列的失败经验，他们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老板们绝对不应该去染指千里之外的投资微操，莫里茨称之为“放眼全球，脚踏本地”。人事和投资决策应该交给一线的人。“对方当时开玩笑说，‘除非你要成立南鹏投资基金，否则没理由对红杉资本提供的这个工作机会说不。’”沈南鹏事后回忆道。
2005年底，沈南鹏和张帆成为红杉中国的联合领导人。莱昂内向红杉资本的一些有限合伙人推荐了他们，最终他们筹集了1.8亿美元的资金。随后，沈南鹏在携程所在的同一街区租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办公室。尽管莱昂内和莫里茨承诺让他们的中国团队保持独立性，但是他们也在时刻与沈南鹏和张帆保持着沟通和联系，这一点与红杉资本的其他团队是一样的。他们想要克服文化和距离的阻碍来给予中国的团队一定的指导，从而既能避免从外部过度插手，也能避免全然做甩手掌柜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国际化的风险投资公司来说都是很棘手的，比如2000年，基准资本的合伙人在伦敦开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就完全交由当地团队管理，总部与分公司完全没有足够的人员流动和有效沟通。结果2007年这个伦敦的分公司就真的独立了，不再向美国总部上缴利润，最终导致基准资本在欧洲的业务数量一夜归零。
相比于前面的例子，莱昂内和莫里茨时刻亲自关注着中国的最新情况，并且中国的合伙人也要时常飞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学习先进的行业管理模式，例如怎样开每星期一的投资会、听取公司路演时应关注什么、怎么做尽职调查。沈南鹏尤其愿意学习这些。
2008年底，张帆离职，红杉资本做好了继续推进在中国布局的准备。就像很多红杉资本系的风险投资人那样，沈南鹏花了5年的时间取得了一些可观的进展，并且情况在2010年进一步改观，这一年红杉中国投资的公司有4家接连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红杉资本更是将其两年一度的投资人大会设在了北京。
红杉资本成功完成了从一家硅谷企业到一家全球企业的飞跃。同时，中国科技领域也正在走向成熟。2010年，专注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共筹集了112亿美元，5年内增长了近3倍。募资难度的降低使得中国创业者的梦想越来越远大。阿里巴巴等先驱者已经展现了中国创业公司能达到的高度，而后来的模仿者也发现，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提供了无限的机会。随着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者网络的日益密集，中国的创新体系正接近其下一个重要的时点——也就是硅谷在1980年左右达到的一个分水岭。
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早期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与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阶段颇为相似：起初，资本匮乏，风险投资人寥寥无几，创业者们也难以筹集资金；而后，资金流入，风险投资人数量激增，初创企业的数量和雄心都成倍增长；最后，随着初创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且成本高昂，风险投资人们发挥了协调作用。他们促成收购，鼓励兼并，引导企业家进入尚未被淹没的蓝海领域；作为这一融资网络的枢纽，他们造就了一个市场化的商业体系。2015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将跨越最后一道门槛。
一场可称壮观的合并，造就了一家比Paypal大10倍的公司
在王兴的故事中，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从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得到了集中体现。王兴是美团的创始人，他性格内敛、善于分析、坚定己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中国版的马克·扎克伯格。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美攻读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但很快他决定辍学，决心通过创业有所作为。2010年，他注意到了餐饮服务领域的巨大需求，因而转到了这一领域。王兴不是唯一一个发现了团购商机的企业家，但是有了三家创业公司的成功经验，再加上自己本身就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作为敲门砖，王兴对如何既经济又高效地吸引用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当红杉中国考虑应该支持谁的时候，王兴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选择。沈南鹏最信任的手下，一位名叫孙谦的性格安静的合伙人，承担了向美团抛橄榄枝的任务。
不过孙谦很快就发现，新一代的创业者非常有个性和主见，他甚至很难见到王兴。孙谦拥有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泛大西洋投资集团任职，这样的履历是非常傲人的。但现在，孙谦需要扮演恳求者的角色，他经常在美团北京办公室旁破旧咖啡馆的周围闲逛，希望能与王兴“偶遇”。如果他发现了王兴，就会悄悄地走上前去与他搭话，尽管通常只会得到王兴几个字的回复，但是孙谦毫不气馁，并试图通过与负责美团财务的王兴妻子交谈来接近王兴。后来孙谦与王兴的联合创始人成了朋友，并请他们为他在王兴面前说句好话。对孙谦而言，这场追逐是一次微妙的心理逻辑挑战。“你必须弄清楚他在想什么，然后让他有兴趣和你交谈，”孙谦回忆道，“我试着谈论一些他不太熟悉的事情，这样我们的聊天才不会显得毫无价值。”不过令人烦恼的是，王兴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很难找到一个他不熟悉且有价值的话题。
“我们对贵公司非常感兴趣，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签合同，然后马上汇入资金。”孙谦对王兴的妻子诚恳地说道。最终，王兴“动心”了，签署了一份投资协议，以1 200万美元的投资额出让美团25%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红杉资本陷入了比当初X.com和Paypal的“血腥斗争”还要极端的惨烈竞争中。2011年，中国竟然涌现出了5 000多个团购网站——的确，有时候风险资本可能会“解放”太多的创业者。后来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千团大战”的竞争，“战斗人员”为了吸引用户，不惜烧钱为用户提供更大的折扣。正如投资人兼作家李开复所评论的那样，风险投资界似乎正在“请全国人民吃饭”。
美团在竞争初期轻而易举地活了下来。大多数竞争者由于资金不足和商业模式不成熟，很快就败下阵来。到2013年，美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大众点评，该公司的创始人张涛曾就读于沃顿商学院，他也从红杉中国拿到了投资。随着“战场”的缩小和竞争的白热化，对红杉中国而言，一个自然的发展方向就是将两家被投公司合并。沈南鹏深知自己需要谨慎行事，他建议王兴与张涛谈谈看，毕竟通过合并来结束这种刀刀见血的“大战”是合理的。一方面，王兴同意试试看，但是他要求自己要掌握合并后公司的控制权。而另一方面，张涛虽然年龄更大，更成熟稳重，但是也绝不意味着他准备好了要“退居二线”。
结果2015年开年，双方就重启了“烧钱大战”。美团重新筹资7亿美元，希望能给竞争对手致命一击。而大众点评也发起了反击，筹资8.5亿美元。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对抗如期而至。最终，两家公司都精疲力竭、现金短缺，只得又转向投资人那里寻求更多的“*药弹**”，但这次投资人们打退堂鼓了，他们已经为这场竞争付出了太多资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风险投资体系内部的变革已在推进。
自红杉资本成功在北京举办投资人大会和王兴成立美团以来的5年里，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筹资额再次增长了三倍，达到了320亿美元。随着行业的发展，以沈南鹏为首的行业领军人物已经出现。此外，中国投资人们彼此也开始逐渐了解和熟悉——他们为彼此的公司提供后续融资，思维上也更加同步，同时也制定了一套专业守则，使信任和协调成为可能。2015年2月，中国投资人的日趋成熟集中表现在网约车领域著名的两家打车公司滴滴和快的的合并案上。此前两家公司也是不断烧钱进行价格战，而它们的合并终结了这一局面。
2015年夏天，美团和大众点评都未能筹集更多资金以继续优惠战。美团方面，王兴拜访了沈南鹏并要求他重启合并谈判，而在大众点评方面，投资人们一致要求公司创始人能够接受王兴的提议。
徐新也是大众点评的投资人之一。当两家公司同时面临风险投资枯竭的窘境时，美团联系了徐新，希望从她那里获得资金。“真的吗？”徐新惊叫起来，“我可是你们竞争对手的投资方！”她放下电话，思忖着市场里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她心想：美团为什么打电话来？这家公司现在一定很绝望。徐新于是打电话给刘炽平，刘炽平此前接受了腾讯以股权激励形式进行的招募，现在负责腾讯的创业投资业务，他的成功交易包括投资大众点评并获得了其20%的股权。“你必须扮演白衣骑士，在危急关头给大众点评注资，”徐新在电话中催促刘炽平，“我认为美团可能很难筹集更多资金。我们也很难筹集更多资金。现实情况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事实上，刘炽平的想法与徐新不谋而合。刘炽平承诺，如果大众点评与美团合并，腾讯就将向大众点评投资10亿美元。
由于投资人选择支持一种去竞争化的模式，企业的合并成了顺应时势之选。可以说，中国的风险投资现在就在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2015年9月19日，沈南鹏和刘炽平在香港W酒店招待了王兴和张涛。午饭后，他们移步楼上的一间套房。沈南鹏和刘炽平致开幕词，强调了合并的逻辑规则和两家公司之间的协同作用。对这两位不同公司的创始人来说，合并的确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沈南鹏和刘炽平向他们保证这个痛苦会是值得的。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值得信赖的资深专家，他们承诺将尽力使合并对双方都公平。确定了会谈方向后，投资专家们站到一边，让王兴和张涛亲自讨论细节。每一个细节的进展都罗列在白板上：从公司结构到品牌名称，再到谁将在合并后的公司中起决定作用。但既然腾讯和红杉资本都已经亲自出面，会谈的结果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晚上7点07分，双方就合并的大致框架达成了一致。
会谈甫一结束，沈南鹏就匆匆离开，前往堤道商业区对面置地广场的一家比萨店。他的妻子不在香港，他早已约好要和两个女儿吃饭，但他要迟到了。“很不幸，这就是做生意。”他到达时对两个女儿表示歉意。
大约一个星期后，沈南鹏到澳大利亚的度假胜地出席刘强东的婚礼。戴着黑色领带的他显得十分优雅，但很快他就离开了。与合并谈判那天不同，他要从一个社交活动赶往下一个商业活动。在离开婚宴时，他找到了刘炽平和包凡，后者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被安排接手推进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项目的进一步落地。这三人仍然穿着参加婚礼的衣服，继续在两家公司合并案中发挥风险投资人的协调作用。他们仔细检查了合并计划中所有的关键点并一一核对。“婚礼三人组”都希望促成这笔交易。如果美团和大众点评自己无法找到双方的平衡点，那么婚礼上的这三个男人会引导他们找到答案。
最终，沈南鹏经过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运筹帷幄，总算如愿以偿——10月11日，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合并为一家提供外卖、电影票和其他本地服务的大型供应商。正如沈南鹏和刘炽平所预言的那样，合并后的公司远比两家公司陷于无尽消耗战时更有价值，合并公司在2016年1月的高额筹资便说明了一切，其总价值比合并前高出了50亿美元。在W酒店开始的这一切所带来的“大奖”，恐怕连沙丘路的风险投资人都要嫉妒了。
至此，一个由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创业者和中国的投行人组成的团体促成了一场可称壮观的合并，造就了一家比Paypal当初被出售给eBay时规模大10倍的公司。沈南鹏正进入人生中一个新的时期，他将连续三年加冕为世界第一风险投资人。而就王兴而言，他从亿万富翁成长为顶级富豪，他的公司成为红杉资本有史以来最赚钱的项目，甚至超过了谷歌。到2019年，红杉资本系又迎来了新“冠军”，即另一家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它是一款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的运营商。
2016年夏天某日，加里·瑞斯彻正在上海打点行装。他当年知道什么时候该来到中国，而现在，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一个美国的局外人已经不能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做什么了。
风险投资箴言
· 单次风险投资押注就能主导整个投资组合，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更是自然法则。事实上，这是风险投资人必须遵守的铁律。
· 当初创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且成本高昂时，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合并后的公司远比两家陷于无尽消耗战的竞争对手来得更有价值。
· 只投资力所能及的少量几个项目，但每笔投资的时间要尽可能地长。
The Power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