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中举，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科举考试也就具备了极大的诱惑力。科举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考试更是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这样死板的形式，就给了那些不想死用功的读书人钻空作弊的空间。把四书五经的内容夹带进考场，成了他们最想做的事，也使得袖珍作弊书有了广阔的市场。
史料记载，南宋嘉定年间，宋宁宗曾特准焚毁印制此种考场夹带“巾箱本”的印刷印版，可见，当时考生将“巾箱本”夹带进科举考场借以作弊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致朝廷需要下大力度限制此类书籍的出版。到了明清两代，由于科考作弊极度盛行，“巾箱本”这种袖珍书的印量突增。由此“巾箱本”似乎也就成了作弊书的代名词。
袖珍作弊书虽小，但要想真的带进考场也是不容易的。古代科考，考生进场时，要经过严格仔细的检查，若有违反，严厉问责。“应试生儒举人监生，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这段明史史料便记载了明代严惩作弊者的法规，轻者罚款，重者还要坐牢房、发配到边疆充军，若是官吏还要贬为庶民。不过，政府的这类限制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此种现象直到清代依旧存在，《清稗类钞》就记载，同治年间，由于监考疏漏，考生进入考场夹带现象屡见不鲜：“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藏在衣物中，裹在食物中，甚至缝在鞋底里，可以想见，当年一些考生为了将“巾箱本”带入考场，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其实，古代袖珍本书籍出现的历史也很久远，当然也不光是为了作弊，而是方便携带。那个时候，袖珍本书籍还有个专有名称——“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头巾的小箱子。古人为了方便阅读，就刻印了这种可以放到巾箱中极易携带的书籍，时间长了，就被称为“巾箱本”了。晋朝葛洪在《西京杂记》后序中说，葛洪家遭火灾，书籍尽烧，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这说的应该就是巾箱本。只是，葛洪当时没确切说出“巾箱本”而已。唐朝的虞世南在他所编的《北堂书钞》卷135“王母巾箱”条中，首次提到了“巾箱本”这种称谓。虞世南在书中引《汉武内传》的记载，说是汉武帝见王母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这一卷小书就称为“巾箱本”。这是有关巾箱本的称谓的最早记载。
到了宋朝，戴埴在《鼠璞》中又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戴埴的意思是说，由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放在巾箱中，才有了巾箱本的名称。虞世南和戴埴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更可信，尚待考证。书法家米芾曾得到唐人褚遂良摹的兰亭序帖真迹，他把整幅大的法书分割、装帧成一个小帖子，是为“袖珍帖”，在今人看来，米芾此举有破坏*物文**之嫌，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源于对褚遂良作品的崇拜之情，希望能够将这幅作品随时翻看，须臾不离身。
清朝人不再习惯于戴头巾，巾箱也就随之销声匿迹，可是，当时那些和巾箱本一样大小的小开本书籍依然存在，而且非常流行。只是这些小开本书籍在清朝被称为“袖珍书籍”。清乾隆期间，武英殿雕印“经史”，当时清帝弘历因见制版所剩的小块木头，为恐浪费，不令遗弃，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武英殿袖珍版书，即后来所称的《古香斋十种》。但就此认定古书中正式有“袖珍”之名始于乾隆年间，可能也不准确，因为早在明正德年间，在福建建阳书坊中就已有了刘弘毅慎独斋刻印的《袖珍四书》版行于世。
有学者对版本数据进行细致比较研究后发现，从明代万历一直到清代乾隆的200余年间，小说类图书印刷时用的纸张比用于印刷其他图书如戏剧、哲学、历史、文集的纸张一直略为小些，而且在清代，袖珍本小说非常普遍。相对来说，哲学、历史、文集的读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说的读者除了士人还有大量的市井百姓。在士人们看来，经、史在各类书籍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小说只不过是稗官野史、小道可观而已，虽然阅读起来欲罢不能，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这些东西是没什么价值的，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是丝毫不沾边。因此，购买这类图书是为了一时的阅读快乐，一般不会想着要将它们收藏起来、传承下去。既然如此，图书刊刻制作的质量也就不用特别讲究。而对于普通的市井百姓来说，他们喜欢小说带来的消遣娱乐，但为获取这一快乐付出的成本不能过高，毕竟收入有限。明、清人在刊刻小说时就特意用较小的纸张以及密行小字来降低出版成本，压低书价，以便更多收入较低的消费者也能够购买小说。而清代人刊刻小说盛行巾箱本、袖珍本，其较低的书价不仅照顾了收入较低的读者，而且其较小的开本也方便了读者随身携带、随时阅读。
袖珍科考作弊书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研究古代科考和印刷术的实物，无疑是有着特殊价值的。
（综合自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