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考量，前20年的主题，我概括为"思想资源的引进与转化"。正如孙郁先生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文学有两个重要的文学词汇，一个是"先锋"，一个是"寻根"。
先锋，意味着对西方的引进，对西方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学理念，还有更背后的哲学理念或文化理念的引进，都涵盖其中。先锋派作家写的小说，现在重读，你会觉得大部分内容都感觉不像发生在中国，因此先锋写作实际上是以一种模拟的方式在重复着西方的文学发展轨迹，这一点印证了民国时候郁达夫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新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前几年诗歌界还讨论过所谓的"现代汉诗"，到底是不是中国诗？还是用汉语写的欧美诗？这种争议的背后，是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到，从旧诗到新诗，从旧小说到新小说，跨度太大了，大到很难将旧诗与新诗，旧小说与新小说放在一起讨论。因此，先锋文学是对西方文学与文化非常激进、非常快速的引进和吞噬，当时黄子平说过一句话"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这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先锋派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把西方长达100多年的文学实践演练了一遍，各种流派都有，各种写法都有，比如说学福克纳的，学马尔克斯的，学卡夫卡的，各有师承。但这个浪潮没多久就遭遇了瓶颈，因为这种小说与中国的现实生活与现实心态过于疏离，像老作家汪曾祺在1940年代就受存在主义影响创作小说，但他在1980年代提倡"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写的是中国诗，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因此他断言："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5]先锋派作家在1990年代也开始了他们的集体转型，比如 徐华写出《活着》，开始向传统的叙事形式回归，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前20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寻根"，寻根的基本出发点是从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去吸收可供当下使用的资源，说白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寻根的问题在于当那些作家在"寻根"的时候，他们的学养跟不上，当时这批走红作家，从小接受的教育里，缺少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儿，自身所处的社会也没有这个氛围，因此当他们转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的时候，传统文化对于他们就显得非常陌生化，变成了一个"他者"，因此寻根小说特别喜欢猎奇，特别喜欢捕捉神怪奇谈或历史传奇，这导致"寻根"本身变得支离破碎，所以"先锋"和"寻根"这两个运动应该说都不算成功，但是从这两种文学思潮可以看出，当时文学界对于思想资源的借用是一个什么状况，这种借用基本上跟整个社会对西方思想或传统文化的引入或转化是同步的。
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可能是知识界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框架下最后一次的互动，体现出了达成共识的努力。虽然这个最后共识并没有达成，但至少是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前提下，将人文社科界各个领域，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等等的学者集中起来讨论问题。现在回顾当时的讨论，虽然各学科都有点自说自话，但最后没有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是"后现代"话语的介入，"后现代"话语的介入，当时的旗号是提倡"生活美学"，或者说"张扬日常生活"的姿态，实际上是在积极拥抱商业社会，为消费主义进行辩护。当时所有人都还预测不到10年以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状态，但是后现代话语的介入，展示了知识界的分裂，他们在应对即将来到的消费社会时，明显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再后来当然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思想淡出"与"学术凸显"跟整个社会的转型有关系，跟知识界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也有关系，换句话说，"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最后的结果，是学院跟社会某种意义上的隔离，从那个时候开始，学院不再成为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学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运行的体制，凸显的学术只是在学院内部有效，而社会本身又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种变化也基本构成了前20年与后20年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