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什么都是全球史。全球史自有其边界。我们要提防全球史的滥用，否则会引起“全球史”的贬值。
“全球史热”的背后
当下中国历史学界，几乎言必称“全球”。
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提出，“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多数情况下，“世界史”（World History）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所以，贝利的这句名言也可以译成“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全球史家”。事实果真如此吗？
近年来，“全球史热”几乎席卷了中国人文社科的图书市场。中国舆论场对全球史所表现出来的亢奋和激越，固然有市场在背后推动的因素，但也不能忽略读者群体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在激增，更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学界亟于提出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现状。中国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已不下于五家，以“全球史”为名的学术刊物也已经有两份。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刻，我们是否有必要给这波全球史热潮泼点冷水呢？
实际上，自从全球史进入中国的那刻起，学界对全球史的质疑和批判声音就未曾断过。中国史学界早期对全球史的批判，侧重于质疑全球史家的“互动”观念是否会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洗白，以及英语的学术主宰是否会带来世界历史书写的同质化。如其他舶来理论一样，全球史在进入中国之后也经历了必要的调适和规训。有学者分别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和书写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等角度，回应“全球史中国化”的议题。即便是在全球史高歌猛进的当下，诸如全球史恐将削弱年轻一代“中国意识”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反映了个别学者的冷眼观察。
全球史吸纳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向，以一套包容的学术话语，避开了历次新史学理论的兴起所必然遭遇的路线斗争，很快便确立了自身的学术地位。但是，正所谓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何评价全球史，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批评者的立场和预设。
在全球史的这波新史学浪潮中，德国学者的表现非常抢眼。德国史家通过多种方式与英美学界进行互动和自我调适，使得德国的全球史在国际上保持一定的存在感，为非英语国家或者美国以外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然，德国全球史在本质上仍然是“全球性”的。奥斯特哈默提到，“全球史无疑会受到特定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强烈。因此也就很难说存在美国的全球史或者德国的全球史”。
“全球史”的转向
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哪个国家，“全球史”听上去都有点狂妄的意味，暗示着极强的学术企图心，在国内亦是如此。但实际上，国际上从事全球史的学者群体已经逐渐褪去了早期对“联系”和“宏大叙事”的热衷，出现了若干转向。
首先，在技术层面，全球史起初遭遇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二手文献的过度依赖，尤其是用欧美语言写作的文献。这不仅会给该学科的标准带来威胁，而且会带来全球史研究的同质化，反过来又会强化欧美的学术中心地位，有悖于全球史“反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但是，事实越来越证明，提倡全球史研究的，恰恰是那些掌握多种语言或者以西方之外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例如，德国的奥斯特哈默是汉学家，康拉德是日本学家，夏德明也是汉学家，日本的羽田正是伊斯兰学家。即便是在中国，除了传统意义上“世界史”学科内的学者之外，更多从事“中国史”的学者，都在积极引入全球史的方法和范式。
其次，全球史的研究，近年也出现了微观转向。《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最近刊发了一篇微观全球史的文章。此文讨论的主人公，是在18世纪初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的一位瑞典女性——布里吉塔·施尔正菲尔德（Brigitta Scherzenfeldt）。瑞典战败后，她成为俄国的俘虏，后来辗转进入了准噶尔汗国，成为汗廷的座上宾。她向可汗的女眷们传授针织技艺，甚至还去过叶尔羌。返回欧洲之后，她通过与友人通信和出版作品，把她在最后一个欧亚草原帝国所获取的知识传播开来，让欧洲有关亚洲的知识得到了更新。她在亚洲逗留期间结识的丈夫——雷纳特（Johan Gustaf Renat），还把在当地绘制的两幅准噶尔地图带回了欧洲。布里吉塔和她丈夫的历史，就是微观全球史的一个样本。（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