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城市记忆#
瓦房店大排档
文/梁迎春
如今提起大排档，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大排档昔日的红火，昔日的热情，昔日的豪放，已经随着前些年的城市规划，彻底的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我，对大排档有着别样的情感。前些天与一个老乡涛子偶然谈起大排档，他比我长十多岁，在他的侃侃而谈中，我对大排档那些陌生与模糊的记忆，瞬间脉络清晰了起来。辽南大排档的起源，还真有一段创业的励志故事呢。
瓦房店市历史悠久，从民风民俗的角度来讲，大排档作为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的产物，探究起源与发展的历程，辽南地区非瓦房店莫属，最具代表性。瓦房店是在1985年撤销复县，建瓦房店市（县级），在这之前隶属复县。大排档的起源，比这个时间要早，应当追寻到1978年。当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的解体，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闲暇时间多了，开始到城里购物旅游了。我们当地所说的这个城里，指的就是瓦房店。也就是在这期间，一批江浙人士涌进辽南地区，在瓦房店落脚的不下数百人。
一时间，大街小巷响起来，“卖馄饨喽”、“蹦爆米花喽”、“掌鞋喽”、“打火机喽”、“卖眼镜喽”的声音。这对于县城瓦房店的居民来说，简直是件稀奇的事情，馄饨吃过，可也没吃过这么方便的呀。卖馄饨的人，挑着担子，一个桶里装的是馄饨，一个桶里装的是汤。有小碗、大碗的，价格有一角、两角之分。而买馄饨的，需要回家自己拿碗，一般都是“二号碗”，一角钱一碗馄饨。当时，一些国营的饭店，都无法跟这些卖馄饨的竞争，因为他们流动性较强，深入到了巷子街头。特别是站前附近，铁东和铁西，总能见到卖馄饨的身影。
很多外地人认为，瓦房店的城市名称源于，可能居民住的都是瓦房。实际上，在那个当时，也大部分都是瓦房，从瓦房店火车站放眼望去，就是大片的瓦房。整齐排列的铁路家属房，也是清一色的瓦房，这也是瓦房店多年前独有的风景，也是卖馄饨的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不得不佩服南方人的精明能干，卖的时间久了，他们就发现有的工人上班赶时间，并不能随时随地拿着碗来买混沌。于是，就有人在站前、新华书店附近，摆上几张桌椅，备好了碗筷，馄饨摊就这样支起来了。这个馄饨摊的原型，就是我们瓦房店最早的大排档。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馄饨摊早已是生意火爆，经济实惠是一方面，吃一碗就走多实惠啊。生意好就有人效仿，那些走街串巷卖馄饨的看不到了，集中到了几个热闹的地方。火车站至两洞桥的那条街，新华书店门前的那条街，已经是整条街的摊位了，这其中也包括修打火机的，卖眼镜的，掌鞋的摊位。生意好，自然忙不过来，有的南方人就将家人接了过来，也有将亲属接过来支摊的。而我们当地人呢，看见人家外地人生意做得这么好，也是乐此不疲的效仿，当地的特色小吃出现在大排档的餐桌上，如格子粥、小米粥、咸菜、饼子、咸鱼......。我们瓦房店是在1985年正式成立为市，越来越多的摊位，严重影响了市容和交通，新华书店、集贸门前规定只能晚上营业。但这并没有影响大排档业主的信心和热情，灯火通明、人生鼎沸、门庭若市，使大排档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蹦爆米花喽”的声音，总是那么吸引人，香喷喷的爆米花令人垂涎欲滴。做这个生意的最初也是南方人，别看我们是产粮大县、玉米之乡，还是南方人让我第一次吃上了爆米花。蹦爆米花，这也是新鲜事啊，玉米需自己拿，柴火需自己拿，而南方人只是带着工具而已。我还记得南方人特牛的样子，我们几个小伙伴，把柴都劈好了，从家里挑一土篮煤，还得给人家商量，能蹦几锅爆米花？“两锅！”，南方人生硬地回答，我急摇头，“不行，三锅！”“三锅就三锅！”其实南方人也挺大方的哦。可我们几个小伙伴却不知道，这些柴火足够蹦爆米花的烧两三天的了。有了我们的第一锅，接下来蹦爆米花的就需要付费了，南方人看看你拿着的茶缸里的苞米多少，是一缸，还是半缸，就决定收你一角、一角五或两角钱。
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街小巷。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买断、下海经商，很多人都瞄上了大排档，投资小，见效快。一时间大排档遍及了瓦房店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两旁，就连一些小区里面，甚至周边的几个村子的路口，都有大排档和烧烤。有了竞争，就有了质量的提升，大排档餐桌上的档次上来了，凉菜、热菜，各种海味一应俱全。尤其是夏天，大排档不但是饮食的地方，也是人们聊天避暑的地方。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卫生习惯显著提升。也就是过了一两年的光景，大排档卫生环境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现象，已引起普遍的重视。大排档被取缔，市民们欢声一片，昔日的辉煌与红火已成为了历史。
大排档无疑代表着我们曾经的行为习惯，反映出了特定时间段的县市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瓦房店市在2007年成为东北地区首家县级国家卫生城市。如今再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顺利通过2011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保持了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号。一个城市的品位在于精神境界，再回首大排档，是那么向往和纠结。走过的才是路，我们应该反思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在策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