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题
最近抖音上有个视频，“我跳过绳、听过戏，看露天电影跑过几里地；我喂过猪、放过羊，肩挑背扛交过公粮；我吃杂粮、穿破衣，点煤油灯上过晚自习；我野地里挖菜、河沟里摸鱼，火堆里烧过馍馍和洋芋；我铡过草、耕过地，生产劳动挣工分得过第一”；我也有极其类似的经历，触发了同龄人的共鸣，思绪随之回到了那个让我无法忘记的年代。
我老家位于湖北西北部、武当山东南、神龙架林区东麓的荆山，那里山高谷深、脊岭连绵、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气候寒冷、潮湿、多变。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老家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径一米多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随处可见，虎豹豺狼时常出没伤害人畜。那时，经常听长辈讲关于野人的故事，活灵活现，教我们遇到野人如何逃生。
老家荆山位置
老家没有公路，与外界的物资交流靠人力、蓄力，经常看到有长长的马队和络绎不绝的背脚（肩挑背扛运送货物）民工从我家前坡路过，他们把百货商品从县里送进来，把我们公社粮库的公粮和药材等山货运出去。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才开通一条砂石泥土简易公路。直到八十年代，交通不便，没有电，信息闭塞，老百姓仍然过着世代沿袭，简单、原始，以农耕为主要方式的生活。那个时候，有人能在乡镇寻得一份工作，可以给一个家庭带来很多方便；在县城工作生活，是一个家族的荣耀；走出荆山，到城市、平原谋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是老家人世代追求的梦想。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新一天的操劳，不在山上、就在地里，很晚才睡。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自然很多事情都要我帮忙去做。推磨放牛带小弟是必做的事，到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是偶尔替母亲做的事，煮饭洗衣是十分不情愿做的事。对比做这些事，我最喜欢是去学校读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学读书是春季报名。一九七一年初，在过完年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穿着新衣服，跟着高年级同学，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着膝盖深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翻山越岭，艰难地前往六七里外的小学报名上学，开始了人生的启蒙教育。
我每天早上先把家里的牛羊赶到山上放养，吃完早饭太阳已经升起到半山腰，再走两三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校。遇到阴雨天，路上全是黏黏的泥巴，沾满了鞋子和裤腿，大人行走都不方便，小孩子更是艰难；我怕狗咬，路过一户人家如果有恶狗拦路，只好绕着走，到学校的时间就会更长，经常是已经在上下午课了。有时候到校太晚，就在上学的路边坡上找个石洞，把午饭玉米面或豆腐渣做的馍馍放在里面，外面用石头块盖住不让别人看到，放学回家时再拿出来吃。
学校一般五六点放学，有时候拖堂晚点，经常要摸黑回家。一个人走在丛山峻岭漆黑的山道上，厚厚的落叶，身后悉悉索索的声音，让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连滚带爬跑回家。母亲忙完了田里事，喂完了牲畜，才开始做晚饭，饭做好已经十点左右，多数情况我已经困得睡着了，只能半睡半醒地胡乱吃一点。饮食不规律，饱一顿饥一顿，不仅影响长身体，情绪也不好。睡眠不足，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母亲边做事边喊：“起来了没有”，我在半睡中说：“起来了，在穿衣服”，随后又睡着了。反反复复，总是在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直到屁股上挨一巴掌才爬起来。
我刚上小学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语文主要是学认字，学毛主席语录，办板报、抄报刊，搞文艺宣传，开展斗私批修；算术主要学四则运算知识；劳动是主课，经常由老师带着，全校学生轮流到生产队去帮忙春种、秋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评三好学生，劳动好排在第一位，学习好、身体好次之。校长、老师们经常讲，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关键是要劳动好，德智体要全面发展。我在劳动上肯吃苦，不怕赃、不怕累，养成自觉的习惯。
经常开展文艺宣传，排练节目，向贫下中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好人好事。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为什么我胆子小，却总是让我上台演节目，还当宣传队队长。其实，我只是老实听话，记性好一些，能比较快地记住台词。表演时，动作拘束放不开；说相声、念快板，巴不得一口气讲完；第一次上台表演说相声，就是在背台词，对方词忘了，不管他，我坚持继续说我的台词。公社经常组织文艺汇演，十多个大队小学和公社中学一起参加，非常热闹。
学书
我上小学时一直担任路队长、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宣传队队长。我们要经常参加公社中学组织的文艺汇演，到各个生产小队开展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宣传演出，往往因为没有干净和像样的衣服穿而纠结。老师带我们到生产队里去演出，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休息时读读报，唱唱革命歌曲、说个相声。
中午生产队管饭，一般都是包谷糁饭，一盆懒豆腐。吃饭时，男女生端着一碗饭，蹲围着菜盆狼吞虎咽。一次，偶然发现只有我和几个男同学在菜盆边吃饭，女同学们都端着碗离得远远的，只吃饭不夹菜，个个低头窃窃私语。我正疑惑是怎么回事，一低头看见裤裆完全榨线了，隐私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炎热天气，我浑然不知，吓破了胆，慌忙站起，匆忙离开，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下午话不敢说，路不敢走，回家后在母亲面前诉苦，得到的是轻描淡写的敷衍，要我穿她的裤子去上学。小时候穿不好，经常为此闷闷不乐。
我小学五年半、初中二年，一直在大队小学读书，学校条件很差。二层垒土房，破烂的长课桌、长板凳，教室窗户是农村老式木栏杆做的，只有A3纸那么大；屋顶的亮瓦又少、又小，室内光线极差。大阴天多，屋里光线经常暗得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每年冬天几个月屋顶的雪化不了，教室里漆黑一片，大白天上课也要点煤油灯照明。
一间单独的平房里，一边是老师自己炒菜做饭的小灶，一边是大灶，由高年级同学轮流值日，上面的四方大蒸笼，供学生把带来的午饭蒸熟加热。所需的柴火，都是我们自己到山上打，或者是从自己家里扛到学校去。学校吃水很难，要我们自己到几里远的地方背回来，小小年纪，水桶和我们差不多一样高，非常累；有个天坑一年四季有水，十多米深，非常危险，曾经淹死过人。我们去背水时都很害怕，担心一不小心掉下去；冬天干旱，要下到井底背一桶水，四肢并用艰难地爬上来，水已经洒掉了一半。
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因文艺宣传要求寄学（现在叫寄读），集体搭伙，每人每天一斤半包谷糁一起煮；母亲炒一点咸菜、干菜，凑合吃一个星期（六天）；在楼板上铺上草，带被子搭伙同学一起睡，遇到尿床的同学，就只能自认倒霉。学校的钟是生铁铸造的，挂在伙房的屋檐下，上下课、午饭、放学时由当值老师负责敲响；每一名老师都发有一个闹钟，靠收音机报时来校准时间；学校里有个夯土小操场，木工师傅制作的竹爬杆、木质单杠和单边篮球架，同学们可以用来锻炼。
我的启蒙老师，论辈份应该称呼他表叔，毛笔字写得好，在旧社会接受过私塾、高小教育，有一定的汉语知识水平。从一年级到初二，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教我的语文、地理、政治，也教过算术，对我很器重、很严厉。读三四年级时，与四五年级的同学在同一个教室，各占一边。老师先给高年级的同学讲课，布置完作业，再给低年级的同学讲课，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干扰。小学师资力量非常薄弱，除校长外，其他都是民办老师，文化水平有限，待遇也很低，还要靠种地挣工分来补贴家用。
我启蒙学习时，认字和数数比其他同学快，毛笔字写得比较好，作业经常得到老师“很好”的批语，父亲经常拿到他的单位去炫。老师来家访，都是表扬的话，母亲当然很高兴。我上学期间从不捣乱，极少跟同学吵嘴打闹，老师很喜欢。我的数字能力有点儿天分，教算术的老师有时候讲不下去了，就说：“某某同学，你上来做给大家看看，讲一讲为什么这样做。”我做完后，老师说：“这题很简单嘛，你们要向某某同学学习，多动脑筋。”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我是学校最高年级领头的同学，热爱劳动、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学习上经常是满分，得表扬多，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难免骄傲翘尾巴，被几位校长批评敲打过。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通过公社统考，到公社中学读初三年级，开始比较系统、全面、正规的学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公社中学同学多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共九个班，三四百人；老师很严厉，管理很严格，很少发生迟到、打闹违纪的事；教学条件好了，教室里有电灯照明，重要活动有高音喇叭通知，有物理化学实验室，有大篮球场；老师也多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体育，分得很清楚；个个穿得体面，看起来像是有学问、有钱的样子。
一九七八年，*革文**后恢复高考制度，实施正规中小学基础教育。我们公社地处全县海拔最高的偏远区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是全县最穷的地方；说谁是某某地方的，给人的印象就是人穷、老实巴交、没见识。公社中学师资条件和教学质量水平非常有限，与其他公社比，差距非常大。老师绝大部分是本地的，水平稍微好一点的老师，总是想方设法调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公社文教组只好把一些解放初期任教、*革文**时被打成*派右**下放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多年没有从事教学工作的人，请回来担任老师，水平非常一般。县教委批准公社中学只设立初中年级，从七八年夏季开始，上高中要到县一中或二中。
初三班上面还有最后一个高二班，与我们一起学习同样的课程，全校师资力量重点保障初三。读初三刚开始时，老实胆小，有人想欺负我，在第一个单元测试后发生了改变。数学一百分，物理化学成绩也不错，全科成绩在包括高二年级同学在内，名列第一，超出第二名三十多分，全校老师和同学从此刮目相看。初三年级，我数学考试极少被扣分，物理化学成绩是全校（含高二）第一。每次数学考完了，数学老师先改我的卷，然后让我改其他同学的卷。初三上学期末，全校举办（含高二）数学竞赛，我获第一名，被老师和同学喻为“小陈景润”，奖励一支高档钢笔（三元七角），收藏了多年都不舍得用。初三年级，我是学习明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小有名气，老师喜欢，全校男女同学都高看一眼，有不少公社干部群众夸赞说：“这个人学习好又老实，将来会有出息的。”
校长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持续了很多年），低年级语文老师要求以某某同学的学习命题写一篇作文，不少同学发挥想象力，说经常看到某某同学半夜还在煤油灯下学习，有的说某某同学为了学习，不吃饭，不睡觉休息。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不爱动，平时同学们打篮球玩儿，我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只有当球滚到了我面前，才捡起来去投一下，不好意思主动去抢。公社文教组组长看到我不爱动，又面色发黄，直截了当地批评：“看你这个样子，长大后能有什么出息。”这句话，对我刺激和触动比较大，但没起什么作用。
一九七九年七月，我以公社中学第一、唯一的一名初三学生，考入县一中。一中在我们县里是个品牌，是个热闹而又神秘的地方。当老师的，以能够在一中教书而引以为荣；家里为有孩子在一中读书而感到骄傲。在一中毕业是一种资源，也是可用来炫耀的资历。小时候，父亲在县公安局工作，我去县城玩过两次，觉得城里人非常幸福，住干净宽敞的砖瓦楼房，马路宽而且经常能够见到汽车，刹车排气的味道非常好闻；到处都有电灯，晚上还可以随便走；街上有好多商店，有卖东西的，也有理发修自行车的；睡的被子床单都是白的、还有香味；吃米饭白面馒头、西红柿蛋汤好香的.....而我就要在县城一中读书享受城里生活了，感觉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种美好的向往，都写在脸上，整个人处在亢奋之中。
高中阶段学习吃力，三棍子把我彻底打懵了。开学就挨了当头第一棍，新年级开学为了分班，进行各科摸底考试。我的数学七十多分、语文刚及格，物理四十多分、英语二十几分、化学七分，摸底综合成绩全年级倒数，理所当然被分到高一理科二班。这一棍，让我所有的自信和好心情全没有了。第二棍是物理化学英语成绩始终拖后腿。由于初中物理、化学、英语基本没有学什么，基础差，高一学习十分吃力，成了班里老师关心的重点。课堂上讲一个内容，要先问某某懂了没有，只要我说懂了，就继续往下讲；实在还是不懂，老师叹一口气说，下课单独跟你讲。而下课经常拖堂，下一位老师已经站在台上准备上课，没有弄懂的课程知识根本没有机会补上。
我疲于应付，差距无法短时间内缩小，多次考试，综合成绩一直在中等偏下徘徊。数学是我最爱，学起来容易，是我几门课里成绩最好的，但印象中，考试没有获得过90分以上的成绩；物理，基本上能保证及格，最好成绩也只有八十多分；最惨的是化学，与同学的差距太大，完全跟不上高中的课程，在老师的重点关心下，发奋一个学期才勉强及格，化学老师还专门在班里表扬：“某某同学是高一年级化学成绩进步幅度最大的同学。”整个高中，化学是我的噩梦，听老师讲化学方程式、化学反应、化学计算，我整个脑袋都是懵的。第三棍是高考失利。高中学习两年，最后一学期，五月高中毕业考试，综合成绩进入班中等偏上，顺利毕业，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班主任老师分析说，某某的成绩，再努把力，考个师范、卫校中专，还是有希望的，激发了我的信心。
最后一个月，班主任老师家中有事休假，快退休的语文老师代班主任。各科老师只做重点内容辅导，主要靠自己全面复习，我们等同于放羊了。心没有静下来，迎接高考根本就不在状态。觉得在教室里学习枯燥，经常找个借口，与几位同学跑到山上树林里看书，其实精力更无法集中，东翻翻、西看看，觉得这也会、那也差不多，没有真正深入地解决还没有搞懂的问题。实际上是玩儿，跑到山上偷摘果园的桃子、苹果、梨子吃，还抓到一只老鹰拿回家，炖了给母亲补养身子（后来听说老鹰是神物，不能伤害它，我为此很自责内疚）。晚上跑去看电影，十点才回宿舍睡觉。
一晃三十多天过去了，进入考场，当拿到试卷看到题目做不出来时，心一下子慌了，眼开始有点花，头皮发麻。第三棒最重，直接把我打回原形。整个考试不记得是怎么度过的，考完后，老师、父母和亲朋好友问我怎么样，我支支吾吾，不敢说有把握，也不敢说没希望。
高中毕业同学合照
吃不饱饭、穿不好衣、睡不好觉、离家路途遥远，是我高中学习期间的真实生活状况。由于父亲调离到远离县城四十多公里外的单位了，我到县城上学没有依靠，完全寄读。每个月十元生活费，一学期学费、书本费，共六十多元。
一是根本吃不饱，更不用说吃好。我每学期都是靠寒暑假回家，母亲准备一点干菜带到学校才能补充维持一个学期伙食。学校早餐多数是用粮店仓库扫出来的碎面条、一锅煮成糊糊状的东西，舀上一点带有盐水味道的豆酱拌到里面，没有一点油水，坚持到高中毕业时，看到了那种面条就恶心呕吐。直到后来入伍生病后，吃炊事班专门煮的鸡蛋面病号饭后，才慢慢又开始可以吃面条了。中午、晚上有馒头、花卷、米饭，由于钱不够用，每次都不敢吃饱；只有我父亲偶尔到城里来，去亲戚朋友家做客，我才可以伴着父亲打个牙祭，也不好意思吃得太饱。吃不饱饭，身体素质不好，上课精力不集中，很容易打瞌睡。
二是穿不好、睡不着。高中时，一条蓝色的确良裤子、一件蓝色咔叽布褂子，算是好一点的衣服。一个学期不管天冷天热，一般只有两套衣服换洗。衣服少、又旧，经常是晚上洗，第二天不管干没干还要继续穿。夏天穿长衣，冬天再冷也只是加件破棉袄、棉裤凑合，长虱子是很正常的事。直到当兵到了部队，我才知道还要穿短裤，不能光屁股睡觉。鞋子补了又补、袜子包不住脚趾头，冬天根本无法御寒，手脚长冻疮，裂开很多大大的口子。农村来的同学条件普遍差，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本无法与城里的同学相比，彼此交往很少。
学校宿舍是一层的砖瓦房，地面是夯土，木架床上下铺，上面放箱子，也有睡上铺的；寝室地面潮湿、异味重，墙角边、床底下有很多老鼠洞，晚上睡觉被咬了耳朵是经常的事。寄读的绝大部分是乡下同学，我们一个班的男同学住在一个宿舍，两个同学自由组合，一个人带垫被，一个人带盖被，一人睡一头。高中两年，我与同学搭伙，他爸爸是经常跑船的大副，条件好一些，他带盖被，我带垫被。
冬天没有热水洗不了澡，我们男女同学都得过一种皮肤传染病——疥疮，阴部长小红点，奇痒难忍，不管上课还是什么场合，要用手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挠破了就流黄水，水流到哪里，又长小红点，痛苦无比。男同学还好一些，女同学就惨了，不好意思去挠但又没法控制。同学互相传染，觉睡不好，严重影响了学习。直到学校统一发牛黄，泡水洗衣服、洗身体，才慢慢得到控制。到现在，同学们聚会，讲起这件事，还在互相埋怨，都是一肚子的苦水。
三是离家路途遥远。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我们公社到县城还没有通班车，砂石泥土公路，很少能见到运输货物的汽车和拖拉机。即便遇到，如果不认识，根本不让坐。冬天、夏天放假、开学，我在学校和老家之间走路往返。从县城回家要爬上一千六百多米的高山，四十多公里，途中丛山峻岭，有段路陡峭崎岖狭窄、艰险难行，早上天不亮出发，到家天已经黑了，途中没有东西吃，只能喝点水充饥；即便是托关系偶尔搭个顺路车，也只有十多公里，仍然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要走。从老家回县城一中，多是下山，比较省力，也有吃的东西，感觉要轻松一些。工作后二十多年里很少回家，不是不想，而是患了交通不便的恐惧症。
十八岁前，我的人生同那个年代很多人一样，过得很辛苦。正是这种经历，才对今天的生活，倍感不易和幸福满足。在这里写出来，一是与同龄人分享，二是也让在城市生活和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个年代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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