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繁花》中，宝总与范总牵手三羊，未上市前却杀出了三羊的高仿，为弄清楚情况，他独自赴诸暨，与麻老板商定了合作，欲复制三羊模式，最后事与愿违。所以，成功无法复制。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穿着从灰黑兰向纯棉面料比如，华达呢、烤花呢、粗花呢、平厚呢、三合一呢、全毛等面料转变，一度兴起全毛中山装。当时西安人民服装店一件中山装140元，同时期在上海华联商厦120元一件，但中山装过于庄重，价格也大，我们除给熟人捎带，从未进过货。
随后兴起西装热，上海人热情极高，不长时间里，无论一百、十百、华联、培罗蒙、開開等商店整天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根本无法近前。成衣批量生产，坐享其成，买了就上身，因而一夜之间上海街头几乎全是西装。
《繁花》中，爷叔第一次看到阿宝穿上西装，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意味。那一刻，爷叔似乎看到了年轻的自己。阿宝穿上西装立马有了腔调，瞬间成了宝总，一套衣服改变命运不仅在影视剧里，现实也如此。
一天傍晚，我在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门口，看到一个身材高挑，长相帅气的青年，他穿着一身笔挺西装，潇洒倜傥，彷如当下的宝总。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朋友聊天，熟练地从口袋掏出万宝路香烟递给哥们一支，潇洒地用打火机点烟，两人用道地的方言寒暄。突然有陌生人走到了街边，帅小伙急忙跑过去坐了下来。这时我才看清，那位客人坐在一个擦鞋摊前，而擦皮鞋的正是穿西装的帅哥。连擦皮鞋都这么有范儿，“上海人勿要太讲究！”
当然，上海也不都是有钱人，都买名牌，穿成衣。上海人善于精打细算，买不起就做，许多大商店里退休的裁缝师傅，在那拨西装热里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天目中路旁边有个弄堂，弄堂里有我常去拷老酒的小店，还有一家小面馆，因常来常往，对这里比较熟悉。不知什么时间，这个弄堂口突然摆了一台缝纫机，一个胖胖的、矮矮的，几乎秃掉头发的老者，戴着瓶底儿厚的近*眼镜视**，脖子上搭着软尺，整天被人们围着量体，然后在孩子用过的作业本背面计尺寸，他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客户和缝纫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他完整的脸，他不是在量体裁衣，就是埋头做衣服，十分繁忙。
卖老酒阿姨说：“伊是大裁缝店里出来的，名师出高徒，手艺不得了。”他做的西装从无客户不满意。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早到晚一直到半夜十一二点还在做活，因此“发大财了”。即便如此，他一直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蓝制服，戴着有补丁的袖套，心无旁骛的忙碌着。
西装热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类服饰的大胆设计和变革，比如丝绸服装的多样化，复合式的风衣，大领头和小领子的衬衫，百花争艳般出现在市场上。1985年，上海兴起风衣热，大地牌应运而生，西安民生、华侨、解放等商店一上柜台就被一抢而空，即便后来加量，个体户也望尘莫及。一度，北大街大钟表下天天时装店进了一批货，美美赚了一把。
既然有热销品，就要想办法弄货。那年，我们在招待所整天翻着电话黄页，挨个给社办、乡镇企业打电话，只要生产米黄色风衣就迅速扑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社办企业找到一款风衣。有意思的是，这批风衣是合同内的小号产品，是给北方某市定做的，因当地人高大，抛弃了两个小号，压在库房被我撞到。查了清单，只有80余件，原价20元，因号小耗材少，厂里减了2元钱，每件18元，这是我感到最舒心、惬意的一次。
这批货回来后，正赶上电视剧《上海滩》播出，36元一件的风衣没怎么卖就告罄了。我二姐试了一件后就再没脱下来，我也给自己挑了一件，还配了同色的礼帽，从那时这个爱好贯穿至今。许多人说我适合戴礼帽，是习惯成自然！说实话，当初戴礼帽就是为了拔身高。直到一年多后，才有人说这件风衣是女式的，但那时无论男式女式，人们根本不管这一套。
到了夏季，我突然想起上海黄大哥给我说的女式真丝绣花衬衫，就挖空心思去找。这样的时髦货一般店里都留不住，还得从厂家入手。还是老办法，查电话黄页。这时，骡马市一个大哥告诉我，真丝绣花衬衫浦东有，“要不要我俩一起去”？
有伴儿当然好了，我俩便从市区乘车到轮渡站，乘渡轮过江来到浦东，又乘坐远郊车到针织厂。公交车所过之处一片片菜地，空旷又落寞，很难想象这里有服装厂。
上海彼时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其境况不言自喻。我们到了厂里受到热情接待，浦西、浦东区别明显，寒暄过后先看产品。产品拿上来我们傻了眼！眼前的真丝并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我们要的是面料外观平滑、光亮，他们的产品叫真丝双绉，“双绉”面料我们从未见过，厂家介绍，双绉是高温定型，抗皱性叫好，色泽鲜艳，加上苏绣工艺，销路不比平得差。
既来之则安之，17元一件也算物有所值，一人两箱百余件顺利上架。回来后让我二姐过眼，她看着精细的女衫说“卖40块没问题”！我还是按常规卖34元，虽然没有风衣下货快，但最后也没剩一件。
为了丰富品种，让摊上货源不断，我还进了红平绒女西服、黑涤卡男裤、開開衬衫等大路货，平时搭配着卖。
两年服装实践，我深刻地感到光靠搬运不行，稍微错过时节就会积压，以后还应有自己的产品才能立于不败。
八
《繁花》26集 中，汪小姐下海搞贸易，理想虽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顺风顺水的宝总，也有拉不开弓的时候，也要拆借。所以，我十分庆幸自己赶上了改开的好时光！即便首单打了败仗，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素材，还是值得的。
个体户进货均现金交易，没有出厂价、批发价，都是零售价，看上就买，下单无悔。这样看来，我那次的退货有点不讲武德。当然，花钱买了教训。
从生意规则讲，上海人诚实、守信，原则性强，如果下单买了货（无论国营、集体、个体）绝不会毁约；如果下了单没有提货，有特殊情况不想要货了，只要讲清楚都能得到谅解和退款，至于感谢，只需一包小胡桃，意思一下即可。这点，几年当中耳濡目染，有所领教。
我们住的天华招待所，在一层柜台后边有间储物间，是专门用来存放住店客户货物的，办货的人有时很盲目，跑几天都没有感觉，于是打起储物间的主意。平时大家与服务员嘻嘻哈哈，买包酱油瓜子、小胡桃、水果等，看似很亲近。有了想法，想看看储物间包裹里边的货物时故技重施，刚说出口，平时温柔和蔼的小姑娘先是一怔：“吃小胡桃、水果嘛，是我们关系处得好。”随后提高声音道：“侬想想清楚，关系嘛是一回事，工作是一回事，违反规定的事我不好干的。”所以，不仅是影视剧里的成功者让我们肃然起敬，有时候司空见惯的身边人也令我刮目。
上海人的大惊小怪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那次我喝多了，第二天起床后走到大厅，服务员们就吵吵开了：“李连源，侬昨天老酒吃多了呀！”“侬要借酒浇愁吗？”值班员更直接：“李连源，侬把我们天华当成垃圾站了，整得勿要太脏，一地瓜子皮，以后侬自己打扫好了。”我不得不左右赔笑，点头示好，并以两包小胡桃赔罪。
而大惊小怪的男士就没有这个待遇了。那次，鸿禧、黑蛋和我等人乘坐公共汽车，一上车一个碎嘴男人便嘟囔上了：“外地人不好好待在自家，偏要来上海和我们挤车。”或许，他在站下等了几趟没挤上去，而我们凭借体力一气呵成，所以，他有了牢骚。从另一方面讲，上海男人没有北方男人彪悍。
平日里发一两句牢骚没人在意，而这次鸿禧老兄的提包又横亘在两人之间，男人向后一望喊道：“哎呦！这么脏的包裹不要把我衣服弄脏了。”“这是干净的。”“干净嘛，侬自家抱着不要碰到我。”我圆场道：“公共汽车上难免拥挤的。”他头也不回地脱口道：“嫌挤嘛，勿要坐公交！”这种牢骚近似于无理取闹！他的话刺激了鸿禧兄，他故意用包裹向前挤去，结果却捅了马蜂窝。
上海男人一转身，用右手食指指着鸿禧鼻子破口大骂，鸿禧并不还口，一把抓住其食指拧了起来。我们还未反映过来，只听“哎呀、哎呀，痛、痛、求饶、求饶！”他越喊鸿禧越使劲，对方实在受不住了：“人家都求饶了，勿要太狠手！”鸿禧这才松开手，车到站，男子跟随下车，一下车大声喊道“打人啦、打人啦……”我们被街道大爷、大妈拉着送到了派出所。
当年，这样小纠纷很多，说白了还是地域文化差异。派出所民警对此司空见惯，问明原因后训诫一番，教育我们“你们来上海经营我们欢迎，但应该尊重上海的民俗、民风，有话慢慢说，不要动辄就动手，给我们找麻烦……”
当然，上海也有彪悍的。卢美琳算一个，她不光扇了宝总一耳光，还把小江西的头狠命往墙上撞，可谓心狠手辣。而李李，传闻虽心狠手辣，但却从不动手，她的*器武**是眼神。《繁花》29集中，芳妹因寻找夜不归宿的丈夫陶陶出了状况，被送到医院，而有了贼心的陶陶被千呼万唤来到医院，被芳妹娘舅大打出手，比起前者算小儿科。
关于原则性，汪小姐绝对算头一份！她拒绝宝总的凯迪拉克，拒绝宝总给她暗铺的服装生产线，就想自己扎扎实实的做好生意；玲子不响地把她从宝总那里敲来的50万，夹在账本中还给他，夜东京和宝总切割，就想检验自己的实力；大义灭亲的金科长，是一个原则底线很强的人，看似一脸的不解风情，在徒弟艰难起步时也送来自己珍爱的邮票和和对晚辈的谆谆教诲。
我还钦佩爷叔，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人，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深谙商界之道，背景和人脉丰富，研判事情十分准确，是串联全场的核心人物。阿宝得遇爷叔，是他的造化和福分，因而一帆风顺，全身而退。
如今回看，我在卖服装的四年中，也曾遇到过这样的老法师，上海的黄大哥、西安寄卖店的章叔以及我在《解放路上的老炮》中提到的老薛、老杨、崔家二哥、王家兄弟等等，他们或多或少的影响和帮助我在那段时间成长，让我从一个门外汉真正走进服装行业，三生有幸。
《繁花》摇曳，依稀当年。上海的繁花已然落幕，西安的繁花正在心头荡漾。一部电视剧勾连出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虽付诸文字，却一言难尽。因为时光磨砺岁月的同时，也消磨了个人的许多记忆，这或许就是生活。
黄河路上没了宝总，故事还再继续，江湖再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