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预期是2010春季躁动缺席的重要原因，这和2021年如出一辙。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经济体同步宽松救市。2009全年，海外推出QE1、国内加码“四万亿”。在充沛的流动性环境中，全球股市均经历了显著了估值扩张和盈利预测上修，这和202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
转过年关，A股投资者开始担忧政策退出。在2010年初，人们将3个月央票利率上行视作加息的信号；将四大行信贷投放被窗口指导，视作信贷转向的信号，进而导致了A股的显著回调。
而在2021年初，人们则将银行间质押回购利率的脉冲式上行，视作流动性转向的前兆，印证了《Heal the world》中“2021和2010的Q1都有低基数导致的上市公司业绩高增长，但是2010的春季躁动比较微弱”的观点。
但和11年前相比，2021年的宏观环境有3点不同，使所谓的紧缩会很“温柔”。
第一，当年的政策工具箱不完备，只能调控“总闸门”，而如今具备精准滴灌的能力。
第二，09年的政策可谓财政货币*管双**齐下的“强刺激”，相对而言20年并未“大水漫灌”。
第三，当时国内猪周期向上，叠加输入性通胀，使得CPI迅速上升并约束货币政策；而21年猪周期向下，CPI大概率可控。
短期内经济展望快速上修，但也要警惕复苏的不稳定不平衡带来的次生灾害。 截止3月第二周，全球百人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已达4.5人并继续攀升；与此同时，新增确诊人数下台阶，美、欧、日三大经济体PMI环比继续向好。短期内，在商品消费恢复之后，服务业的复苏或将带来相关行业估值的修复。但需要注意到，站在2010年初，欧美高频经济数据稳步向好，资本市场对远期经济展望也十分乐观。但复苏的不平衡使得欧债危机于2010Q2全面爆发，并重创全球金融市场。
海外流动性在可见未来有望保持宽松。 QE1在2010年4月的提前退出，是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二次探底的压力下，倒逼QE2于2010年11月落地。然而持续的量化宽松透支了美国政府的负债能力，进一步诱发了2011年8月初的“美债危机”和此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见在经济尚未站稳脚跟时，提前紧缩有潜在危险。鲍威尔反复表示：“从金融危机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要提前退出宽松”。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在2021Q3前，海外流动性有望保持充裕。
当下的顺周期行情，完美复制了2010Q4-2011Q1的故事。 2010年中的欧债危机，使得欧美经济断崖式下行，进而倒逼QE2预期渐强，美元指数于2010年9月底跌破80大关并持续走弱，而国际大宗则顺势开启主升浪。2011年初的中东革命，从供给侧进一步推升油价，使得基本金属，原油等核心原材料于2011年4月升至历史高位。映射到资本市场上，使得A股在两个季度内呈现强周期>大金融>科技成长>消费的总体格局。
而2021年初至今的弱美元，强大宗，弱消费，强周期均和当时不谋而合。但又略有不同的是：2009年周期就是主角，而今周期中银行保险建筑地产等行业的不少低估值价值股却早已经历了多年估值消化，渐渐符合“抽烟蒂”的价值投资理念，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近年来的改革举措，也注定了他们与“价值陷阱”无关，是值得长期关注的方向。
美债利率上升压制核心资产估值，但不宜对市场总体过度悲观，结构性机会尚存。 伴随着美国1.9万亿刺激的落地，美债长端利率突破1.6%大关。我们认为实际利率还有上行空间，如果通胀水平保持不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可达2%以上，这使得远期自由现金流贴现内含价值占比高的核心资产估值受到负面冲击。
但不宜对市场过度悲观，依旧存在结构性机会：2010年，五年规划预期发酵，带来诸多阶段性主题机会，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是主线，而这一次十四五规划亦布局长远。2010年，首批上市创业板的爱尔眼科已经初露峥嵘。回到当下，我们建议借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东风，在十四五规划中寻找内需、安全、创新等重点方向。2010年公募基金收益率最高可接近40%，但也有不少基金亏损，2021年也将有类似分化。
最后，但最为重要的是： 2010和2021年中美面临的宏观环境可能对调。2009年中国“四万亿”响彻世界，但快速上升的宏观杠杆率却成为2011年之后滞胀的源头，A股随后进入了多年的修整；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非金融部门宏观杠杆率（暂不考虑养老隐性负债成本）已经超过中国。两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对调，可能最终也将使两国股市十年后的命运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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