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铜官窑
中国湖南的发展兴旺自古有之。湖南的奇迹是几千年来的先民们用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不是写文章的人胡乱瞎出来的。湖南的创造成果不仅在中国领先，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不服不行。湖南的宝贝越挖越多，铺天盖地，整个湖南省境内的土地上都是宝物。
1、长沙铜官窑， 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成就，为天下第一
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前后经历了200多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物文**已过万件。被考古学家称为千年前的世界 。
长沙铜官窑瓷是指唐代长沙铜官窑烧造的产品,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石渚湖附近。此地很早以来便名为石渚，或写作石潴，二十四史中的《晋书》、《魏书》中都有提到。唐“安史之乱”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陶瓷，称之为石渚窑。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的长沙铜官窑瓷碟上自书为“石渚孟子”，湘籍诗人李群玉在描述其烧造盛况时，也称之《石潴》。
长沙铜官窑
窑场衰落于五代之际，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人们早已忘却当年的盛况，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伫立长沙铜官窑窑址区，面对广袤的窑址废墟，厚厚的历史文化堆积层，自然联想起诗中描绘的情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遥感当年窑场之繁忙。唐代制瓷名窑林立，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
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崛起，独步名窑之林，瓷业开始呈现三足鼎立势。釉下彩的普及，釉下彩的创烧，为长沙铜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长沙铜官窑衰落之后，其装饰技法则为磁州窑所传承。不过长沙铜官窑多饰于壶，而磁州窑书画不再多见于壶，而饰于枕。瓷壶多用于公众场所，故以诗言志；瓷枕则是相对隐蔽之物，所书多是内心的情感独白，以词抒情。不过长沙铜官窑瓷上也有几件题于枕上的情诗，或可视为磁州窑式书画饰的端倪。
湖南长沙铜官窑
长沙铜官窑兴起较晚，但发展迅猛，产品覆盖面广，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北部，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将异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是长沙铜官窑掘得海外第一桶金的秘诀。当时只有长沙铜官窑根据国外市场需求而设计、制作、包装（装饰）产品。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长沙铜官窑可谓功不可没。
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即今阿拉伯国家地区）、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创造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釉下彩陶瓷工艺。早在东汉时期，岳州窑的早期青瓷就已向长沙窑区扩展。自东汉至唐，岳州窑全部烧制青瓷（包括褐釉和褐釉点彩），但其产品质量却不如越窑。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岳州窑逐步发展烧釉下彩瓷等新产品，其时代大致相当“安史之乱”前后。“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的促进了长沙铜官窑陶瓷产品的外销。长沙铜官窑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其产品大量外运提供了优越条件，一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形成。 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别致美观，样式新颖多变。其种类共有70余种，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许多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其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单的音节。众多的动物造型富有变化，几乎没有一件雷同，表情传神，栩栩如生。器物的造型除常见的圆形器外，还出现了花形、瓜蒂形、梭形等极富个性和装饰性的器物。
长沙铜官窑主要有釉下彩、模印粘花、刻划花、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其中以釉下彩最具特色。当时的瓷器，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色彩比较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上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长沙铜官窑陶器
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更是为宋钧、元明清釉显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宋代窑的红釉瓷器是最早的，再后来就是景德镇的釉里红，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的出土，不仅证明了铜红釉技术的发源地是在长沙铜官窑，而且还把其时间往前推了三百余年。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份。”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绘画丰富多彩，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长沙铜官窑的诗多是五言诗，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地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诗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绘画丰富多彩，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长沙铜官窑的诗多是五言诗，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地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诗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长沙铜官窑瓷器突破了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青、白瓷单一色调，以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这一技术的发明与掌握，是陶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开创了世界陶瓷生产新纪元；与此同时，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
其烧制于陶器上的诗词歌赋填补了全唐诗的不足，对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瓷塑动物玩具极为生动，其中褐绿色彩绘人物、动植物、自然景物，图案新颖多变，色彩艳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生产的瓷器除广泛流传在全国14个省外，更是远销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西亚、北非、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铜官窑作为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以独特的陶瓷装饰艺术和令世人震惊的外销量，确立了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
长沙铜官窑遗址于1956年在湖南省*物文**普查工作中被发现，经*物文**部门五次调查发掘，发现遗址以瓦渣坪为中心，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中龙窑遗址46处（谭家坡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采泥矿遗址19处，遗址区域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与同类遗址相比，长沙铜官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处极为重要的遗址。
它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牌”、“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成就”，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目前正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6月5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在湖南“文化强省”、长沙建设国际文化名城、“打造沿湘江两岸文化产业带”以及发展现代旅游业等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中，以长沙窑为焦点的文化、旅游等系列利好政策频频推出，系统性振兴工程已经全面展开。2006年长沙窑被列入全国一百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成为第一批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2009年，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国家*物文**局批准建设，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公园已完成近2亿投资，已开园。
构建文化创意的复兴平台借乘“长沙窑复兴”的强大东风，投资建设中国铜官国际陶艺村，在铜官古镇湘江东岸，将原湖南陶瓷总公司第八厂旧厂房进行开发改造升级为陶瓷艺术产业及文化休闲旅游基地。 以占地45亩，建筑面积约20000平米的中国铜官国际陶艺村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孵化平台，联动国内外陶瓷界、艺术界、收藏界、文化界等资源，广泛开展长沙窑国际陶艺文化节、国际陶艺论坛、国际陶瓷艺术展等国际、国内陶瓷文化交流活动，开发陶瓷DIY创作营等文化休闲旅游项目，打造从专业研发到市场营销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的有效对接，有力推动长沙窑复兴，提升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
依托新长沙窑研究开发平台，“泥人刘”与府窑陶瓷吸引国内优秀青年陶艺家加盟、合作，将打造“长沙窑新生代”陶瓷艺术家团队，培养新一代陶瓷艺术大师，不断推出长沙窑陶瓷艺术作品，以适应现代审美风格和生活形态的创新性作品，重焕长沙窑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除了文化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布局规划，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长沙窑陶瓷品牌，实行品牌战略，才能实现“长沙窑复兴计划”真正接通地气。在传承与创新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长沙窑复兴计划”还将面向陶瓷日用消费市场、文化礼品市场及纪念品市场开发新长沙窑系列产品，款式形态上化用长沙窑艺术元素，审美风格上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打造成为湖湘文化特色礼品及湖南安化黑茶首选的配套茶器。
千年古窑的保护是规划的重点，规划规定实施保护区环境容量监控。根据保护区环境日容量计算公式计算，每天最大游人总数应控制在2300人以内。根据每天最大游客容量，考虑长沙地区旅游的特点，按每年参观日225天计算，并考虑淡旺季差别，同时参考国内类似遗址游客容量控制水平，每年最大游客容量控制在140000人左右。 希望能在长沙再造一个‘唐城’，再现唐朝遗风。”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主任文德霖对长沙铜官窑的未来充满无限暇想，“通过此窑城，折射出大唐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让人领略一个昌盛的时代，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希望能通过3—5年的努力，真正把长沙铜官窑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胜区、全国历史文化与旅游产业完美结合的示范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国家、省、市政府均对这座古窑密切关注，各级领导频繁在此调研考察，并组织召开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与开发规划建设协调会等，黄永玉亲自为长沙铜官窑题字。种种迹象预示着，千年古窑将揭去神秘盖头，与人们见面的时间将越来越近。
2、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 被誉为是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片，多达200余万字，这批简牍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上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至嘉禾六年(237)的年号。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字至40字。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券、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官刺等类。经初步统计，数量达10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是上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简牍是研究三国吴国社会经济历史的宝贵资料。现由湖南省长沙市*物文**工作队收藏。
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简称。1996年7至12月，湖南省长沙市*物文**工作队(长沙市*物文**考古研究所)对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西南侧的平和堂商贸大厦建设工地的古井窖群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古井50余口，在其中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大批三国时期的简牍。这批简犊总量约有十四万(包括无字简)。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大量出土，曾被誉为是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所谓简牍，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书写材料，即按照一定的规格削制成的竹片或木片，窄的称「简」，宽的称「牍」或「札」。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凡诏书、文书、书籍或簿记、书信等等，皆书于简牍之上。三国时代，由于兵戎相见，战乱不已，文献史料传世极少，吴国尤甚。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为二十卷。本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两汉简牍，也发现了一些魏晋简，独缺吴简。因此，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在长沙的出现，顿时丰满了三国孙吴那一页短缺的历史令行家们激动不已。
据估计，长沙吴简约有三百万字内容，不但超过《吴书》数倍，而且大大超过《三国志》的总字数。这批简牍为三国吴嘉禾元年至六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按形制可分为大小木简、木牍、竹简、封检、标识签牌等。按内容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和官刺、帐簿等。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同一时间内多种性质的文书，可据此进行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了解三世纪时的长沙郡和吴国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难怪国家*物文**局局长*文彬张**说长沙简牍「宛如天赐」，他甚至很兴奋地表示：前一段出版的好几本研究三国历史的书籍，恐怕要*翻推**重写。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中叶，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文书资料方面最重要的四大考古发现为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西北边塞屯戍简牍和明清大内档案，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完全有资格与前四次相提并论」。
同时，这批简牍的书法艺术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传世的三国书迹，二十世纪经考古发现仅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安徽出土的东吴买地券等，这些书迹的数量都非常少，惟有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形体丰富多样，仅书体便有楷、隶、章草、行、草书等多种，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它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及后世临摹的书体，更为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
走马楼吴简的内容主要为地方文书档案，包括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剌、缴纳赋税以及出入仓库的簿籍等种类。简牍的字体介于隶书、楷书、行书之间，还有一些优美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走马楼孙吴简牍的发现，为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相关典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物文**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存在。所以，当十余万枚三国吴简出土后脱离了庇佑它一千七百多年的潮湿古井后，抢救与保护便变得尤为重要。当时，刚刚出土的吴简像湿面巾一样软，如何将已经被抢救出来的竹简好好的保护起来，成了摆在宋少华等考古护简人面前一道十分现实的难题。出土的简牍呈饱水状态，表面还覆盖著厚厚的泥。
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剥取和清洗，其过程非常复杂，也十分精细。每剥取、清洗一枚吴简，要使用三十余种工具，须经过剥取、粗洗、中洗、精洗、脱色、脱水等多道工序，需时五十分钟，简牍清理人员还必须高度绷紧神经，小心翼翼，不能对吴简上的字迹有任何损伤。长沙市*物文**考古研究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九九八年九月，部分已清洗的吴简曾出现黄斑，一种特殊的菌种「S菌」在吞噬著「国宝」，当时长沙尚无人知晓该如何*制抵**这种特殊菌种的肆虐。中国*物文**研究所专家闻讯赶赴长沙，经过反覆试验，最终采取注入「霉敌」，并采取塑料袋盛药水的方法，使袋内竹简与外部空气隔离，以及在库房内安置红外线等方法，彻底战胜了「S菌」，保障了三国吴简的安全。
据考古专家介绍，因为吴简出土的时候是「湿简」，出土后脱离了原先潮湿的环境，如果要长久保存，必需采取「在脱水后保存」法对其进行清理保护，但当时这种方法并不完善。为此，国家*物文**局调集全国*物文**保护专家联合攻关，经过反覆试验，制定出了周密的科技保护、整理、研究方案，其科技含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水平。目前，十四万枚竹简的清洗保护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即将开展简牍的脱水工作。对于这批简牍保存传世来说，已取得基础性的重大成果。
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出土，曾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岚清李**副总理为此作了专门批示：吴简要作为国宝级*物文**对待。国家、省、市三级财政用于吴简的发掘、保护、整理以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先后的投入将达到上亿元人民币。简出土至今五年多，此期间考古科研人员对这批简牍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有关部门计划将所有出土简牍上的文字内容及实物照片整理成册，编辑出版。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上、下卷已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九八年五月开始编撰的第二部《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一》，目前已进入后期校勘阶段，预计全卷（分为三册，一册释文，二册图版）可望出版。以后计划每两年出一部，到二○一二年左右全部出齐。与此同时，于二○○○年六月九日正式动工兴建的长沙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博物馆）已进入后期扫尾工程。这座投资六千多万元的全国首家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一楼为保护库房；二楼为展示厅；三楼为简牍研究中心。
为什么小小的简牍能吸引国内外这么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一是简牍之中所含括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另一个方面，因简牍出土而产生的大量谜团，还有待专家学者去破解。给人们留下的最大悬念是，十四万枚简牍为何会如此集中地掩埋在一口距地表约九米深的枯井中？
一种意见认为，从简牍埋放的形式看，可能与三国末年的战争有关。西晋初年，司马炎举兵伐吴，兵临吴国都城建业，吴主孙皓投降。此时的吴国上下，人心惶惶，地处偏远的长沙郡官员有意将这些竹简埋藏起来，以图东山再起。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按照古代档案的管理制度，对于早期的、过时的一般性档案，若干年后便要进行处理，居延及敦煌汉简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现象，不少残简被当作柴薪，残留在灰烬中，或沾满粪便，弃于厕中。因此，将简牍埋入井中极有可能是吴国长沙郡官员对早期文书的一种处理方式。
而一个最具故事性也最为众多专家所认同的说法是认为这批埋藏的竹简与东吴政权发生在二百三十八年的诛杀吕壹事件有关。吕壹是东吴的中书校事。犹如众所周知的「克格勃」头子。孙权的政治是*政暴**，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劳役）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吕壹成了孙权的心腹。他凭借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众大臣相继向孙权参劾。结果终成刀下之鬼。
长沙郡的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文献主司，面对最高主管吕壹被杀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将这些文书档案集中掩埋于郡府废弃的井窖中，无疑是应付国内事变最为高明、稳妥的做法。他大概不会想到，一千七百多年后，这批简牍文献，竟奉献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文献「博物馆」。汉代发明了造纸术，简牍书写渐少。但为何在两百多年后，吴国还用数量如此之大的简牍呢？*物文**专家胡继高推测，这可能是纸张当时还没能完全取代竹简，也可能是吴国用纸的积极性不高所致。
简牍背后，像这样的谜团还有许多，难怪有专家说：破解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的内容及疑点，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光。
二〇〇一年八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来自国内、国际简牍学界的领衔人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北京大学裘锡圭、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许多专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三国吴简的研究成果。现在国内外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三国吴简」，除长沙市*物文**考古研究所外，日本有「长沙吴简研究会」，日本京都大学有「三国吴简研讨班」，有这些专门研究机构与学术团校的涉足，预示著「三国吴简」将成为一门类似于「甲骨学」、「敦煌学」一样的新兴国际显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牍专家谢桂华说：「『三国吴简』肯定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简帛学学科」。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部分高校设立了该学科的研究生点。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建出版物
讲究世界，先研究中国；研究中国，先研究湖南；研究湖南，先研究长沙；研究长沙先研究长沙的千古宝藏。看懂了长沙的千古宝藏，就可以看懂长沙；看懂了长沙，才能看懂湖南；读懂了湖南，才读懂中国；读懂了中国，才能读懂世界。
本文作者：唐伯龙 前面已经发布了《世界首都——中国湖南》（1）至（38）篇，这里是第（39）篇。后面还有第（40）篇……敬请关注，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