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陆九渊评论王安石其人、其事及其世,所依据的根本,乃是他在《祠记》开篇所梳理,并作为依据的自唐虞至孟子的儒家道统。

陆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开篇,追溯至唐虞之世,论述唐虞—夏商—周—汉以及降的儒家道统:“唐虞三代之时,道行乎天下”,至于夏商,“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代以后,儒家道统不继,“迹熄泽竭”,孔子与孟子虽然力图恢复,但“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着为之藐然。”儒家道统“不绝如线,为足以喻思道之微也。”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陆九渊特别提到了东周末至汉初,行于世的是道教思想的,并大略概括和批判了其思想内容特点、发展历史及产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等。是有其深意的。“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道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牧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这段出现在文首的文字,正是为王安石学术统系下的一个判断。

陆九渊赞赏王安石的人格,赞赏其作为儒者、在君臣之际遇中坚持的臣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其实也是借此阐述了自己的君臣观念。曾鲁公认为王安石受宋神宗的知遇之恩,“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陆九渊对此并不赞成,而赞同王安石所言,君臣各尽其道以致义,“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君臣合作,共同致成天下之道,陆九渊认为这种认识才是儒家道统主张的根本所在,极其重大,而为后人所难以体知,“秦汉而下,当涂者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从致君尧舜,君臣各尽其道的政治志向而言,陆九渊高度评价王安石,在陆九渊看来,宋神宗与王安石以尧舜为法,其政治举措和思想主张,上续儒家道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但他又认为,王安石学之不足,“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足以蔽斯义也。”

在陆九渊看来,为政的根本,如前所述,在于为政者的仁心,而非事端之末:“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着,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王安石未能够以此儒家道统路向,内修圣而外成功,他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陆九渊所批评的自周季以来兴于世的道法思想,所谓“《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也由此表述对于儒家道统不振的感叹。

这种不振,不但表现在王安石的阳儒阴道法,还表现在当时士大夫不务修己,心蔽不明,乃至朋*党**偏私,就如陆九渊所指出的,“熙宁排公者,大抵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佑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

总体而论,陆九渊对王安石人格评价是较高的,并以儒家道统为坐标,对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从现实举措和思想根基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推广讨论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和当政群体的思想状况等。陆九渊距离王安石百余年,王安石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引起广泛争议的人物,陆九渊从儒家道统的高度,对王安石,乃至对宋初以来的政治、学术、社会形势等,做出了宏观把握和较为精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