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在用氯仿迷倒了一名商人的妻子之后，医生威廉·潘克斯特和他的团队将一管男性精子用橡胶注射器注入她的阴道。
威廉这么做，是因为这对商人夫妇希望他帮忙解决他们久未怀孕的问题。他用显微镜观察了商人的精子，然后私下里得出结论：商人的精子已经失去活性，永远无法令他的妻子受孕。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威廉在这里做下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在没有提前知会病人的情况下，将注射器内的男性精子替换成他团队内“最魅力四射的”学生的产物。手术成功完成后，他过了一段时间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商人——而出于某些基于时代背景的傲慢与偏见，孩子的母亲甚至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一点。虽然记录中没有记载病人家属的情绪波动，但我们不难想象，知道真相的商人会是何等地暴跳如雷。
这就是史上第一次有完整纪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指导下的手术。在此之前，据说另一位外科医生J·马里恩·西姆斯也做过系统的辅助生殖技术研究，但也据说，他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奴隶，这样他就不用征得对象的同意，能强行在他们身上做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人道、但肯定很不自由的实验。
由此可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诞生之初，就已经身处伦理学的暧昧地带。
因为其强大的实用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200年间逐渐发展起来。一份来自中华医学信息导报的资料显示，2018年，仅中华医学会数据上报系统中的机构数据（几乎占全国有辅助生殖资质的机构的一半）之内，就实施了10万例以上的人工授精治疗，共因此助生婴儿20.4万人，对一心“接好孕”的备孕期夫妇而言，辅助生殖技术确是种相当大的助力。
但围绕辅助生殖技术的争议，在200年间从未停止。1938年，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在《珍闻》杂志上，对当下如火如荼的“试管婴儿”概念发起猛烈抨击，其义愤程度不亚于当代抖音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意见领袖。她显然将试管婴儿技术幻想成完全用化学方法捏造而出的新生命，并基于这个前提叩问研究者：“化学婴儿……这些究竟是什么生物？”
我们现在知道，试管婴儿不过是诸多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种。医生从受术者身上取走卵子，再准备好受术者配偶的精子，在体外受精后培养一段时间，再将它移植到受术者体内。为了达成以上的目的，我们目前采取了很多种手段：把精子和卵子放进同个容器，让他们自己“玩到一起”，或是通过各种方式把精子打进卵子体内，促进这两个害羞细胞之间的交流。
但无论是何种手段，试管婴儿其实并不是在试管里长大的，那些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担忧“鲜活的人类组织在试管中生长”和“我们即将迈入批量制造人类的时代”之类的叩问，也因此带上了一些讽刺意味。
如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仍在持续地为人类的生育问题提供帮助。不过，鉴于其在伦理学仍存在不明晰的地带，它需要被置于严格的管控之下。在我国，不论是本文此前提到的人工授精技术，还是同时开展中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和人类精子库技术，都需要经过严格审批之后，才能获得开展技术服务的资质。
这或许正是人类对待新技术的正确态度：不要恐惧，但也不能放下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