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出生于1930年，浙江宁波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8月被政府选派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留学苏联回国后，江平进入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承担民商法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讲台，率先开设了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1983年至1990年，江平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务。1988年春天，江平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接着又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至1992年，江平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95年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同年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2001年10月12日，江平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不仅是著名的法学思想家，更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参与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专家起草小组组长，是《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出版有《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论》等教材和著作。
此外，江平发表过《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民法典》等一批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江平所题写的“法治天下”这四个大字，至今还矗立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这是他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作者 |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北*法大**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来源 |《中国律师》2011年04月
2010年，法律出版社推出了由陈夏红博士整理、江平教授口述的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以下简称《自述》)。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江平和中国当代法学的兴起。中国当代法学的兴起与复兴，江平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一个人的法学史，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法学史结合到如此水乳交融、丝丝入扣的程度，无论如何，都是一段极其罕见的历史际遇。
按照主流的观点，“当代”是指1949年以来的时代。按照这样的历史分段，“中国当代法学”即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法学（指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学，下同）。在这种特定时空条件下萌生的法学，与此前的法学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裂——它既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法学，更迥异于传统中国的律学。这种已经延伸了60年的中国当代法学是如何兴起的？如何演进到今天？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它的特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借助于这本《自述》来回答。
在《自述》的第68页，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1951年7月6日，高等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6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长首**亲自签宇负责’。我们这批派到苏联留学的 学生共300多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派学生去苏联。我很快得到通知，派我去学的是法律。我对法律一窍不通，而且也没有兴趣，体育分会的同志们鼓励我去学体育，我也赞成。他们也按照组织系统往上报，请求改变我的专业方向，但那时候一切都按计划，没有个人志愿，计划中没有‘体育’一项，也就作罢了。”
这段话表明，中国当代法学是在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孕育起来的。第一个因素，是新政府的主导与规划。高等教育部通过发布紧急指示，选拔了中国当代法学的第一代学习者和研究者。而且，“一切都按计划，没有个人志愿”，这样的选拔机制本身就表明，谁去学习法学，学习什么样的法学，到哪里去学习法学，都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取决于组织上的安排，日后影响深远的国家主义法学观，在这个环节，已经露出了它最初的端倪。第二个因素，是苏联法学的支配性影响。“我们去苏联是学习革命的法律，中国的旧法已经完全被废除，旧法体系也被‘打烂’，旧法的思，想更不能继承”。这就意味着，另起炉灶的中国当代法学，要完全抛弃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及其思想学说，要把自己的思想学说坚定不移地“挂在苏联法学的火车头上”。
1956年，江平结束了留苏生涯，回到中国，也把取自苏联的法学“火种”带回了中国。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批法学“火种”的携带者，也就是培育新的中国法学的“母机”——“派去苏联之前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做‘母机’培养的，我们也有了心理准备，回国后要去做‘母机’的。要做‘母机’当然是去高等学校。毕业前使馆教育处也征求本人的意见，我也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这段话意味着，以江平为代表的这批留学苏联的法学人才，构成了中国当代法学的根红苗正的“第一代”，要充当中国新法学的“孵化器”。
然而，这批法学种子刚刚种植在中国新建的法学院校里，1957年的整风运动就开始了。5月31日，江平写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7月，就被认定为“*派右**”。从此，江平接受批判，开始了20多年“夹着尾巴做人”的艰难岁月。其间，新婚妻子因为政治原因被迫劳燕分飞；没日没夜地在梯田里超强度劳动；从山上的梯田下到铁路上拿纲丝，又被火车压倒，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弄残了我的一条腿，更是将我从地狱抛入了它的最底层”；在后八家的一间小土房里，又差点被煤气熏死…… 事后回想，“‘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
从1975年至1976年，20年间，既是江平的人生低谷，何尝又不是中国当代法学的低谷？当江平被抛入“最底层”的时候，中国当代法学也是一片空白，一片荒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谢怀拭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于是被打成“*派右**”，发配到*疆新**劳教，一去就是21年。见一叶而知天下秋，作为法学家的谢怀拭被劳教、作为法学殿堂的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就是中国当代法学在那20年间的真实写照。
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复校；11月，江平也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12月，他接到了对他“*派右**” 问题的“改正结论”。“接到这个改正结论后，我的第一个表示，就是申请入*党**”。那年，江平已经48岁。就在这个时候，充满希望的未来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生活开始微笑：申诉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提升了工资；担任了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开出了罗马法、西方民商法方面的课程；1982年，出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和稍后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1988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这两个职务，标志着江平的法学人生已经走上了顶峰。
江平“归队”之后的这10年，既是他个人法学事业风生水起的10年，也是中国当代法学迅速爬升的10年。爬升的核心标志，就是新一代法学学者的迅速成长。当今中国处于中流砥柱地位的法学家，大多数都是江平归队之后新召进来的大学生。“七七、七八、七九”等前后几届的法科学生，正是在江平他们的培养之下，成为了中国当代法学的一个著名“品牌”，中国当代法学，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江平参加世界罗马法大会，与第二罗马大学合作，成立罗马法研究中心，推动“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他推动比较法的研究，与安守廉、爱德华、柯恩密切交往，主持“外国法律文库”和“美国法律文库” 在诸如此类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苏联和苏联法学的痕迹，这就意味着，苏联法学的影响已经全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欧美法学。50年代留学苏联、学习苏联法学的江平，8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欧美法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言人。中国当代法学，已经走出了苏联法学主导的格局，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法学托勒密体系”（详见喻中：“走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读书》2009 年第1期）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现在，走过了60年历程的中国 当代法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5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大致有5年或6年。其间，中国的 主流法学几乎就是用汉语来表达的苏联法学。这个阶段，中国法学界仰望的法学圣地在莫斯科，此时的江平恰好就置身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构成了中国当代法学的第二阶段，大致经历了20年左右，这个时期，中国法学处于断流状态，此时的江平顶着“*派右**”的帽子，在黑山白水之间颠沛流离，几经不测之险。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法学的第三阶段。在这个“新时期”，中国当代法学迎来了它生机勃勃的繁荣和发展，此时的江平，也随之迈进了自己的法学春天，并成为了这个时期最耀眼的法学名家。甚至直到今日，年届八旬的江平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依然在指导博士生，依然在“为法治呐喊”，依然活跃在中国当代法学的核心地带，依然是中国当代法学的灵魂人物。
在中国当代法学的每一个阶段，江平都处于法学璇涡的中心。留学苏联，从苏联搬回法学的火种，既标志着中国当代法学的萌生，同时也谱写了江平华彩人生的第一乐章。从“反右”到“*革文**”，在中国当代法学的断流期，江平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书写了以“悲怆”为主题的第二乐章。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当代法学的复兴与繁荣，江平的法学人生也随之升至高潮，从而写出了以“绚丽”为主题的第三乐章。可见，即使在写实的意义上，江平与中国当代法学也是同呼吸、共兴衰，江平的沉浮史就是中国当代法学的枯荣史。因此，这本题为“沉浮与枯荣”的《自述》，既是江平一个人的法学史，也是中国当代法学的历史；透过这本“八十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法学蜕蜕而来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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